反兴奋剂：无法取胜的战争

　　雅典奥运会会“干净”吗？

　　□本报驻京记者　李虎军

　　兴奋剂的制造者可能总会比检测者领先一步。有经验的化学家或许只需要花上一两周就可以对某种药物的化学结构进行改造，从而使其难以被检测出来。

　　　　疑云与亮点

　　与百年前的奥运不同的是，如今的奥运赛场内外多了一种角逐：兴奋剂与反兴奋剂。雅典奥运会组委会早已承诺，将把本届奥运会办成一届“干净”的奥运会。要做到这一点，拥有先进的兴奋剂检测技术是至关重要的。

　　本届奥运会开幕之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主席庞德被媒体多次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本届奥运会是否将开始对人类生长激素(hGH)进行检测？8月12日，庞德终于宣布，本届奥运会上将着手检测hGH，但测试参数仍需保密，以免给人可乘之机。

　　hGH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违禁药物，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检验手段，少数运动员在服用时可以说是有恃无恐。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亚洲运动医学联合会兴奋剂委员会主席张长久告诉本报记者，hGH属于肽类激素，分子量大，体内停留的时间较短，给检测带来了困难，国际上近年来投入了大量财力进行相关研究，如果hGH检测的问题解决了，无疑是兴奋剂检测中的一大亮点。

　　但是，即使hGH检测的问题确实解决了，兴奋剂检测者与滥用者之间的角逐并没有结束。而据8月4日英国《自然》杂志，英国反兴奋剂机构的科学顾问詹姆斯(Vivian　James)甚至称其为一场可能永远无法取胜的战争。事实也是如此，在本届奥运会上，已有多名选手在药检中落马。

　　THG的故事

　　“有经验的化学家或许只需要花上一两周就可以对某种药物的化学结构进行改造，从而使其难以被检测出来。”詹姆斯说。相比之下，要确定化学结构改变是否影响药物的有效性要困难得多。但不管怎样，他承认，兴奋剂的制造者可能总会比检测者领先一步。

　　THG的故事，大概是对詹姆斯此言的最好印证。据7月30日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去年6月，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奥林匹克分析实验室主任凯特林(Don　Catlin)博士收到了一支有残余物的注射器。提供注射器的是一位田径教练，该教练对美国反兴奋剂局称，注射器中的液体是一种专门设计出来的、现有手段无法检测的兴奋剂，建议对其进行仔细分析。

　　几个星期后，凯特林及其同事确定出了这种残余物的身份：它是对已知的两种类固醇(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的gestrinone和兽医上用的trenbolone)进行改造后的新化学物质，即tetrahydrogestrinone(THG)。

　　此后，检测THG的方法被开发出来，并在确认英国短跑名将钱伯斯涉嫌服用兴奋剂一案中派上了用场。钱伯斯曾说，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了美国加州BALCO营养中心提供的补充剂。去年8月，钱伯斯的THG检测呈阳性。今年2月，英国田径组织宣布对钱伯斯作出禁赛两年的处罚，这位男子百米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也因此被挡在了雅典奥运赛场之外。

　　据张长久介绍，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也很快掌握了THG的检测方法，目前尚未在国内运动员中发现服用者。但在国外，除钱伯斯之外，美国的“女飞人”怀特等多位知名和不知名的运动员相继被查出服用THG。今年2月，研制THG的BALCO营养中心，以及怀特和钱伯斯的教练科尔切姆尼等人被旧金山联邦法院提出起诉。

　　成功“捕获”THG使凯特林成了一位反兴奋剂的英雄人物，他却似乎兴奋不起来。如果不是那位田径教练的告密，THG什么时候被检测出来尚未可知。不仅如此，凯特林说，“THG的故事告诉我们，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在为运动员研制新的兴奋剂。”而对现有药物进行设计和改造有无数种可能性，兴奋剂检测者显然是防不胜防。

　　1968年，奥运会首次引进兴奋剂检测时，禁药名单上大约有20种药物。如今，这个名单上已经有150多种药物，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而未被发现的兴奋剂数量可能更多，THG不过是冰山一角，正如詹姆斯所说，“我们不知道到底已经出现了多少种设计药物。”

　　基因兴奋剂

　　比THG更令人忧虑的，是“基因兴奋剂”的概念。

　　伦敦大学的戈德斯平克(Geoffrey　Goldspink)和杨士玉博士等人正在从事基因治疗方面的研究工作。早在1996年，他们就克隆出了生长因子IGF-I的一种异构体MGF，并将其用于基因治疗。这样的生长因子可以增加肌肉的数量和增强肌肉的力量。例如，研究人员将MGF基因注入老鼠体内，数周后发现老鼠的肌肉数量增加了25%。

　　毕业于西北农业大学的杨士玉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希望该方法将来可用于治疗肌肉系统疾病，如多见于儿童、患者很少活到20多岁的杜显型肌肉萎缩症(DMD)。但是，他们以及一些国际同行的研究工作已经引起了反兴奋剂机构的高度注意，后者担心有人利用基因治疗的办法去制造基因兴奋剂。

　　杨士玉说，他们的研究团队不会参与任何有关基因兴奋剂的研制工作，但不能排除有人利用相关研究结果从事基因兴奋剂开发的可能性。他认为，从技术的角度讲，在5到10年之内，基因兴奋剂有可能得到大规模应用。而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早在4年多以前就幻想起了若干年后奥运会上可能发生的情景：一些选手注射了基因兴奋剂，举重选手的手臂肌肉和短跑选手的大腿肌肉变得格外强壮，世界记录不断被刷新。

　　如果真的有人使用基因兴奋剂，利用现有技术是难以检测出来的。IGF-I一类的基因在血液和尿液中是检测不出来的。进行肌肉组织切片检测？可是，兴奋剂检测者难道可以要求运动员在大赛之前贡献出一点肌肉吗？当然，杨士玉相信，由于基因疗法中的基因表达与天然基因表达存在差别，科学家们最终是可能开发出基因兴奋剂检测手段的。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据说，在体育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查得出的叫兴奋剂，查不出的叫高科技”。

　　但张长久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批评：“在科学家发现某种兴奋剂的检测手段之前，服用者可能占一段时间的‘便宜’，一旦发现了检测手段，这个‘便宜’就占不了了。”

　　而且，兴奋剂对运动员的身体是有危害的。例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称，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可导致某些危害健康的严重风险，如造成血液粘稠、使心脏负荷过高并增加血凝块、中风、心脏病发作及死亡的机会。1980年代，有十多名荷兰和比利时自行车选手的心脏猝死就被怀疑与服用EPO有关。

　　但是，各种利益的诱惑仍然使一些运动员，甚至是机构铤而走险，中国也出现了一系列兴奋剂事件。2002年8月16日，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在沈阳市体育运动学校现场查获该校有组织地由校医给数十名青少年运动员集体注射违禁药物，同时查获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和人类生长激素(hGH)等大量违禁药物。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反兴奋剂动态》编辑部为此发表评论说，使用国际流行的EPO和hGH等禁药，需要掌握较多的科学和医学知识，属于“高新技术手段”。而我国现役成年运动员从小参加训练，影响了文化学习，文化水平相对偏低，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受人指使、教唆或蒙蔽，并有教练或队医参与使用。

　　深受兴奋剂之害的中国体育，明显加大了反兴奋剂的力度。例如，今年1月13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发布《反兴奋剂条例》，自3月1日起实施。《南京日报》发表评论，称该条例更能对那些铤而走险的相关人员起到威慑作用，这样，有关“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至少应当4年内不得从事体育运动的管理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公开通报批评。

　　雅典奥运会之后，人们的目光将转移到北京。而如何在技术上保证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为一届远离兴奋剂的奥运会，则成了张长久及其在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的同事们所关心的问题。

　　张长久表示，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已经从国家有关部门获得资助，计划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出现一些“亮点”，解决一些国际上没有解决的兴奋剂检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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