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较真“假日经济”

　　赵晓

　　原计划着老夫老妻浪漫一下，赏春光无限，不曾想人堆人、人挤人

　　所谓“假日经济”，“假日”二字没有任何问题，至于“经济”，却值得大大探讨一番。它显然不是经济学所说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概念，也不是谈“计划经济”、“市场 经济”时所指的“经济形态”或者“经济机制”之类的概念。它是什么，不知道——尽管　　它已是中国“造词运动”中最新、“上镜”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在无法确认这个概念之前，我们不妨先将“假日经济” 理解为“假日”所带来的一些经济现象。比如说，空荡荡的火车突然客满为患；平日幽静的公园，转瞬间人潮人海；原本无人光顾的商场，现在客流饱和，等等。这一切，对于鼓吹“假日经济”的人来说，也许就是心目中的“经济”，即认为假日带来了“消费繁荣”，“消费繁荣”带来“经济繁荣”，“经济繁荣”意味着多放假可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确，听起来像是绝妙主意！

　　但是，且慢，已经有人在嘟囔“假日经济”其实是“假日烦恼”了。比如说，原来整日价在家吃香喝辣的，现在突然不得不大泡方便面；本想带儿子出去看外边的世界之精彩的，谁知到时买不到回程票，弄得儿子误了学，急得直跳脚；原计划着老夫老妻浪漫一下，赏春光无限，不曾想人堆人、人挤人，无奈只得自嘲 “挤并快乐着”……当然，诸如此类的“消费烦恼”，对于某些只关心“为国献策”，凡事从大处着眼、大局着眼的人来说，是不在话下的。

　　在这里，我们先按下消费者的“假日烦恼”所带来的消费“负效用”不表，单挑“假日经济”作点经济学分析，看看葫芦里究竟能装什么样的药。

　　消费选择扩大 带来消费倾向提高？

　　从经济学上看“假日经济”，忽略掉放假可能导致的投资下降，需要弄清的实际上主要是一件事：消费选择的扩大是否带来消费倾向的提高?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将涉及许多复杂的分析。

　　多放假带来的变化是消费者可供支配时间的增加，这意味着消费者消费空间的扩大或者说消费选择的扩大，它似乎必然会使消费增加。但我们将在下面分析中证明，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虽然多放假在某一时点上可以形成一个人为的“消费拉动”，但从更长一点的时期看，极有可能的是，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储蓄倾向为中性，也就是说它不因消费选择空间的扩大而提高，与放不放假、多放或少放假无必然关系。

　　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消费多了或一段时期的消费多了，不一定意味着总消费在总收入中的比例扩大(即平均消费倾向提高)，也不意味着消费增长超过了收入增长(即边际消费倾向提高)。这一点，缺乏经济学训练的人往往容易弄错。

　　消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收入和其他情况既定的情况下，消费者在不同的消费时间存在着“替代效应”。

　　譬如说，假日期间购买了一台彩电，下个月将不再买彩电，这是消费在时间上的“替代效应”。其替代率近乎为1，也就是说两个时期扯起来算消费是“平”的，并没有消费突然增加一说。再比如，假日期间带儿子去逛了一趟千岛湖，回家来告诉儿子说：“钢琴不买了”(或者儿子的钢琴照买，自己的皮衣就免了)，这是不同消费内容之间的“替代”，也不存在个人消费增长的多大变化；还有就是北京人去了浙江的千岛湖，增加了杭州的消费额(淳安为杭州的郊县)，但相应减少的是北京的消费，这是消费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替代”，而社会总消费增长变化不大；最后，有的人可能因为旅游花了钱，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有可能为将来旅游而储蓄从而减少消费，这是两类人之间消费的“替代效应”。

　　总起来说，无法从理论和实证上找到多放假可以改变居民的储蓄倾向/消费倾向的充足证据，而储蓄倾向中性的概率极大。

　　这样推下来，“假日经济”的确能热闹几天，但消费扩张的总体效果得不到体现。据从北京大商场传来的消息，假日期间的销售量增幅之大出人意料，假日后销售量跌幅之大更是出人意料，可以证明笔者的论点。

　　钱不缺，唯独缺时间？

　　是不是存在着这样一类人，他们不缺钱，唯独缺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时间供应增加，其消费将上升，从而在全国总消费中导致一个向上的冲击。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按经济学分析，其实是“外行话”。

　　所谓“钱不缺，唯独缺时间”的说法，在经济学上是不成立的。这是因为，时间就是“钱”，“不缺钱，唯独缺时间”的人在这个星球上根本不存在。通常当一个人感觉缺时间的时候，真正的含意是他缺钱。打比方，你惦记着要给老婆买条项链，可是首饰店太远，因此你没有时间去买，这听起来没错。但往深里看，你要是真的有钱的话，为什么不可以雇一个人去帮你买；或者相反，雇一个人来替你工作，你得以亲自去买。所以，你并不是真的不缺钱，你离支付买项链的钱尚缺“路费”和“歇工的钱”。

　　虽然一个穷人常常会想，如果我有了100万，我就什么也不缺了。但一个真正拥有100万的人，却会感到，他需要的还太多太多。即使富得流油如比尔·盖茨，也决不会富到什么都不缺的地步。

　　事实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心中都有难圆的梦。比尔钱实在多了，是完全可以从事“另类行为”的，譬如搞捐赠，无穷无尽地捐给全世界他所爱的人。但比尔远没有富到如此地步，事实上，可怜的比尔忧心忡忡不亚你我，他一再宣称“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决非“得了好处还卖乖”。就笔者而言，宁愿相信比尔每日都在算计着如何挣更多的钱，如何花更多的“R＆D”去开创“未来之路”，以及如何重新夺回全球市值第一的宝座……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任何东西都可以归结为“价格”问题，而一旦归结为“价格”问题，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穷人，没有任何人钱多到可以去烧掉的地步——这用经济学话来说，意味着“没有任何人的钱的边际效用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的消费内容可能不同，但前述“替代效应”均存在。这样，无论对于何种收入的消费者而言，消费空间扩大，消费倾向/储蓄倾向中性的论断均适用。

　　的确，假日期间游客“涨”了一块，比如说全国大概多出了4000-5000万游客，但无法证明，旅客们在“假日消费”(注意：不同收入的消费可能不同)后不会调整其消费组合。如果消费组合被调整，那么旅游业消费的上升，将以其他产业消费的减少为代价，假日消费的上升将以假日后消费的下降为代价，而消费倾向为中性。

　　两个著名例证

　　这实在是令人奇怪的分析。但我们可以举出两个著名的例证来说明，事实的确可能就是这样。

　　一个例证与鼎鼎大名的凯恩斯有关。凯恩斯曾经提出，货币对于人们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没有钱时，钱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而他变得越来越有钱时，钱在他眼睛里将越来越不值钱。凯恩斯由此推论，穷人的消费倾向高于富人，储蓄倾向低于富人，因为穷人的货币边际效用高，有了钱首先要满足消费需求(比如说填饱肚子)，而富人消费早已得到了满足，因此钱只好存银行。凯恩斯的猜想听起来无懈可击，然而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以及许许多多的实证分析却表明，凯恩斯的这一论断是假的。比如，美国人相对中国人是富人，但美国人恰恰最爱消费，储蓄率目前是负的，而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0%以上，反倒是世界第一。在这里，谁也无法证明相对富裕的美国人，其货币的边际效用要比中国人低。就单个国家而言，比较富人和穷人的储蓄倾向，结论也不会改变。记得前段时期，有人提出中国应该搞“均贫富”，以提高社会总消费，其根据显然是主观臆断得出来的，中国人富人的储蓄倾向比穷人高，这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即误将富人的储蓄更多当成了富人的储蓄倾向更高。

　　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事实证明，短缺经济的消除与储蓄倾向/消费倾向无关。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猜测，短缺经济的逐渐消除将使得中国的储蓄倾向下降。其理由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证，消费约束大得不得了，造成了“被迫储蓄”，“持币待购”等现象，一旦商品丰富，选择空间大了，人们就会拼命买东西，将 “压抑的消费”释放出来。“被迫储蓄”和“持币待购”曾是80年代分析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学者的惯用术词，除宋国青等极个别经济学家外，几乎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证明了谁是谁非。显然，没有任何计量上的分析可以表明，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储蓄倾向(反过来，说消费倾向，也是一回事)比现在高，而搞了市场经济，人们的储蓄倾向降低了。事实上，虽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供应日益繁荣，中国人的消费量大大增加，但不要忘记中国人的收入量也大大增加了，而总的储蓄倾向为中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前些年曾经不断有人警告，居民存在银行的数万亿 “储蓄存款”是笼中老虎，随时有可能出来咬人，但这么多年了，老虎一直安分守已。其“秘密”就在于，储蓄倾向为中性。

　　在储蓄倾向中性的情况下，我们要想发展经济、把国家搞好，不能指望一些似是而非的“怪招”，而要靠实打实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只有实打实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带来人们真实收入与社会消费总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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