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的谬误”与世界经济的真相

　　赵晓

　　――大多数人包括政界.商界和学界的许多著名人士均相信：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如同公司之间一样面临激烈竞争，“竞争力”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政府为了提高竞争力有必要实行产业政策以及进行其他干预。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提出：美国像“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大公司”，政府鼓励创造高工资的工作。

　　――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存在着一场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战争。

　　――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的人：应该对国内产业实施保护，最好闭关锁国，防止外国人夺走高工资的部门和高附加值的部门。

　　――中国部分人士：加入WTO对中国无益，便宜的外国商品将损害中国的经济安全。

　　――美国前贸易代表米基.坎特(Michey Kantor)有一个简单地论断：日本的双边贸易盈余使美国丧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

　　――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自墨西哥的廉价的劳动力的竞争，会损害美国制造业的基础。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为：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威胁。

　　――《世界竞争力报告》提出：“如果工业国家不能维持显著的生产率优势，这些国家的工人就会遭受到巨大的压力。毫无疑问，这些国家的许多工业都会被吸引到低劳动成本的国家中去。在关贸总协定的框架下，公司可以在任何国家开设工厂，商品、服务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一个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利用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作为这种可畏的世界市场专业化的结果，许多国家甚至面临能否生存下去的挑战......制造业转移出西方国家似乎不可逆转......因此，工业国家创造财富的问题变得日益尖锐。”

　　以上流行观点错了吗？没错吗？错了吗？没错吗？......

　　有一个笑话：某人以自己的观点是“流行”观点来做辩护，结果痛遭驳斥：“如果流行的便是好的，那么流行感冒呢？”

　　反诘很是惊彩！事实上，人世间许多“流行”庸见(commonsence)有时简直就是“流行的谬误”。想当年，凡有基督徒处莫不流行的“地心说”就是这样一个天大的一个谬误，而哥白尼一点也不流行的“异端邪说”反倒道出了真相。

　　科学之所以有益，科学之所以有趣，也许就在于它的结论有时正好与我们的经验和感觉相反――就象小时候，每天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我还信以为真地以为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呢，后来才明白其实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经济学也是这样，对于许多流行的见地不仅不可以被当然地接受，还应格外警惕，否则便有可能掉进“流行谬误”的陷阱中去。 近日里读克鲁格曼的《流行的国际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于此有很深的感受。克鲁格曼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甚至可以说是老掉了牙的“经典”观点，也是此兄一直到处宣讲的观点，然而就是这些老掉了牙的观点，被“社会精英”们抛诸脑后，结果这些人未曾想他们在追求前前卫的思想中恰恰不幸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不能不让人来正本清源。克鲁格曼一向以不客气著称，在书中其锋芒所指，从总统顾问到总统本人，从大管理学家到畅销书作者，几乎一个不剩，克氏豪不留情地一一指摘出这些社会精英所深信不疑的教条是如何地违背经济学常识和事实，简直就象是经济学阵营派出的职业杀手。 克鲁格曼将他批判的对象统称为“流行的国际主义”，联想到国内外全球化问题上以及国内在WTO问题上诸多“流行的谬误”，最好能花点时间来聆听一下克氏的高论。

　　“竞争力”的谬误。

　　“国家竞争力”是近几年来最为流行的词汇之一，特别是随着每年一度《世界竞争力报告》的推出，这个“大词(big word)”就象好莱坞大片一样吊足了人们的胃口。在不遗余力地搬弄和推销“国家竞争力”概念的人看来，国家就象企业一样，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争夺全球市场的日益激烈竞争，非赢即输，其中竞争力强的国家将一天天好起来，而竞争力差的国家则将一天天烂下去。这种见解很能刺激社会公众的想象，很难激发社会精英的雄心，因此被广泛接受，视为当然。

　　不过且慢，就象以往一样，经济学家要再一次扫人们的兴了。对于“竞争力”的概念，克鲁格曼站了出来，大声疾呼：“让我们说出真相吧：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是个豪无意义的词。偏执于竞争力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克鲁格曼谈笑间，将所有“流行的国际主义”者一网打尽――他相信这些人在使用“竞争力”这个词时，丝毫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事实上，定义国家的竞争力比定义公司的竞争力困难得多，一个公司搞得不好会破产，但国家却不会破产，国家可以对其经济绩效感到满意或不满意，但没有一个确定的底线。这可以说是“竞争力”概念的第一点不确。

　　有人用一国的贸易平衡作为国家的底线，并认为可以用一国的净出口能力测度其竞争力的大小。然而，学贸易出身的克鲁格曼一客气地指出，不论是根据理论，还是在实际生活中，贸易盈余都可能是国力衰弱的迹象，贸易赤字才是国力强盛的表现。比如，20世纪80年代，国际投资者不愿再向墨西哥贷款，为了偿还外债的利息，墨西哥被迫积累了巨额贸易盈余。90年代后，国际投资者恢复了对墨西哥的信心，重新开始注入大量的资金，使得墨西哥又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你能说墨西哥在债务危机的时代非常富有竞争力吗？或者说1990年以后发生的情况表明墨西哥丧失了竞争力吗？

　　看来，“净出口能力”或者贸易“贸易盈余”来衡量竞争力颇为不妥。不过，“流行的国际主义”者已经将“竞争力”的定义修改为：竞争力不仅指优良的贸易绩效，还包含其他方面的内容，竞争力“是我们生产经得起国际竞争检验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同时我国公民享有不断提高、可持续的生活水平。”(劳拉.泰森：《鹿死谁死》)这听起来严密多了，也合理多了，但其实同样是谬误。

　　很多人也许并不十分清楚，贸易平衡其实主要受汇率影响，只要调整汇率，就可以维持贸易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易在一国的经济中只占很小一部分，那么汇率的变化对人们生活水平的影响无足轻重。这样，对于一个很少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家来说，其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竞争力”的强弱，几乎完全由国内因素主要是国内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决定，而不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说什么竞争力“是我们生产经得起国际竞争检验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并认为这与国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关其实毫无意义。

　　另外一种情况，是当贸易对于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取决于购买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的购买力，因此汇率的调整有可能导致生活水平实际上的下降。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国内经济增长可能被贸易条件的恶化所抵消。果真如此，贸易的平衡也罢，盈余也罢，与一国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本不是单向的正相关关系。

　　有没有可能真的是贸易不佳导致了一国人民的生活下降呢？美国的贸易赤字比较大，很多人抱怨这对美国人民的生活有不利影响。那么，象美国这样的国家，真的是贸易条件的恶化拖了美国人民生活提高的后腿吗？

　　实际情况是，1959-1973年间，美国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几乎无人关心国际竞争。当时，单位工人每小时真实GNP每年增长1.85%，每小时可支配GNP增长稍快，为1.87%。1973-1990年，美国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每小时可支配GNP增长率降为0.65%，然而，几乎所有(91%)的下降都可以用国内生产率增长的下降来解释，因为每小时真实GNP只增长了0.73%。

　　显然，不是国际贸易，而是国内生产率的提高影响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对欧共体和日本进行类似的计算，得出的也是类似的结果。而且每次计算都发现，生活水平的增长率与国内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相差无几。不错，现在世界贸易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但一国的生活水平仍然主要是由国内因素，而不是由某种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决定的，更不要将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归罪于国际贸易。

　　说了半天，所谓国家“竞争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根本不是宣传者说的那样神乎其神，这是为什么？部分原因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并非公司与公司之间那样相互依存。例如，一个公司很少将自己的产品卖给自己的工人，世界最大的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尽管富可敌国，但它的产品几乎完全“出口”，出口额是公司附加值的2.5倍以上。可是，对于国家而言就不是这样了。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如果用贸易依存度来衡量，仍然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如美国的出口额仅占美国附加值的10%。即使是日本，也远未达到象公司那样对外高度依赖的程度。

　　另外，国家本质上不存在象公司那样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在可乐大战中，如果百事可乐公司获得了成功，就意味着可口可乐公司遭受了重创。然而，国家间的竞争不是这样，比如欧洲经济要是变得兴旺或者说中国崛起了，美国不一定会遭受损失。事实上，欧洲和其他地区经济的成功将为美国产品开拓更大的市场，同时向美国人出售更加物美价廉的商品，反而可能有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

　　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国际贸易不是“零和博弈”：其他国家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固然有利于提高该国人民的实际工资，但对于别的国家人民的工资几乎没有影响。虽然，日本、欧洲以及中国生产率的提高的确会改变美国在国际上相对的政治地位，但声称他国的增长降低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声称他国的增长降低了美国的生活水平是完全不同的，而后者正是有关“竞争力”的一种华而不实的说法。

　　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在内的人都相信，由于贸易赤字，使得美国丧失了100万个制造业工作，并使得美国人民的收入下降，因为制造业的工资比服务业高30%。然而，这又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流行的谬误”。问题的关键其实是美国的总就业人数超过1亿，因此假设有100万人被迫从制造业转移到了服务业，工资因此减少30%，由于这些工人不到美国劳动力的1%，美国平均工资率下降也不到30%的百分之一，即不足0.3%。这么小的一个数字，根本不足以解释为什么里根和布什时期美国的实际工资下降了6%。

　　所以，美国人如果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停滞，要怪只能怪自己为什么生产率提高不快。其他国家生活水平上不去，也要首先找自身的“内因”，而不是归咎于似是而非的“竞争力”。

　　“高附加价值”的谬误。

　　“竞争力”这个华而不实的概念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很能迎合社会精英的思想。对于社会精英来说，他们最不喜欢经济自然而然地，在“看不见的手”的摆布下慢腾腾地运行，而喜欢加之于“看得见的手”，由自己来推动社会经济前进，而“竞争力”的说法恰恰能为他们伟大的抱负提供依据。 原因就在于，如果存在着国家“竞争力”，国家间的强盛与衰落似乎取决于创造“竞争优势”(而不是遵循“比较优势”)，再考虑到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你死我活”或“非赢即输”的关系，那么社会精英立刻就会感到：为什么不通过政府对优势产业的扶植，来最大程度地赢得竞争呢？这样的想法，中国人经常会有。不仅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同样会有。

　　那么，到那里去找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呢？在很多人的想象中：高科技产业附加值最高，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强大的表现，政府应该大力扶植这些产业以提高国家“竞争力”。克林顿政府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如艾拉.麦格西纳(Ira Magaziner)和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就专门写就《关注美国经济》，宣传上述主张，他们说：“只有当满足以下条件时，我们的生活水平才会提高：(1)越来越多的资本和劳动流向单位工人附加值高的产业；(2)我们的产业比竞争对手的产业更好。”

　　想的很是美妙。不过，对于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来说，一定会下意识地怀疑：要是发展高科技产业最有利的话，为什么市场不这样做？但是，对于那些怀疑市场甚而压根就不相信经济学家的人来说，仍然会情不自禁地被艾拉等的说法所吸引，丝毫不会想到这里有一个“流行的谬误”的大陷阱。

　　所谓“附加值(Value added)”是销售所得减去原材料以及公司从其他企业购买的其他投入的成本的余值。如果谁稍有耐心，不妨在图书馆泡上几分钟，查一下《美国统计摘要》，上面有美国制造业各产业的附加值和就业情况，用计算器算出美国每个行业单位工人的附加值，然后再排序，就会发现，实际上美国单位工人附加值高的行业是那些资本／劳动比率非常高的行业，如烟草业和石油冶炼业，而不是一般人想象的电子类高科技产业。此外，在大型行业中，传统的重工业部门如钢铁和汽车业单位工人的附加值也比较高。以1988年为例，该年度美国单位工人的平均附加值为66，000美元，其中烟草业遥遥领先，高达488，000美元；石油冶炼业高达283，000美元；汽车业和钢铁业也不赖，分别为99，000美元和97，000美元；至于高科技的飞机制造业和电子制造业，实在是惭愧，不过在平均水平上下，分别为68，000美元和64，00美元。奇怪吗？挺奇怪的。但对于学过经济学的人来说则不难理解。原因就在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大，而这些投资必须获得正常回报率，因此其索要的价格一定比劳动密集型行业索要的价格在劳动成本之上的加价幅度更大――也就是说，它们的单位工人的附加值较高。换句话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把经济困难主要归咎于在国际竞争中的失利，同时又把失利归咎于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不足，进而想到让国家来扶植“高附加值”产业以增强国家竞争力，一切好象非常顺理成章。然而，戳穿“高附加值”的谬误，回归事实，我们会发现，一般工人的生产率其实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其中绝大部分政府根本无能为力。因此，重要的其实是接受现实，即认识到一国的“竞争”问题其实是纯粹的国内生产率问题，而不要再简单地认为：通过补贴高技术行业，同时以强硬的态度对待他国就可以解决“竞争力”的问题。

　　“他国竞争力的提高是本国的灾难”将世界经济理解为“非赢即输”、“零和博弈”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他国竞争力的提高是本国的灾难”，相当于说“你的幸福是我的灾难”。

　　有不少美国人认为，来自日本、欧洲、中国的挑战是影响美国人民生活水平重要因素。但严格的分析将证明：如果美国经济真的出现过困难的话，那么主要也是因为国内因素，国际因素充其量只起了一点半点的作用，所谓“他国竞争力的提高是本国的灾难”的说法实在是无根无据

　　美国人认为，制造业是美国赚钱的儿子，制造业的平均工资高于服务业战后，战后由于亚洲等国家竞争力的提高，使得制造业在美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并造成了美国生活水平的停滞。说起来可怜兮兮的！其实呢，国际贸易绝非是造成美国制造业萎缩的主要原因，至于美国一度出现的实际收入的增长缓慢，其原因也几乎全在美国国内――这是克鲁格曼的研究结论。

　　自195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制造业附加值占产出的比例也一直在下降。1950年，制造业附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9.6%，工人占总就业的34.2%；到1970年，上述比重分别变化为25.0%和27.3%；到1990年，进一步变化为18.4%和17.4%。

　　是进口品越来越多导致的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吗？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例如，1970-1990年间，在制造业对GDP的贡献中，进口从11.4%增加到38.2%。

　　然而，进口增加和工业萎缩这两个事实本身并不能表明国际竞争应该负什么责任。原因很简单，在70-90年代的20年间，美国制造品的出口也飞速上升，从占附加值的12.6%增长到31.0%。不错，面对国外的竞争，很多制造业企业或许解雇了工人，但是由于出口的扩大，增雇的工人也不少啊！

　　全面评价国际贸易对制造业规模的总影响，需要估计出口和进口同时增长所带来的净影响。出口1美元的产品给国内制造商增加了1美元的销售；大致上，进口1美元的产品则替代了1美元的销售。因此，贸易对国内制造品的净影响，可以简单地通过制造业的贸易收支(即美国出口和进口的制造品总量之差)来衡量。

　　1970年，制造品出口超过进口的数量，占GDP的0.2%。从那以后，就一直是赤字，1986年最高，占GDP的3.1%。到1990年，制造业的赤字又下降了，只占GDP的1.3%。在那20年里，美国制造业贸易占GDP的比率的下降幅度仅为1.5%，而这期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了足足6.6个百分点，怎么能用前者这样一个相对较小的变量去解释后者那样一个相当于前者四倍大的变量呢？

　　另外，原始的贸易赤字高估了它对制造业的实际影响。贸易数据指的是销售额，而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却是用该部门的附加值来定义的。当进口品取代了1美元的国内制造品销售时，那1美元中相当大的部分用于从服务部门购买的投入品上，这部分不能算是制造业对GDP的贡献。

　　因此，要估计贸易收支对制造业的真实影响，必须扣除“渗透”到服务部门的部分。克鲁格曼根据从商业部门得到的数据，计算出这部分是40%。换言之，每1美元贸易赤字使得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只减少60美分。经过这样的调整，结论更加清楚：1970-1990年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5.0%下降到18.4%，如果贸易是平衡的，该比重会从24.9%下降到19.2%，相当于原来的86%――贸易对美国制造业下降的影响微乎其微。

　　美国人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板子打在别国“竞争力”的提高上，人为地制造紧张空气。其实，美国制造业下降的真正原因是国内支出构成中制造品的比重下降。1970年，美国居民收入的46%花在制造的、种植的或采掘的产品上，54%花在服务和建筑上。到了1991年，上述比例分别是40.7%和59.3%，即人们开始将更多的钱消费在卫生保健、旅游、娱乐、法律服务和快餐等上。发生这种转变之后，制造业在经济中不太重要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美国居民花在产品上的支出比20年前更少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产品变得相对比较便宜了。1970-1990年，制造业产品的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下降了22.9%。而在这段时期，购买的产品与服务的实物比例基本没有变化，产品变得较便宜，主要就是因为制造业的生产率比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得更快。

　　显然，美国工人收入停滞不前，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责任可以归咎于国外竞争导致的制造业就业减少。进一步的计算表明，1990年，制造业的贸易赤字为730亿美元，该赤字大约使制造业的附加值下降了420亿美元(另外310亿美元代表“渗透”，即制造商购买其他部门的产品和服务)。假设每个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创造大约6万美元附加值，那么，420亿美元大约可以获得70万个工作机会。那一年，平均每个制造业工人比非制造业工人多赚5000美元，假设制造业就业的减少被非制造业就业的增加所弥补(因为美国长期失业率并没有任何上升的趋势，所以这个假设是成立的)，那么，由于国际竞争导致制造业丧失“好工作”所带来的工资损失为35亿美元，再考虑到1990年美国的国民收入为5.5万亿美元，可以推算出，由于国外竞争导致的非工业化所损失的工资还不到当年国民收入的0.07%――还有比这更微乎其微的吗？

　　美国的一些观察家不仅担心制造业部门萎缩会对工资造成损失，还担心由于不能在世界市场上有效地参与竞争，美国的实际收入会大范围地降低，其实，他们通常没有区别生产率低增长的不利后果和生产率增长滞后于其他国家的不利影响是两回事，就后者而言，就算是对根本不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家来说，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但国际贸易并不会使它变得更糟。

　　假设有这样一种情况：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生产率(单位工人每小时产出)都以同样的速度增长，比如每年增长3%，并假设其他条件都相同，那么，所有国家工人的实际收入也会每年上涨3%。同样，如果生产率每年增长1%，收入也会每年增长1%。因此，不管各国的绝对生产率水平如何，生产率增长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总是成立的。

　　与生产率的低增长相比，对国际竞争力的担心对应的是这样一种情形：美国的生产率每年增长1%，而其他国家保持3%的增长率。显然，其他国家发展得比美国快，可能会伤害美国的自尊，但问题是，它并不会影响美国的生活水平，除非收入增长的下降幅度比生产率增长的下降幅度更大。因此，如果美国的实际收入与生产率增长同步，但滞后于其他国家，这里面并不存在什么“竞争力”问题。

　　外国的竞争降低本国的收入，要通过经济学上讲的“贸易条件效应”这样一个机制，即出口和进口同样的产品，在价格方面的变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在1970-1990年间，美国的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的下降幅度超过了20%，换言之，美国必须多出口20%才能进口与1970年同样多的产品。不过，可以算出“贸易条件效应”对美国生活的影响：由于1990年美国进口总值占GDP的11.3%，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国民收入下降了大约2%。

　　然而，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实际收入大约增长了6%。因此，问题很简单，即使贸易条件不恶化，美国实际收入的增长也只能达到8%，这样，就算外国竞争对美国有影响，也根本不能解释美国收入为什么停滞。 结论就是，除非贸易条件急剧恶化，通常来说一个国家的困难主要来自国内。就美国而言，即使世界市场不像现在这样一体化，美国同样会陷入80年代的困境。

　　世界经济的真相：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互利交易

　　戳穿“流行的谬误”仅仅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知道，世界经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更进一步地，对于中国人来说，为什么我们可以放心加入WTO？凭什么说国际贸易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互赢博弈？

　　首先，我们都会同意，世界经济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充满了反馈关系的复杂的网，而不是一个只有单向效应的简单的链条；在这个全球经济系统中，工资、价格、贸易和投资都是结果，而不是外生给定的。

　　其次，我们还要知道，这个看似复杂得无法把握的系统，实际上是有规律可循的，其中存在着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恒等式：储蓄-投资＝出口-进口。这个恒等式描述的情况适合于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所有的商品、服务贸易、资本进出都必然遵守这一恒等式的总量约束。

　　对于恒等式背后的思想的经典分析，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可惜，自以为是的“流行国际主义”者太喜欢似是而非的见解了，对于人类长达两个世纪的智慧则不愿花时间去问津。人道“无知者无畏”，也不知是傲慢还是愚蠢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在大卫.休谟的时代，贵金属仍是主要的交换媒介。休谟正确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因为某些原因而缺乏竞争力，导致它的进口多于出口，该国就会不断流失金银货币。然而，这种货币供应的减少，将导致该国价格水平和工资下降；最终，赤字国家的产品和劳动会变得非常便宜，产品会重新吸引买者，贸易赤字也会被纠正。

　　在今天的世界，上述过程变得更复杂，也没有那么自动，但从长期看，这一趋势仍然存在。不论生产率和技术状况如何，主要工业国家都表现出强大的进出口平衡的趋势。统计表明，在长时期中，平均的贸易失衡是很小的，例如美国1960-1998年仅-0.2%，而日本为1%，德国为1.1%。

　　也许是因上述恒等式太简单了，以致《世界竞争力报告》这样非常流行的报告对此根本不屑一顾。《世界竞争力报告》警告说，工业化国家工人的平均每小时的工资为18美元，其他国家才2美元甚至不足1美元，因此，工业化国家面临资本将大量流出，商品将大量流入的危险。最奇怪的是，它声称由于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会用于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的投资会超过国内储蓄，即等式的左端是负的；与此同时，它又声称，低工资国家的出口会远远高于进口，使发达国家“非工业化”，即等式的右端是正的。 这真是大胆至极的一种观点，然而却是违反经济学常识的谬误。正确的观点是，在资本和技术流入低工资国家之后，它们的工资水平会随着生产率的上升而上升，最终它们将发现他们不再能对发达国家保持巨额贸易盈余，相反，作为资本流入的对应物，它们会产生赤字，从而实现恒等式左右两边的平衡――这就像是经济学家典型的说法：市场总是对的。

　　第三，关于世界经济的真相，我们还必须明白，即使一个国家十分落后，生产率低下，技术、产品质量样样不如人，也不会象公司那样最终破产，恰恰相反，通过自由的国际贸易，它们仍然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一些产品，在长时期中基本上保持贸易平衡，改善自身经济状况，而不是象“流行的谬误”所想象的那样恶化自己的经济。这一思想被概括为“比较优势”理论，它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我们现在假定某个国家的生产率落后于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200年前的体谟首先注意到的那些均衡力仍会使该国发现自己有些产品和服务可供出口。但它会出口些什么呢？大卫.李嘉图1917年指出的答案是，一个生产率在所有或几乎所有产业落后于其贸易伙伴的国家，将出口生产率劣势最小的那些产品。用标准的经济学术语来说：即使一个国家在所有的产品上都没有“绝对优势”，它也总能找到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最能体现比较优势原理的一个实际例子是战后初期英国和美国的贸易情况。当时英国的生产率远远落后于美国，主要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美国，美元低一半以上。然而，英国经济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性很强，因此，它被迫积累了与出口收入差不多的美元。比较一下英国的出口模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的是比较优势在起作用。也就是说，虽然美国在生产率在所有行业都较高，但只有在美国生产率为英国生产率2.5倍以上的行业中，美国的出口才较多，而对于英国生产率在美国40%以上的产品，英国拥有比较优势，因此能够出口到美国。

　　当然，英国能在生产率落后于美国的产业中出口更多，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因为英国工人比美国工人的工资低。1949年英镑从每英镑4.8美元贬为2.8美元后，两国的工资差距更大了。对上述现象以及美国的出口在1985-1988年美元贬值后立即复苏等现象的通常看法是，通过降低相对工资应付国际竞争，一定会降低一国的生活水平。但是，李嘉图1817年谈论比较优势时指出，即使一国必须降低工资以参与竞争，两国进行贸易一般还是会同时提高两国的生活水平。

　　可见，国际贸易根本就不像是企业争夺有限的市场那样，一个国家的所得必然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它不是零和游戏，而是正和游戏，这才是世界经济的真相，是全球化的动力所在。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不管一个国家的生产率无论是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还是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结果对于它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一点显然不成立。但我们应该相信，低生产率对于一个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不会比一个不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带来更多的麻烦，事实上，它通常会减轻麻烦。

　　第四，只有在考虑到产业发展的外部经济，即产业通过一个正反馈，能够创造自己的比较优势，即存在“自我加强的比较优势”的这种情况，“竞争力”的问题才值得考虑，但即便如此，政府干预仍然是值得警惕的。

　　外部经济是一个很古老的思想，可以一直追溯到马歇尔，不过，国际贸易分析的最新的进展越来越强调历史、偶然事件和政府政策在决定贸易模式时的作用。根据外部经济的思想，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有可能能够后天创造而非外生给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偶然的历史事件或者政府的支持，在某一产业获得领先地位。举例来说，“硅X谷”或者“中关X村”偶然发展了计算机产业，结果引起其他厂商争相效仿，知识在这些地区的厂商之间扩散，从而形成一个大范围的知识基础，最后“硅X谷”和“中关X村”就成了计算机产业的基地。

　　“自我加强的比较优势”的命题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可能，堪称发展中国家“幼稚产业保护论”的现代版本。从理论上说，它能够成立，但究竟有多大的政策应用价值呢？克鲁格曼用极其强烈的语气，郑重警告：不要过分滥用这一观点！其理由，一是尽管在一些产业中，政府补贴和不平等的市场进入，在决定国际竞争结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不太可能是导致其他国家经济绩效差的主要因素。二是一国追求竞争优势不应是无限制的，因为单方面追求竞争优势会使所有的国家受损。三是竞争力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一样，很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以爱国为名谋求私利。

　　从美国的情况看，50年代，由于恐苏，美国政府花钱办了一些好事，象修建高速公路，进行科学教育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钱花在了领人怀疑的项目上，如修建防空设施等。美国如此，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因此，偏执于竞争力很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的错误。克鲁格曼以美国为例，批评美国政府的研究资助指南中强调支持那些能提高美国国际竞争力的研究项目的重要性，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那些建制造业企业有所帮助的发明，而不利于对服务业有所帮助的发明。因为制造业企业一般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服务业企业一般不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然而，美国国大部分就业和附加值来自于服务业，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生产率低下是造成美国一度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最重要的因素。

　　哲学家柏拉图打过一个比方，人们首先看到的往往是影子，其次才注意到事实本身，而事实背后存在着理念，理念的背后存在着绝对理念。柏拉图的这一说法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不过，对于“流行的国际主义”，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说，他们抓住了一些影子，但没有发现真相，对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国际经济冥思苦想，孜孜以求、历尽千辛万苦才学到的理念更是犯下了不该犯的“无知”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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