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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坚
据8月22日《新京报》报道，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天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做出规定，要求用人单位不得擅自或任意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每日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小时。
严禁“超时加班”无疑是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可严禁“超时加班”是否真得人心，令人生疑。因为一项政令出台，除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外，主要是维护与政令相关各方的利益，尤其是弱者的利益。企业和职工作为与加班有直接利益联系的双方，按说在一般情况下，企业和职工总有一方会从严禁“超时加班”措施的实施中获得益处。但是，已对“超时加班”实行严管的深圳，有关劳动部门在查处超时加班的企业时，却两头不讨好。企业管理者认为：“如果严格按《劳动法》办事，企业赚不到钱。”而受到劳动执法保护的许多劳动者也说，只要老板给工钱，他们宁愿加班，因为“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7月19日《中国青年报》)
企业反对严禁“超时加班”可以理解，因为这项措施会减少企业利润。关键是，为什么工人也不赞成该措施出台？一位打工者给了个答案，他说：他的月工资底薪只有600元(深圳市政府规定工人最低工资为590元)，但月收入能拿到1200元左右，另外600元靠的就是加班。因此，“只要给钱，我们愿意加班”。其实，现在外来打工者工资过低已是一个普遍问题，8月20日《羊城晚报》就曾报道，“民工工资10年原地踏步”。所以，工资过低是严禁“超时加班”实施的最大障碍。
尽管低工资现象与我国大量存在剩余劳动力有关，但政府在解决低工资问题上的偏差，以及各地法定最低工资额度偏低，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据统计，近10年来，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5倍。而以天津为例，天津市1994年开始实行最低工资标准为210元，9年间经过8次调整到现在的每月530元，仅增加1.5倍。最低工资往往是外来打工者工资的参考，由此可见他们工资水平之低。此中原因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担心，若把最低工资数额定高一点，会造成资本抽逃，不利于当地经济增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低工资政策是政府与企业达成的一种妥协，而劳工利益则成为被牺牲的一方。
现在的问题是，尽管加班不符合工人的利益，但为了收入多一点，许多人宁可忍受哪怕是非人道的加班，而反对严禁“超时加班”。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解决低工资问题，解决的方案也许可以从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入手，或者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水平与国内平均工资水平同步增长的政策，以解决一些工人主观上愿意加班的问题。只有在此前提下，严禁“超时加班”方能贯彻实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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