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脚下思“美日现象”

　　赵 晓

　　前日里，在燕山脚下，与朋友应邀参观了浙江吉利集团生产的“美日MR6370A”型轿车。该车发动机采用与夏利2000相同的丰田TA8A-FE发动机、四缸电喷，总排量1.342升，百公里经济耗油不到5升，最高时速可达150公里以上，环保排放达到欧ii型标准，此外，该车在安全性、操控性、外观上也都有不少可取的地方。这样的一款精心设计、打造，适合于中 国国情的经济型乘用车，售价才6.58万，几乎所有的在场者都认为在价格性能比上具有优势。

　　令我赞叹的是，这居然是一个民营企业的产品，而这个企业投身汽车迄今为止只有仅仅四年的时间，在此之前，和轮子打交道的记录只限于摩托车。

　　我想，美日汽车的出现，对于中国汽车业来说可能是个特别重要的事，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为什么这样说？在参观美日汽车之前不久，我去了江苏考察，考察的目的是想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把把脉。众所周知，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长情况不是很理想，如果不是因为政府增发国债，搞国债投资，增长速度实际上早就滑到6%以下去了，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基础落后，必须靠高速增长才能保障就业，赶超发达水平的国家是危险的信号。2000年，经济增长出现恢复性回升，增速是1998年以来最好的一年，在三年中第一次进入了8%以上的通道。但是，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增长态势人们有激烈的争议。学术界有人认为2000年的增长回升意味着经济增长出现了“拐点”，政府方面稍为谨慎一些的说法则是“国民经济出现了重大转机”。但是，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对此不以为然，有人认为2000年的增长情况只是“数据的随机波动”，甚至还有人警告“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长期低迷”，我个人则预测2001“有可能出现滞胀阴影”。所有的这些意见，大多是从需要方面作出的，然而，除了需求方面的分析外，我们有必要同时考察供给方面的情况，了解微观的活力。供给方面的情况不用到处跑，主要看三个龙头省份即广东、江苏、浙江就可以略知。如果这三个省份的经济真的是“出现了重大转机”，正在酝酿着新一轮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宏观经济的回升就会很快，断言宏观经济出现了“拐点”就存在着微观的支撑。至少在前些年的情况是这样。这三个省份的情况又看什么呢？当然是看非国经济，他们都是非国有经济的天下。也就是说，如果这三个地方的非国有经济起来了，那么，全国的经济是真的有可能起来的。

　　遗憾的是，我在江苏的调查并没有带给我太多的信心，江苏的民营企业并没有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而且看不出会在短时期内高速增长的态势，反而令我从中感到一些值得担忧的深层次问题。我这里说的江苏的“民营企业”，其实是由原来乡镇企业改制过来的企业。江苏的乡镇企业改制成就很大，夸张点说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形容，我相信超过了学术界的估计。事实上，就在国有企业苦抓脱困的三年，江苏的乡镇企业改制基本上大功告成，象苏州这样乡镇企业曾经盛极一时的地方，如今98%的乡镇企业都已经改制完毕，也就是说乡镇企业快要绝迹，成为历史了，将来的人再要看乡镇企业只好到西部去才能找到。按理说，江苏的乡镇企业顺利改制后，应该出现体制能量的迅猛释放，出现一轮高速增长，就象中国改革开放后一再体现出来的那样。但我的观察并没有得出这个印象，去年江苏的乡镇企业增长速度的确是有所回升，但完全没有以前那种两位数狂奔的劲头。那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这些改制后本该释放出巨大增长能量的企业的增长呢？我以为政府的管制要负主要责任。具体来说，江苏的乡镇企业虽然产权方面的转制十分成功，但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没有到位。为什么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到位？这与宏观制度环境非常有关系，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允许这些企业投资的领域大多已经饱和，而企业想投资的领域却被政府严格管制，象汽车这样的领域就是这样，政府贴一告示“闲人莫进”，同时高挂免战牌。江苏的春兰集团很早就想搞汽车，但汽车是国家定点生产的，纳入目录管理，不是说搞就能搞的，春此为此很是抱怨了一阵子。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政府的管制，行政性审批也好、行业性垄断也好，已经成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企业技术创新的阻碍，并成为宏观经济难以转好的深层原因。今年以来，国家领导人多次指示，一是减少行政性审批，二是要消除垄断，感觉真是说到了点子上，可能比宏观政策的意义重大的多。

　　笔者曾与张维迎教授谈过管制与放松管制的话题。维迎的许多观点非常有冲击力，譬如他认为，无处不在的管制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障碍，如果能够消除管制，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少能够达到30%。中国经济增长在消除管制后是否真的能够达到30%我不敢说，但是很显然，要中国宏观问题的解决，要让经济增长速度真正地得到提升，不能指望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于需求调节型宏观政策的否定，更多的是要像美国在80年代所花力气的做的那样：放松管制。

　　既然春兰这样赫赫有名的集体性质的企业在进入汽车行业时都困难重重，我那里能够想到私营企业这么快就杀了进来，真是“说曹操，曹操到”。美日的进入与存在，美日今后的发展可不是件闹着玩的事，它这是要分肉呢！而且相信它很快就将成为目前所有国有汽车厂的头号竞争对手，那可不是政府叫“停”就能“停”的。中国的管制与西方原因不同。西方人搞管制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市场在某些方面有毛病，因此需要通过管制克服市场缺陷，其目的仍然是维护市场的良性运转(当然他们现在已不完全这么看了)。但在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政府搞管制与其说是怕市场出市场毛病，不如是说政府有“私心”，怕市场冲了自己的利益。为什么这么说？在中国，政府既是社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的所有者，政府为了维护其所有者的利益，往往会利用其社会管理者的职能来实施管制。因此，政府搞管制，其实是政府多重角色相冲突的必然结果，是政府为维护自身所有者利益的结果。汽车行业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大家都知道我国的汽车业非常落后，效率极差，但是，大部分的汽车厂活的很好，很神气，利润很高，像上海汽车一年的利润几十亿，全国没有几个企业比得上，既是当地的财税的支柱，又是全国的重要支柱。可是，这难道是企业的真水平吗？显然不是，高额利润其实主要是来自垄断的超额利润。那么，为了维护超额利润，政府当然要继续维护垄断(尽管汽车业本来根本就不是一个法定垄断的行业)，实施行业准入、目录管理，不让他人对“禁脔”有非分之想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动引狼入室，让民营企业进入，就象是壮士断腕，或者说作为所有者的政府要自己掐死自己，是很难想象的事。

　　但是，政府改革的步子终于迈了出去，而美日也就成了中国汽车业的第一个吃螃蟹者。

　　我没有水晶球，不想在这里为美日的未来打保票，我甚至不想讨论中国的汽车业是否一定有前途或者没有前途(关于这一问题需要专文论述)。但是，我的确要为政府允许美日这样一个民营企业进入汽车业叫好。我相信，这一制度创新的意义之重大，超过了中国汽车业以往的技术创新。我相信美日是一条真正的鲨鱼，很快将搅动这一池子春水，至少在“经济型轿车”这一细分市场上，我相信美日会有大行动。在过去，虽然汽车厂家多多，但都是政府领导，想打价格战，先得请求，否定乌纱帽不保，但对于鲨鱼美日，它拥有足够的独立性，有道是我不姓“国”我怕谁，价格战不想打也难，价格战打起来要停也难。

　　事实上，美日蓄势已足，有打架的力气和底气。国有汽车厂动辄投资上百亿，雇工数万，据说东北一家仅生产微面的小车厂，却足足养了3万人。美日呢，首期投资不过10亿，雇工目前才1000余人。美日的包袱轻，机制好，效率高，好得连“规模经济”不足暂时都妨碍不了它的发展，阻挡不了它跃跃欲试要“打架”的愿望。过去汽车市场少见价格战，是因为政府不喜欢价格战，是因为手掌手背都是肉，打架后吃亏的都是政府自己，可是老百姓是喜欢价格战的，如果私车真的是中国汽车业的希望，如果私车希望得到最好的服务(如“召回制度”)，那么就需要像美日这样的私企介入。价格战与质量战、服务战事实上没有矛盾，打价格战也并不意味着不能讲究产品的质量。如果美日在“经济型家用轿车”上发难，我相信在外资大举进入国内市场之前，他们会分得很大的一块饼，说不定会长成个大胖子。

　　美日这样做，当然是欺负了国企负担重、冗员多。这似乎不公平，但这又是没有办法的事。过去政府考虑到国企的负担重，给了国企许多优惠政策，但这些政策在加入WTO后，越来越不可能了，像银行优惠政策、行业准入限制等都是这样，到了这个关头，应该是正本清源，另辟蹊径的时候了。我以为，国有企业负担重、冗员多的问题要靠建立社会保障这一根本渠道来解决，也就是说“桥归桥、路归路”，而不能和别的问题搅和在一起，特别是不能以破坏市场秩序、市场公平原则为代价，就像现在这样，到处是管制和行业垄断，这怎么行。这样做的结果，在加入WTO后，我们必输无疑。

　　政府允许美日加入到汽车行业中对于打破行业垄断是好事，但是好事要做到底，有必要完全考虑完全放开这一领域，全世界这么多汽车国家，有那一家限定汽车竞争的，连飞机政府都不经营，更何况汽车。如果政府担心竞争过度，不妨采取划定标杆的办法，即规定一定的规模或投资，达到标杆的才允许进入。但不能有所有制的限制，不能有准入的限制。

　　中国的汽车在50年代曾经起点比日本还要高，还要酷，但结果怎样，到头来根本羞与人相提并论。这里的关键就是产权基础不同、发展战略不同。国有企业受激励所限，在竞争领域不可能做到最好，中国的汽车业也是这样，别看眼下大的汽车厂家都是国字号，但未来中国汽车业的大旗注定还是要民营企业来扛。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纯粹的竞争领域，国有企业最终的命运将是“退出”。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趁着尚未对外国汽车公司完全放开的时机，让国内的民营汽车进入，让他们彼此之间打擂台，那笑到最后的最强的几家不就是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家选手吗？这样一种竞争出高手的做法要把“扶优扶强”，将这艘舢板捆起来开出去充航空母舰的做法肯定要好。

　　国家经贸委办公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 赵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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