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

　　谷书堂　赵农　宁咏

　　当人们对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普遍认同的时候，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却已经摆在了经济学者的面前。由于观念、习惯、以及知识积淀的不同，中国经济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因此，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实现认识上的统一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认为，这种统一的基础与契机，是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普遍理解与认同。这样，经济学 之如何作为科学就自然地成为本文展开分析的关键环节。

　　一、经济学的科学性与致用性

　　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一门关于资源配置及其效率的致用之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至少应具备这样三种性质——可检验性、逻辑一致性与可积累性。

　　根据科学哲学的原理，科学有别于巫术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满足可检验性。科学的可检验性，不仅要求用经验事实验证理论的结论，而且要求针对理论的逻辑加以检验。显然，一种能够满足可检验性的理论必须首先具备相应的前提与假设。从某种意义上说，缺乏假设条件的理论无论在经验上抑或在逻辑上均无法得到检验；因为对此人们不可能做出“相符”与“不符”、“对”与“错”的明确判断。从科学的意义上讲，并不存在无所不包、无所不适的绝对真理。任何科学的理论，其结论只有在相应的前提假定下才能成立，而且随着假设条件的变动，相同变量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改变.其结论自然也就有所不同。科学理论正是随着前提假设的变动以及分析工具的改进而不断演进和发展的。如果某种理论自称对于事物已穷尽了认识，则只能证明这种理论并非是真正的科学。同时应当指出，科学理论的可检验性，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关于理论结论的经验证实，而且应当将它视为具有可被逻辑检验的属性。假如某种理论在逻辑正确的前提下而其结论与经验事实不相符合，仅靠这一事实本身尚不足以证明该理论的非科学性。经济学家或许正是利用这个契机将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推向前进的。

　　逻辑一致性是科学的经济理论的重要特征。当某种经济理论的结论与经验观察不相符合时，人们自然要对以下两个问题作出判断：(1)假设条件是否远离现实；(2)理论逻辑的一致性是否遭到破坏。如果问题仅仅出在前者，则理论的科学性尚未被充分证明己丧失；只要针对假设条件作出相应的修正，结论与事实之间的矛盾便可得以化解。反之，假如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未能得到实现.该理论的科学性就应受到怀疑乃至否定。经济理论的逻辑一致性的获得，必须满足下列若干条件：(1)概念的界定要清楚；(2)基本理论和原理的应用要准确；(3)文献的引用要恰当；(4)概念的涵义要前后保持一致；(5)推理要正确；(6)表述要规范。假如其中任何一项条件不能得到保证，则理论的科学性就应受到质疑。一般说来，数学模型的应用能够较好地满足上述条件，因而能够较好地证明和显示理论逻辑的一致性。而这正是现代经济学普遍使用数学工具的重要理由之所在。

　　经济理论科学性的另一特性是可积累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具备可检验性与逻辑一致性条件下经济理论所呈现的必然特点。可积累性具体表现为经济理论可被引用与发展的特性。某种严格假定下逻辑一致的新理论一经提出，便可成为一种知识而加以应用。当我们在注释中标明某人某作品的时候，不仅证明了前人的贡献，而且同时说明了重复研究的无谓。更重要的是，某种理论一旦被接受而成为“公共物品”，它便注定了自身要被超越与发展的命运。这种发展并非表现为理论结论的简单否定与贬斥，而是反映在发展了的理论所涵盖的原有理沦的某些成份。这样，科学理论的可积累性无疑再现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场景。

　　经济理论的致用性可以表现为两类社会功效——一类是直接的社会功效，另一类是间接的社会功效。直接的社会功效就是经济理论对社会经济现象所具有的解释、预测与评价的功能。某种经济事物的客现存在必然会植根于一定经济变量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事物内部的本质关系只有通过必要的抽象才能加以把握。而正是科学的经济理论才能为此提供某种可能。一般说来，在逻辑一致性的前提下，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取决于假定的设置与变量的确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假定越贴近于现实，理论的解释力与预测性就越强。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假定越具体，则理论的适用性就越窄。此即所谓强假定导致弱定理。理论间接的社会功效，是它对于人们的认识水平以及科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人们之所以需要经济理论，一方面是因为它能揭示经验观察无法导出的经济关系实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可以为人们观察与分析经济现象时提供相应的认知基础、思维角度与逻辑框架。有了经济理论，人们将会节省思维的时间与精力，并提高思维取向的准确性与效率。因此，某种理论可以因假定条件的历史性局限而暂时丧失直接的社会功效，但它的间接社会功效——理论价值却不应由此而予以低估。所以，我们必须从总的社会功效视角来理解科学理论的致用性。假如单纯以理论的直接社会功效为尺度，就有可能滑入狭隘的实用主义的泥潭。历史事实表明：在实用理性的支配下，技术性知识往往易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科学性理论则易被人们冷落。从长远的观点考察，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技术发展的停滞(因为缺乏科学理论的支撑)。因此，历史的教训应当而且必须借鉴。

　　二、关于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批判的逻辑

　　前文指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具有可检验性、逻辑一致性和可积累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也为理论的批判与发展开辟了道路。作为公理化的逻辑体系，经济学具有假设——推理——结论的逻辑结构。它的可检验性，就是指人们可以根据经验事实对其假说进行检验。尽管这种检验不能证实理论，因为人们不能根据结论的正确推导出假设和推理的正确；同时人们也不能根据事实与理论不符而去否定理论——因为理论的前提假设可能与现实不一致，但这并不足以否定理论本身的正确性。尽管如此，经济学的可检验性还是在不停地推动着经济学的发展。作为一门实证的科学，经济学总是要对客观现实做出解释。如果经验事实与理论假设不相符合，经济学家就必须重新审视经济理论：修改假设或者加入新的解释变量，从而使理论与现实相符合。这种重新审视的过程往往就是经济学发展的过程。在经济学家重新审视经济理论的过程中，经济学的另一个特征——逻辑一致性也在促进着经济学理论的修正与发展，因为当人们加入新的变量或者修改假设去解释现实时，必须保持经济理论的逻辑一致性。事实上，许多经验结论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逻辑悖论，从而经济学家就可以通过发现和解决逻辑悖论促进经济学的发展。因此，经济学本身所具备的特征也就同时规定了理论批判的逻辑：通过经验事实的积累找出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促使经济学家对现实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这一过程中“制造”出的逻辑悖论又给经济学家进行进辑批判创造了机会。如果随着经验事实的积累，一种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性离得越来越远，信奉它的经济学家也就不得不对理论重新进行修正和拓展。如果这一过程中存在许多逻辑悖论，并且当这些逻辑悖论已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就可能对这种理论失去信心，从而去创造另一种理论来替代它。

　　如果我们将西方经济学在此定义为以新古典和新古典综合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则这种经济学也应该在上述的批判逻辑下接受批判。事实上，这种批判早巳在进行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资本理论的“两个剑桥之争”。斯拉法、罗宾逊等英国剑桥经济学家发现了技术再转辙这一与新古典理论相悖的反例，并且通过逻辑的推演发现了新古典的资本理论只能在单一产品的假设下才能成立，一旦扩展到多个产品模型就会出现逻辑上的矛盾。事实上.新古典资本理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它的初始假设中没有考虑相对价格(反映着收入分配或利益矛盾)，而在多个产品模型中，相对价格是无法忽略的，因此这种理论必然会出现逻辑矛盾。但是，尽管出现了这样的逻辑矛盾，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原因可能在于经验事实和逻辑矛盾的积累还没有达到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它的信心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就处于一种不利的境况：一方面由于经验事实和逻辑矛盾的积累尚不足以动摇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它必会利用主流地位向人们宣传和灌输其经济理论，从而影响人们的思路和视野，最终影响到对它的批判。①从这种意义上说，对新古典经济学保持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也许会对经济学的发展更有益处。事实上，这也正是人们对于任何居于主流地位的理论所应该保持的态度。

　　近些年来，针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的状况，一些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做出了批判。这些批判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上的，其内容主要包括：西方经济学只是对市场经济运行中表层现象的概括和总结，属于庸俗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的国情相差甚远，因此，不能用它来解释和指导我们的实践等等。

　　事实上，任何经济理论都只能从某一侧面对经济现象进行抽象和概括，所不同的只是有些理论抽象和概括的是经济运行中较为本质的东西，而另一些则只停留在对非本质现象的抽象概括。然而对经济理论的批判并不能通过只指出某一理论是对经济运行中表层现象的抽象来完成，因为任何抽象都是依据直觉和经验完成的，这种逻辑跳跃的特性决定了既不能通过经验事实，也不能通过逻辑推理完成对它的批判，抽象本身是不足构成理论批判的内容的。虽然西方经济学有可能只是反映了市场经济表层特征的“庸俗经济学”，但是对它的批判却不能通过只论证它的“庸俗性”来实现，而必须借助于经验事实和逻辑推理对其假说和逻辑过程进行批判。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质”，也许有助于人们发现经济理论与经验事实的本质之间的差距，并且揭露出经济理论中的逻辑矛盾，但这一认识本身并不能构成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因为任何直觉、悟性和经验都不足以作为理论批判的依据。

　　由于经济理论是对经济现象的概括与抽象，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假设上。经济理论的抽象性，决定了它的前提假设往往会与具体的经验事实不完全一致。经济学可以通过修改假设，引入新的变量使经济理论与事实相符或基本相符，而这也正是应用经济学要做的工作。从这种意义上讲，西方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和理论背景与中国的实际不相符合并不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修改假设来解释中国的现象。这是任何理论在实际应用中都必须要做的一件工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解释中国现实时也同样需要这一过程。因此，指出西方经济学的假设、背景与中国现实不符，同样地也并不能构成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真正的理论批判还必须依赖于经验事实和逻辑矛盾的积果。

　　以上我们指出了对西方经济学批判中存在的误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而只是说要冷静地寻找理论批判应该遵循的逻辑规则。如果忽视这一点，就很可能妨碍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演进与发展，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学在方法沦上的倒退。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发展的途径

　　在任何时点上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可能是绝对真理，因为科学总是要向前发展的。科学发展的必然性本身就隐含在科学的规定性之中。可检验性——对于理论通过经验相逻辑上的检验，既是科学批判的基础、也是科学发展的起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也毫不例外地要接受这种检验。经验检验不外乎有两种结果：一是理论的结论(或者理论所给出的可检验的命题)被现存的所有事例所验证(证明)；二是它被经验事实所证伪。仅由经验事实所验证的情形，并不能在逻辑上必然导出该理论能被证实的结论。人们迟早总能够发现与理论的结论相背离的事例，只不过上述的经验验证却提示人们：被验证的理论或许在该时点上最接近于所要寻找的“真理”，可以较为放心地应用它。然而，上述情形——即使它确实反映出这种理论是符合科学的，也与科学的发展无关。第二种情形——理论的结论被经验事实所证伪，却恰恰是科学发展的先声。人们正是在这种证伪的基础上，才能发现新的问题，并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科学能够被证伪、被积累和被发展，不啻是科学之所以被称之为科学的根本所在。

　　作为科学的马克思经典经济理论的部分结论与当今世界的现实存在着一定的距离，那么这也是科学的马克思经济学注定要经受的炼狱。对此我们应当感到坦然；一方面由于它显示出了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则又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某些人可能会采取类似宗教式的虔诚态度对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为科学的理论就应当是永恒的，仿佛唯此才算尽到了“忠诚”和“捍卫”这种理论的责任。对于本文的主题来说，经济学家对某一理论所持的态度或许是无关宏旨的，但是由这种态度所形成的关于科学发展所采用的方法，则是需要讨论的。当现实中发生(哪怕是一次)经验与理论结论不一致的时候，以下两种方法肯定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一种方法是对于事实视而不见，固执地恪守原有理论的“教条”；另一种方法则虽然承认经验检验的结果，但试图通过理论中概念外延的扩大，而将原本相左的经验事实硬纳入并未经过根本的修正与发展的理论的涵盖之中。以上两种方法无疑是对理论检验的逃避。符合科学的正确方法应该是：敢于直面检验的结果，大胆地提出新的假说与理论，并将其置于再次被证伪的风险之中。

　　科学的衰落在于其发展的停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要涵盖其他学术流派，从而在相互替代、相互竞争的各种理论中被人们信服地加以选择和应用，无疑要经过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需要做的是，系统地梳理和检验经典理论中的结论与命题，相应提出新的假说并对它予以检验基础上的科学批判，唯此才能真正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种将原本在—定假设下的经典理论赋予无限解释力的做法，不仅是对科学检验的一种逃避，而且在实际上是对经典理论发展机会的一种葬送；那种简单重复经典理论辞句(而不是通过科学检验)对待新假说的方法，并无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四、经济学的应用与适应中国需要的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学源于经验事实的观察与在此基础上的推论，并最终应用于经济过程之中.这一点注定了它比其他类型的“社会科学”拥有更强的社会功利性。经济学的应用，就是要通过某种方式将经济学的致用性体现出来。当人们用某种理论对经济现象做出解释，对某项政策予以评价，或者用在理论基础上构建的计量模型做一番预测时，至少是已将它视为某种验证了的理论加以使用的。这一事实表明：经济学的应用与赋予经济学家的科学活动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项经济活动，而且这项活动主要应由众多的经济专家来完成。

　　至于经济学家所从事的科学活动则主要包括下述两项内容：一是经济学批判；二是经济理论的构建。经济学批判指的是针对经济学假说(甚至早已“公认”的理论)所进行的经验或逻辑上的检验。经济理论的构建则是指新的假说和模型的提出。显然，经济理论的构建与经济学批判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关系。人们从事经济科学活动的主旨在于不断丰富、完善与发展现有的经济理论。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研究对象的拓展，假设的修正，经济变量的调整等等，以确立起对旧理论产生互补、替代，甚至涵盖作用的新理论。在局部性发展和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以范式变换和工具改进为标志的经济学变革，从而产生出思想认识上的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环境的改善，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引入提供了可能与保证。现代经济学的被直接应用，发端于微观、宏观、与区域经济中所发生的种种问题，并由此引致的政府与公众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核心，就是要寻求经济问题解决的途径与可供选择的政策主张。于是，一种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以现代经济学原理为工具，以政策选择为目标的应用性研究便悄然兴起，并逐渐演化为现象——原因——对策这种颇为固定的“三部曲”式的研究形式，这种形式曾在一个时期内为人们所竞相采用。应该承认，这种形式的研究，使中国的经济运行、经济波动、通货膨胀、经济效益等种种问题似乎可以获得初步的解答，其政策主张也可由此类经济现象的成因分析中简捷地导引出来。

　　但是也应当承认，这种形式的应用性研究毕竟是对原有经济分析中仅对事物“好”“坏”做出价值判断的一种突破。它能够使中国的经济研究从形而上的批判性本质分析逐步转向形而下的实用性分析，然而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研究形式所存在的较为明显的缺陷。首先，在事物的原因与对策分析中，可能会在同一分析框架内应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经济学原理；由于理论之间假设的不同，有可能导致分析框架内部逻辑上的不一致。其次，由于中国的现实与理论假设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这种未经重构的理论的直接应用很容易导致结论上的谬误和政策上的误导。再次，在现象与原因之间通过某种“外生”原理的作用而建立起来的因果联系，而在本质上却无法满足理论科学性的话项条件。总之，“三部曲”式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种套用，因而它不大可能使人们在理论上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提升与发展。如果说它的积极意义体现在中国经济运行的有关资料的积累方面。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构建作为科学的适应中国需要的经济学理论，则不啻将成为进一步深化认识与提高经济学应用能力的内在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透过经验事实，在较为严格的假定前提下，通过理论模型来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由此，中国的经济研究将要、或者开始告别对于现代经济学概念、范畴以及具体原理和结论的简单应用或引用，从而步入现代经济学科学方法的尝试与把握的新阶段。这正是在中国构建与发展经济学的希望所在。

　　我们认为，经济学在中国的构建与发展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方法的科学化。前文已经阐述了科学的规定性，并初步说明了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有所不同，适应中国的经济学在事实上应具有更强的假定性，而且这种假定会随着改革的深化与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动。因此，对这种经济学的具体理论的构建不仅要在较强假定的条件下来完成，而且它的发展主要也须通过证伪基础上假设的修正来进行。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学必将在可证伪的高风险之中得以构建与发展。我们认为，应当坚定地选择这条注定要被证伪的、充满风险的理论构建之路，而不是将中国的经济学装饰为全面的、完善的、能够解释正反面所有经验事实的所谓“理论”及其体系。这是因为，一种不具备可检验与可发展性的理论是无法称之为科学的。所以，必须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逐步扭转片面追求“大框架”、“大体系”、“大引进”等不切实际的倾向，同时克服生搬硬套、东拼西凑等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做法，应该将学术的重点放在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求解上，以致使这些研究能够构成可供积累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

　　2.研究对象的本土化。从中国的经验事实出发建立关于中国经济体制、运行以及发展等方面的经济理论，无疑是中国当代经济学者的天职。这种经济理论的构建应当而且必须体现出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从这些年来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经验和法则，同时在繁杂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中剥离出主要的成分，并逐步完成针对待定对象的经济理论的构建。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体制变革与经济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和可靠保证，因此在诸多的经济问题之中，经济发展无疑处于核心地位。这样，我们便有理由认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些问题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中将势必拥有较大的权重。诚然，在此基础上并不排除更具一般性理论发现的可能性；而且应当肯定，理论的不断升华正是中国经济学者不懈努力的目标。我们知道，理论适用范围的拓展往往取决于前提假设由具体向一般的转变。因此，在具体理论构建的基础上，通过前提假设的进一步梳理和整合以及变量的相应设置和调整，就极有可能创立具有基础地位的适应中国需要的经济学。

　　3.理论来源的多元化。任何理论都无法在没有前人理论的“地基”上构筑起来。所谓“中国的经济学”(而不是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只是针对它的研究对象而言的，它不可能在漠视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前提下凭空“创新”出来。因此适应中国需要的经济学应有自己的理论渊源，而且它不应当仅仅限定在某一学派或者某一学派中的某种流派，因为学派(流派)的不同更多地决定于分析对象、角度以及工具上的差别。所以，理论来源的多元化不仅可以避免适应于中国的经济学可能发生的局限性与片面性，而且可以更好地推动科学的经济学批判的过程。

　　近来，在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我国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等产权的研究以及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行为分析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成果恰恰是在新制度学派的影响下应用博奕论等先进方法和工具并借助于具体的案例分析所取得的。这说明，只要牢牢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在借鉴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来构建与发展适用中国的经济学是完全可行的。(然而，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只有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才能构成中国经济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传统——侧重于利益对抗与矛盾冲突，倡导本质关系的揭示等等，尤其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同样有助于适应于中国的经济学的构建)。有些学者正是将这种传统与现代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较为成功地构筑了公有制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理论。事实表明，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适应于中国的经济学一定能在已有的各种学派的基础上获得新的繁荣与发展。

　　然而必须指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当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从长远着眼于这项宏伟的事业。为此，我们认为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科学的分析方法以及先进的分析工具。只有练就了扎实的经济学基本功，方可在变通中运用于中国的经济学建设。这无疑是一条不证自明的法则。第二，进一步强化经济学家的职能，大力倡导和加强经济学的科学活动。我们应该努力改变业已存在的两种职能、两种活动严重混淆的局面，借以提高中国经济学家与经济专家的配置效率。只有当经济学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分工进一步明晰时，中国的经济学发展才有可能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第三，健全与优化科学活动的评价体系。这一点要求我们正确地区分经济学研究成果与经济学应用成果，力图对经济学家的科学活动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例如，通过文献被引用的状况而不是通过文章的篇数与字数进行评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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