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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晓
2003-6-15
最近，新华社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条消息说的是“首席工人”现身上海、工资增两级不搞终身制。据载，上海电力市区供电公司为建设一支一流的技术工人队伍，积
极推进岗位首席制，即在岗位序列中设立“首席岗位”，分别是首席工程师、首席班长、首席作业手。目前，其中有59人已经被聘为首席员工。为了将岗位首席制变成一种长效激励机制，公司将首席制与岗位管理结合起来，将首席制与待遇结合起来，被聘为首席岗位的员工岗位工资在原基础上增加两个岗级，并在培训、使用等方面具有优先权。
消息读毕，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越来越健全了。“首席工人”的做法大概可以算得上一大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扭曲到逐渐完善的过程。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无论是人才的录用、选拔、升迁、进退还是奖惩完全没有市场标准，而是根据长官意志，由长官说了算。那个时候，政治斗争扭曲了人们的脸孔，也扭曲了人们的心灵。虽说领袖语录和高音喇叭中天天喊的是“劳动者”最伟大，但大家心知肚明，那是针对劳动者整体来说的，对于任何一个个体的“劳动者”可不是这样。某一个劳动者要是得罪了领导，那你这一辈子可以说是完了，上天无地，下地无门，永无出头之日。惟一的办法，就是你将领导也整趴下了，让一切推倒重来。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机制只能是一个“政治市场”的斗争机制，人与人之间大量时间和精力被陷于“内耗”中去。劳动力配置极其低效是那些年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增量变革让非国有经济兴起，市场发育和发展又让人力资本变得风光无限。一个人是否有价值，其录用、选拔、升迁、进退和奖惩越来越经受市场的检验，就连一向界律森严的户籍制度也变得松动并日益被打破。这样，到某一个临界点，人们募然发现：市场已开始在中国的劳动力配置中发挥作用，是市场而不是长官越来越为劳动力定价。
现在，中国人大概已经可以在思想上接受：劳动者是否伟大其实不是领导说了算的，而是市场说了算。领导的讲话到头来是空头支票，市场却必定用钞票兑现。
有人一直怀疑中国人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数字有假，惟独香港的张五常先生深信不疑。他观察到，即使是修鞋的中国年轻人，其生产率也比困在田野强了不知道多少倍，而中国大学里英气勃勃的年轻学子，一旦走出校门迈向市场更是足以创造世界上最优秀的增长奇迹。
我佩服五常先生目光如炬。我同样坚信中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才第一次象原子能一样被激发和燃烧起来的。假使做宏观经济计量的话，当可以发现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改进是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所以，当有外国朋友问我，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邓小平给中国人带来的劳动就业的自由。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做个体户”，有了基本的择业与流动的自由，中国人才有胆气去张扬个性、去不羁创造，中国的企业家才有可能在个性与创造的天地上成器，中国的经济才有可能在健康的微观基础上持续增长。
当然，罗马不是一天修成的。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将经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有一段时间，流行好工人提拔当官的做法。另一段时间，则流行知识分子提拔当官的做法。其实，这些也还都是传统“官本位”的反应，仍然是长官而不是市场在给人力资本定价。其结果仍然是扭曲的，我们看到许多人好工人、好知识分子官当不好，自己擅长的专业也日渐荒废。好不尴尬也哉！
这样的情形并未远去。甚至我的一些师友也成为局中人。我尊敬的一位师长据说要当国内最著名大学的副校长了，在别人是赶快跑去祝贺，在我则是在遥远的地方发出一声叹息：可惜了大好人力资源的浪费！
谁说上海人精明但不聪明？相比“学而优则仕”，上海市这一回的做法的的确确称得上更高明的做法。你不是要名誉吗，我给你“首席”得了；你不是要实惠吗，我给你涨工资得了。这些也许还不能完全解决与官员攀比，但至少是一种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的竞争性选择。对于一些真正想热爱自身专业，视当官为畏途的人、却又难舍当官利益的人来说，虽然不能完全摆平，但至少是可以考虑一下了。
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过程。社会学家们认为大致要经历权力社会、金钱社会、学历学会和能力社会几个过程。在权力社会，一切由权力说了算，在金钱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学历社会，文凭的光环掩盖一切。只有到了能力社会，权力也罢，金钱也罢，学历也罢，统统退居二线，唯有能力成为衡量人才的尺度，并给予精确定价。以经济学的眼光来看，从效率最差的权力社会到效率最优的能力社会，其背后展现的正是劳动力市场不断进步和完善的过程。这是因为，以效率为宗旨的劳动力市场禁不起升官的折腾，不能靠贿赂而升级，甚至学历也只是一个略供借鉴的“信号”，对能力的考核与应用才是最终的根本。
目前，“首席工人”的做法仍不多见，许多人追求仍然是一官半职，社会的时髦仍然是追求高学历，其中潜伏的一大危机便是适应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人技术工人已日渐凋零。没有“首席工人”这样的劳动力市场的纠正，没有技术工种工资的大幅上扬，如何能吸引最优秀的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大可进入高等教育的人们的趋之若鹜？
劳动力市场变革最重要的是它能带来的激励机制的变化，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同时也会潜移默化地带来社会风气的变化。考虑这些，我要为“首席工人”的出现叫好，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进步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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