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 一句话——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

　　邓林说：“我觉得我爸爸特别高明的地方是他用最普通的话，用老百姓都了解的话，说出来最高级的理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 文/何玉兴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恐怕是20世纪中国最石破天惊的一句话,用任何方法 ，也无法估价这句话对中国经济，尤其对民营经济的分量和意义。

　　有魂则灵，意新则存，精髓所在，片言万代。人的一生，能够留下一句话，就是很大的贡献了。比方说，亚当.斯密 的“一个社会只有放手让每个人富裕起来,它本身的繁荣才有保证”，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徐志摩的“轻轻的我走了”，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北岛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等等。小平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句话，而是开启了一个时代。从此，中国人开始正视财富，尊重财富，开始追求幸福的生活。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五千年财富观的转变，是一个新兴阶层的壮大，是一个文明古国的振兴，是一个东方民族的崛起！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破解中国发展之谜的钥匙。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用历史的、理性的眼光审视邓小平的这一伟大贡献，对于准确把握邓小平理论体系，对于正确制定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对于澄清关于贫富差别的误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财富观的历史性转折

　　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艾丰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在神州大地上干了五千年，干到了1949年，我们干出了什么？毛泽东同志有一个概括：‘一穷二白’。”不懒、不怯、不傻的中华民族，为什么白忙活了五千年？这个非常难以设想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解答？

　　原因固然很多，但财富观的缺陷，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有着悠久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均贫富”是农民起义的革命口号；教科书中把“贫富不均”视为社会动荡的祸根，而把“劫富济贫”奉为“均贫富”的道德楷模，并将其作为主流价值观加以歌颂和美化。恨富人、恨能人已经成为国民惯性的思维方式，尤其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视财富为罪恶，把富人当作剥削阶级进行批判。毛泽东的不肖门徒甚至荒谬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1971年，福建省晋江石狮有位“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人称“像章大王”的吴夏云，月收入300元。当时认定，超过当时工资标准的即为非法收入，按此标准算出吴夏云的非法收入为7000多元，“就判他7年刑吧”！

　　富人是有形资产的代表者，能人是无形资产的代表者，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是经济发展的两个翅膀。但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顽固存在的恨富人、恨能人的“两恨”文化，就如同两把剪刀，总是把这两个翅膀不断地剪掉，我们的经济如何能够腾飞？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实行的平均主义政策，实际上是奖懒罚勤、奖劣罚优，挫伤先进，鼓励落后。在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下，盲目推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企图同时共同富裕，结果是共同贫穷。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的“先富”论犹如一声春雷，使国人迅速觉醒，致富顿成潮流，使当时正在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获得了新的动力和支持，大大加快了思想解放的进程，大大拓宽了思想解放的领域。

　　1978年12月3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他的“先富”思想，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1982年，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波及全国。在安徽，“傻子瓜子”老板年广久成了众矢之的。邓小平说：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约见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负责人谈话时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后来，邓小平又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

　　先富带后富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而设计和制定的，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理论上有长远的指导作用。财富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成为资本，而财富的适当聚集有利于迅速形成一定规模的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先富论不仅指出了如何富裕的基本途径和方式，不仅反映了事物发展不平衡的基本规律，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财富增值的普遍规律。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这是对原有价值体系的重大突破，是对原有道德准则的重大突破，是对原有是非界限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传统财富观的历史性转折。所以说，邓小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

　　先富共富的良性循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在经济发展史上，制度变迁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复杂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二是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带来报酬递增。在前一个因素的制约下，制度变迁不可能完全按照初始阶段设计的方向演进，往往一个偶然事件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向。就后一种因素而言，当报酬递增普遍产生时，制度变迁就能得到支持和巩固，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一环扣一环，沿着良性循环的轨迹发展。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我们的先富共富政策逐渐完善，我们的先富共富实践踏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和英明，中国富起来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如何看待这些新富人？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理论上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十六大的报告中有这样两句话：“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个体户、私人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做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怎样得来的，以及怎样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的贡献。”这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对待财富和正确对待富人的理念。在十六大报告中还有这么一句闪光的话 ：让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放，让一切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用到“财富”两个字。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指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有效保证和持久活力。民营经济在解决“三农”问题、扩大就业渠道、推进国企改革、拉动消费需求、增加财税收入、改变地方面貌、提高人民收入等方面，有着独特作用和明显优势。民营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它是“民本经济”，是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源泉。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以铭说，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民营经济才摆脱了枷锁迅速发展起来。在先富起来的若干人群中，对整个社会影响最大的、对整个国民经济贡献最大的、对社会共同富裕作用最大的，当数民营企业家这“一部分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以共同富裕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途径，繁荣的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中的一项重要特色。

　　光彩事业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响应“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发起实施的一项社会扶贫事业。江泽民同志为光彩事业题词：“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促进共同富裕。”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德平说:“最有意义的一点是，他们不是用捐助的方式扶贫，而是把宝贵的资金带到西部去，带到老少边区，在那里投资。投资要有效益，要把企业做大，资本还要保值、增值，给地方纳税，又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让大家生活共同提高。用投资开发的形式，用造血的方式，用市场的方式来脱贫，把社会责任和企业运作、市场运作完美地结合起来。”至今，全国共实施光彩事业项目9765个，到位资金523亿元，培训人员200万人，安排就业210多万人，帮助459万人摆脱了贫困。

　　义利兼顾、双赢互利，已成为民营企业家的共识，他们把自身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人富裕与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把遵循市场法则与发扬社会主义道德结合起来。光彩事业的发起人之一刘永好说:我们这些先发展起来的人，应该为国家做些事，为没有脱贫的人做一些事。四川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致富思源，共建广安”的倡议书中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源于邓小平的伟大理论。没有邓小平倡导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没有民营经济的今天。小富变大富、先富带后富的江保安说 ：作为味精行业世界第四位的菱花集团，每年消耗的玉米达30万吨，背后是30多万户农民生产的玉米有了销路。亿万富翁楼忠福曾告诫说，先富者要保持一种平常心，多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被温州青年视为财富偶像的南存辉说：回报曾经给过你支持和哺育的社会；尊重他人，别人自然也会爱戴你、尊重你。王玉锁说：我们有今天，都是靠着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发展起来的，我们有先富带后富的责任，更肩负着振兴中华的重任。

　　理想的社会分配形式是鸡蛋形的，两头小，中间大，这符合统计学的正态分布规律。我们党是革命党时，无产者越多越好，那样易于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时，小康之家越多越好，小康之家多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沿着先富带后富之路，我们的经济发展正在进入这样一种良性循环。

　　实现共富任重道远

　　马克·吐温说：“习惯这玩意儿不能一下子从窗口扔出去，只能从楼梯一点点哄下来。”

　　黄孟复主席说：应该看到民营经济的发展仍存在环境障碍，主要有：“恐私、仇富”的传统观念还在束缚人们的手脚；以所有制划线的观念还根深蒂固。部分媒体忽视民营经济的积极方面，片面渲染一些消极因素和个别案例 ；宣扬“原罪论”，在现有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煽动公众的不满情绪，从而为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障碍。私人财产的保护不完善束缚了民间投资者和经营者放开发展和放心发展的手脚；各地民营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一些基层行政执法部门素质偏低，“三乱现象”还大量存在。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有的人对邓小平的“先富”带动“共富”的思想产生了疑惑。全国工商联要代表民营企业家，为他们的合法权益、为他们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而呐喊！新闻媒体既是社会舆论的反映，又对社会舆论和公众心理具有导向作用，要努力维护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当前要加强宣传民营经济的意义、作用、成就和民营经济人士全体的主流形象；动员和引导广大民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理直气壮地追求自己富裕幸福的生活。

　　“政策是个宝，发展不能少 ；政策不配套，民营无依靠；政策摆着看，我们没法干。”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已经从政策支持开始转向制度保障，但政策和制度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如果舆论环境不发生根本的改变，如果执行者的思想观念不发生根本的改变，再好的政策和制度，也会成为摆着看的花瓶，民营企业家还是举步维艰。

　　学者是社会的良知，媒体是大众的眼睛，有话语能力和话语权力者的偏见，比一般大众的偏见要可怕。最令人担心的，不是个别官员的胡来，而是一些所谓学者的胡说。个别官员的胡来，只能影响某地、某个行业民营企业的发展；而学者的胡说，尤其他的胡说被没有判断力的媒体当做道具来说事儿的时候，则流弊深远。一般人对民营经济认识的糊涂，不过是河水局部的浑浊，而学者和媒体对民营经济认识的混乱，则是把水源搅浑了。目前当务之急是澄清理论上的误解，通过良好健康的思想和舆论环境，消除对民营企业家的偏见，重塑民营企业家的形象。

　　理论界和新闻界应该做的事情很多。如需要搞清楚：怎样理解先富后富的关系，如何看待贫富分化现象，怎样看待和保护私有财产，怎样看待富人，如何正确认识有产者 ；怎样认识民营经济的本质是“民本经济”，如何消除所有制歧视；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繁荣市场、消除短缺经济，社会投资、安排就业、社会发展和稳定有哪些贡献 ；民营企业家在社会公益事业、光彩事业上有什么功绩；民营企业家在“非典”等突发性事件上表现出哪些社会责任感与民族凝聚力，等等。

　　以先富后富和贫富分化问题为例，应该让大众明白，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和同等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 ；先富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是部分先富的必然结果。先富与共富是辩证统一关系，既不能离开共同富裕讲发展生产力，离开了就会导致两极分化；也不能离开发展生产力讲共同富裕，离开了就会导致共同贫困。共同富裕不是静态的概念，而是发展变化的动态概念。“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出现，这是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奔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所必须经历的，这也是市场经济本身与生俱来的特点。不能因为看到收入分配差距局部过大，就认为应转变我们的指导思想；更不能靠劫富济贫、搞平均主义的办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如果不允许“先富”，“共富”又不能即时达到，绕来绕去又会回到共同贫穷的老路上去。针对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大国的这一实际情况，“先富”带动“共富”的思想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都是适用的。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邓小平把成就和难题都留给了继任者。成就是继任者施政的基础，难题是继任者取得新政绩的空间。这些难题仿佛一座还没有开采的富矿，当然，也是一个布有地雷的富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小平从未走上神坛，也不须走下神坛。在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重温这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话，让我们再深情地说一声：小平，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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