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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一般来说，一个人是不可能自己掐死自己的。但有时候，一个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会舍弃掉身体的某一部分，所谓“壮士断腕”就是这样。
目前政府正大力推动的打破垄断的作法就是类似于“壮士断腕”的一种举动，因为
它必然导致政府对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进行重大调整。
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关键要认清垄断在中国的特殊病根。
什么是垄断？美国天才经济学家曼昆的定义是：如果一个企业是市场上唯一的产品供给者，而且其产品缺乏替代品，就是垄断。我们可以根据这一点，进一步总结出垄断的特点就是“进入障碍”。那么，何以会有“进入障碍”呢？经济学进一步区分出三种来源：一是资源垄断，即关键资源由一家企业掌握后，别人没有办法再进来，象石油、钻石及某些矿场就是这样；二是自然垄断，即某些行业只有一个生产者比同时存在多个生产者更有效率；三是法定垄断，即政府给予一个企业排他性的生产或出售某种产品(劳务)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从法律上排除了竞争的可能。
另外还有一种在竞争过程中，凭借技术、资本、管理等优势在市场中形成的竞争垄断，主要集中在竞争性领域。对于竞争垄断，传统上也看作是垄断的一种，认为它会妨碍竞争、降低效率、阻碍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因而要采取反垄断或管制的政策。但现代经济学“可竞争性”理论认为，有垄断地位并不一定有垄断行为和事实，就象一个人拳头举得老高，却不一定真的打你一样。对于竞争垄断来说，由于该行业进出自由，因此是“可竞争”的，“垄断”企业会因潜在竞争压力而表现得类似竞争者而不是垄断者。这正是西方80年代以来，对大规模的企业合并政策放宽，同时放松管制浪潮一浪接一浪的原因所在。
在当前的中国，真正需要打破的是法定垄断。当前，垄断现象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表现极其恶劣，引起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的关注和议论。我国目前的垄断既存在于某些与国家安全关系密切的领域，如军工、造币、也存在于与国家安全关系并非十分密切的“自然垄断”领域，如电力、铁道、电信、城市供水供汽等，甚至还存在于竞争性领域，如石化、石油、民航、银行、保险、证券、汽车等。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垄断有两大特点：一是主要是建立在政府保护基础上的法定垄断；二是垄断现象广泛地伸展到竞争性领域，通过行政性审批等措施不断地加以维护和强化。
我国的法定垄断如此普遍而突出，根源在于转轨时期政府的多重角色。在我国，政府既是一般的社会管理者，同时又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或代表者，这样两个角色其实是有矛盾的。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的职责应该是维护公平，但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让国有企业赢利，这样政府出于维护国有企业利益的考虑，就会借助于社会管理者的权力施行“法定垄断”，甚至让垄断企业代行部分政府职能。可见，从本质上看，中国的垄断现象是政企不分的表现。
法定垄断具有自我加强的趋势，就象癌细胞一样侵害整个健康肌体。一方面，政府越是保护垄断企业，越是受到这些垄断企业获得的垄断利润的诱惑，这些垄断企业的效益越是增长(如石化、石油、电信等行业)，国家财政对这些企业的依赖越大，对放开其他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将会产生的负作用就越是害怕，打破垄断就越是困难；另一方面，垄断行业的利益越大，就越是对政府部门施加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越是编织出种种为垄断辩护的莫名其妙的理由，越是要进一步谋求自身的垄断地位，这会从另一个方面增加打破垄断的难度。其结果，法定垄断的存在将危及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
所幸人是理性的动物，为了保护整个身体，人会“壮士断腕”。笔者注意到，关于垄断妨碍公平竞争，凭借权力保护而形成的垄断企业缺乏竞争力，垄断利润实际上增加的是社会公共成本却妨害社会效率，垄断企业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却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并导致和加剧社会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在一定气候下甚至有可能出现垄断寡头操纵政治的现象，诸如此类对垄断危害性的认识已日益为政府和社会所认识，笔者相信这应该也是高层下决心打破垄断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国垄断的成因不同于西方，治理的办法也就不同。在国外，人们为对付垄断而加强管制。在中国，加强管制的做法完全不可取，唯一的出路是“壮士断腕”，即政府须自我削权，坚决消除对经济不必要的干预，推进政企分开的改革，以及不断放松管制。如果对这一点缺乏深入的认识，而是象目前媒体所提到的一些做法那样只是对于某些“垄断的做法”开刀，到头来人们就会发现，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破垄断的运动至多只是在垄断造成的伤口上涂了点“安民”的红药水，而在运动过后一切照旧。从当前的一些做法看，甚至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认为要反垄断，就必须加强政府管制，加强行政力量，果真如此，那可就适得其反了：明明想打破垄断，结果却呼唤出新的垄断。
壮士断腕，古往今来皆不易。反垄断改革涉及到管理体制的变革，涉及到既得利益的阻挠，反垄断的推进，极有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碰到一系列的阻挠，包括因管理出现断档而发生事故，但是：第一，必须坚持下去，即使一批企业倒闭破产，只要能形成“一个企业倒下，千万个企业站起来”的模式，也应在所不惜；第二，千万不要走偏了方向，一定要从政企分开，消除权力保护入手，而不是仅仅修理几项“垄断的做法”，或者反而加强管制。
笔者相信，如果说前2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通过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建立起初步的市场经济秩序，并实现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的话，那么未来的重任便在于通过打破垄断，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秩序，以实现中国经济新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打破垄断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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