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冷视反全球化热

　　钟 伟

　　为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争吵不休

　　雾里看花或有朦胧美感，而为说不清、道不明之事争吵不休的场景则注定滑稽不堪，现在的反全球化热大体如斯。在西雅图会议时，映衬着WTO、IMF和世界银行官员的，是汹 涌的抗议人潮和警察的催泪弹；在捷克布拉格举行IMF和世界银行年会时，反全球化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燃烧弹和石块；在法国尼斯，欧盟高峰会议则伴着反全球化主义者的骚乱；IMF总裁康德苏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上作告别演讲时，反自由贸易人士索性将馅饼扔到了他脸上。近年来反全球化示威浪潮似乎成了国际会议场外的必备场景，反全球化，所为何来？

　　一般说来，全球化实际上是过去500年来西方扩张运动的一种继续。它并非纯经济性质的运动，同时也是一个通过经济的扩张而使得西方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春处于强势地位的历史过程。对于非西方社会来说，“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历史记忆而又无法回避的现实。而“反全球化”一词何时出现，已无从考证，它也许仅仅是西方主流媒体专横而简单的发明，如果把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漠视、对发展中国家资源掠夺的愤怒、对贫富差距拉大的忧虑统统无端地归结为反全球化并没有什么意义。抗议全球化的示威者和言论者很少使用“反全球化”一词。很多情况下，反全球化被和反经济自由化、反全球资本主义、反全球经济、反自由贸易、反美国化说法等同起来。我们在此所说的反全球化，不包括对全球化片面性的批评和抨击，仅指对全球化持全面否定的观点[1]。反全球化者也许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价值观和西方利益的全球化，对于非西方国家，必然是自我放逐到世界体系的边缘的、充满痛苦的历史记忆。人类似乎面对着更为单调乏味的将来，在全世界都喝着可乐看着好莱坞影片时，每个人都成了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样子，而从蛮荒森林中走出来的，未被“全球化文明”驯化的人，则成了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全球化给人们带来了什么，以致于反全球化成为一种时髦的悲天悯人？

　　全球化带来了贪婪的跨国公司？

　　反全球化者宣称，全球化带来了“商品世界化”，商品在泛滥、人性被漠视、跨国公司越发贪婪。全球化让跨国公司来到展中国家，砍伐森林、掠夺矿藏、建造血汗工厂，“给工人一块钱制造耐克鞋”，跨国公司几乎主掌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民众生活。反全球化者诅咒全球化，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全球化严格意义上应叫做“公司全球化” ，这样的全球化不是社会一体化而是社会解体的力量，这样全球化使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不公正进一步加剧。在我国，也有“起来一个外企，倒下一片国企；一个白领上岗，一群女工下岗”的嘲讽。也许将跨国公司在全球雇佣廉价劳动力、生产和销售廉价商品视作“贪婪”，既折射出对人类现有物质文明背后血泪历史的淡漠，也折射出人们不愿意付出资源全球配置优化的代价。

　　“看不见的手”所要求的，表面上是跨国公司对更高效率、更低成本永无止境的追求，其实质是市场经济对人类进行“生命核算”，即制约于有限生命的人，在其一生中提供尽可能多的商品和劳务。1860年的英国，纺织女工每天劳动16.5小时以上，甚至有工人活活累死的惨剧；1919年，人类才出现每天8小时工作制。历经几代人残酷的“生命核算”，才造就了今日相对闲暇的生活和富足的商品。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的今天是后来者的明天，如果从这个层面观察，也许更能理解跨国公司将使发展中国家失去什么，得到什么。

　　免费的馈赠从来都是拙劣和不可抱怨的；而付出代价的收获从来都是痛苦和讨价还价的，全球性的资源优化配置也是如此。其实质是市场经济对人类进行“资源核算”，即制约于稀缺的生产要素的人，要将有限的资源转化为尽可能多的商品和劳务。各国毫无例外地卷入结构调整的阵痛。即使是美国，也熬过了纺织业、钢铁业全面衰退和失业上升的严冬，熬过了制造业空心化和被日本超越的尴尬，才迎来新经济的一缕晨曦。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近年来从财务表上看，整体始终处于亏损状态；而从国际收支表上看，却有数百亿美元的资本收益汇出[2]。因此指望跨国公司带来中国经济的繁荣是不切实际的，但中国的现代化的确需要外部资源和市场，如果得大于失，那么忍受全球化的痛苦也许是明智的。如果把中国入世当成是顺应全球化迈出的关键一步的话，那么8.7亿农民和1.5亿小城镇人口逐渐向城市和其它产业部门转移，而不困顿在不适宜生存的贫瘠地区，可能是我们不得不忍受的艰难岁月；利用外资和对公司全球化寄托希望，可能是与本土狼共舞无望时，不得不与外来虎谋皮。跨国公司的本性就是无耻和贪婪，无论鼓吹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对其本性几无影响。

　　全球化带来了无能的政府？

　　反全球化者宣称，全球化带来了“无能的政府”，使民众的生活失却了政府这道强有力的屏障。在发达国家，政府正日益“大权旁落”，典型的例证是德国宝马公司在1988年还向政府缴纳了5.45亿马克的税款，在1993年公司总利润和股息并没有变化，但在国内却出现了亏损，并从德国政府得到了3200万马克的补贴。此外，德国西门子公司则将其总部迁到了国外，在1996年，西门子没有向德国政府支付一分钱！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对政府说：“你们从我们这里再也得不到一个子儿了！”[3]这样的景象与其说反映了政府的无能，不如说暴露了政府的实质，即政府本来就服务于跨国公司并作为利益集团的经济代言人和合法暴力提供者的角色出现[4]。尽管本质上政府应该征得大多数被统治者的许可，作为其代理人而行事，但现实中政府仅仅是企业的代理人、市场的守夜人而已，政府本身不生产，其任何行为背后都是税款和举债，是企业和个人的税款养活政府，而并非政府养活民众。因此反全球化者指望政府作为自身的屏障本身就有致命的逻辑荒谬。 与其说全球化暴露了政府的无能，不如说暴露了其越发臃肿，权力从来都是要求更大权力的前提和归宿，而绝对权力只能导致绝对腐败。作为市场“守夜人”的模范，尽管这几年英国和美国公共部门的膨胀有所回落，但是历史轨迹说明百年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几乎无所不在。30年代罗斯福新政被贬抑为反市场的“强势政府”，但联邦政府当时的支出还不足GDP的6%，而英国经济即使在最崇尚市场的撒切尔夫人掌舵之下，国家支出的比重，也远远高于40年代末的艾德礼政府。政府职能的滥用甚至不仅仅体现在支出上，千奇百怪的市场限制和立法管理，也正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泛滥成灾。如果说指望他人能比自己更谨慎地支配自己的钱袋是可笑的，那么有什么理由相信臃肿的政府会节制自身的膨胀，珍惜从民众那里收来或借来的钱呢？至今全球仍有一半人没有听过电话，有1/3不懂读写。全球化无情地剥夺政府本不可能具有的职能，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凋弊不堪和人民生活的困厄，往往更直接地是当权者巧取豪夺的结果。

　　全球化带来了“亚洲危机”和“国际帮凶”？

　　反全球化者宣称，亚洲危机证明发展中国家遵循全球化轨迹是错误的，全球化带来了热钱的全球泛滥和索罗斯之类的金融大鳄，带来了印尼华人惨剧和社会动荡，带来了种种坏东西[5]。但却忽视了正是全球化，给亚洲带来了资源、市场和就业，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亚洲仅用了50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耗费两个世纪才达到人均GDP2500美元的水准。当初克林顿称“危机不过是亚洲前行中一颗小石子的颠簸”，成一时之笑谈，而现在看来，亚洲危机的确仅仅是全球化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符而已。但这不是说亚洲奇迹是西方赐予的，而是亚洲经济体自身不断努力的结果。

　　反全球化的人士另一件乐此不疲的事，是对世界银行、国际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国际组织进行严厉谴责，认为它们不过是“全球化的国际帮凶”，全球化正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鼓吹的结果。其中重要的诱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世界银行、IMF或者其它跨国金融机构中，美国利益集团的驱动力。这种利益集团的成员主要地由华尔街、财政部、国务院、IMF以及世界银行等最著名的机构的要员组成，其中财政部长鲁宾来自华尔街；阿特曼从华尔街来到财政部，然后又返回了华尔街；尼古拉斯.布拉迪曾任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现在重操金融旧业；恩斯特.斯坦曾任世界银行代行长，现在是JP摩根的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曾是美国投资银行家，现任世界银行行长，几乎IMF和世界银行所有重要部门的执行经理都是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很自然地，这个利益集团已经初步具备通过操纵金融资本来左右全球化的能力。不是“帮凶们”推动何来全球化呢？[6] 这些人也许忽视了，恰恰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这些组织，对减除饥馑和贫困倾注了最多的热情和资金，反自由贸易者也忘却了发达国家设置贸易壁垒的损失，相当于发达国家给予贫困国家赈济资金的两倍。既然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发达国家，既然它们处理全球事务在表面上还不能完全依赖强权，还偶尔顾及所谓“国际秩序”，那么就算它们运作效率低下，总比赤裸裸的霸权好一些，例如，联合国已经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有所警惕，并指出：“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示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7]所以不妨对联合国、IMF和世界银行等宽容一些，并敦促全球化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化，而将其视为全球28亿穷人的敌人，似乎大可不必。

　　全球化带来了“人性漠视”？

　　温和的反全球化者宣称，全球化带来了人性漠视，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如潮水般涌入，各国的经济发展只有顺应全球化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这一条道路， 而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多民族的缤纷文化只能被淹没在古希腊文明的衍生品中，而忘却对多样化文明所滋养的生命的尊重。我们不妨将这种“人性漠视”喻为人性丰富的诞生蜕变为单调的克隆；而激进的反全球化者则宣称，喧嚣尘上的全球化，根本只是“迷思”(myth)，它只能导致强权对人性的蔑视(例如北约对科索沃的杀戮)，以及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只是天方夜谈，一统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全球化 “狂想”，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臆想和杜撰出来的，所谓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一致”，只是将一己之欲强加于人的强权国家的口号。我们不妨将这种“人性漠视”喻为人类理性的演进蜕变为非理性的解构。

　　反全球化者也许没有看到，开放的市场经济只是意味着人类合作秩序的自发扩展，而扩展的方向则是增进人类福祉，且并不是救世主可以先验地指誉的。美国人以其自由精神说德国自律式社会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法国人泡在咖啡和葡萄酒中指责美国粗陋的影视不能和法国优雅的文化同日而语，而英国人漂泊在欧洲大陆之外讥笑法国人是“欧洲的中国人”。香港经过了百余年英殖驯化，却依然粤语粤风；最欧化的日本人，即使在亨廷顿那样的政治家看来，在未来文明冲突中也将倒向亚洲的怀抱。因此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等所称的“西方文明必胜”，乃是人为恶意地错指了全球化的可能方向，是用“少数人的全球化”窃取了全球化的演进路径，把全球化的必然性扭曲为“少数人的全球化”的必然性，并以此对多数人进行强制全球化，并得出“地球上最后一个人”之类的奇谈怪论，这种认为全球化会使得人类未来更单调或更非理性仅仅是经不起推敲的臆想和假设。

　　但是反全球化者热衷于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来对抗“人性漠视”却的确提醒了我们：人类的活动仅仅以生命为目的。如果我们承认生命的种子是不同的，那么在全球化的土壤中成长的结果，就不仅仅有参天大树，也会有藤蔓和绿草。前一种“人性漠视”以为未来人类只有参天大树，而后一种“人性漠视”则以为藤蔓为生存就必须绞杀大树。由是观之，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恰恰是我们自身必须承认希腊罗马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共生性，如果一种文明不能解决自身引发的问题，它就是一种堕落的文明；如果一种文明对自己最紧迫的问题都视而不见，它就是一种病态的文明；如果一种文明对自己的基本要义用于欺诈，它就是一种行将灭亡的文明[8]。借口全球化唯洋是拜不必，但借口反全球化唯洋是仇也大不必。也许我们应该民族为本全球为怀，给每一颗种子以成长的平等机会，以同等的尊重承认树、藤和草共组而不是谁独享森林。

　　全球化带来了扭曲的“社会公正”？

　　反全球化者宣称，全球化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化”的借口，是对“社会公正”的扭曲。反全球化者之所以认为全球化是“少数人的全球化”，是因为贫困阶层日益庞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一位印度经济学家曾悲哀地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大概他的第13代孙可以达到美国人上个世纪90年代的生活水平。发展中国家抱怨全球化使得第三世界人才外流严重，目前美国1200万科(资讯 行情 论坛)研人员中，72%出生于发展中国家。全球化使非洲流失了其熟练劳动力的1/3，发达国家廉价地从发展中国家挖掘人才，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素质难以提高。即使在美国，工会也在声称全球化将使美国未来3年工人的总体工资水平下降，25%的失业者无法找到新工作，72%的人在重新就业前将失去任何收入来源。看来全球化导致贫富悬殊，是有违“社会公正”的。

　　反全球者关注到社会阶层结构在严重失衡中，占全球1/5人口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产出的80%，而占全球3/4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仅拥有18%[9]，似乎符合格拉德，伯得斯贝格在《全球化的十大谎言》中所谴责的那样，“不论全球化给北半球带来了如何有益的影响，它对南半球大部分地区的作用却微乎其微。”，然而更不容忽视的，是年青的一代较之年老的一代对全球化更为积极，在这样一个年长者必须向年青人学习以适应生存环境变化的“后喻时代”，全球化也许是难以抗拒的，我们能够抗拒的，仅仅是金钱和强权君临天下的“伪全球化”时代(Hypocritical Globalization)，对于全球化寄托“社会公正”恐怕过于理想化，或者回答应该是：“全球化，是、霸权一统，不；共享繁荣，是、金钱统治，不”。[10]

　　也许到了忘记“社会公正”的时刻，哈耶克无情地指出，“社会公正”一词是含混不清的，其真正意图是减少或消除收入差异，是对特定阶级实施剥夺并转移给另外一些阶级的“公正”呼吁，那么，凭什么我们可以认为对特定阶级的剥夺或施舍，其结果不是有限的“个人公正”、局部的“阶级公正”，而是广泛的“社会公正”[11]？如果贫困国家的政府没有支付本国人才的培养费用，那么政府强制这些人忍受贫困进行纯奉献构成对人才的公正吗？美国钢铁业工会面对来自中国的强大竞争压力，不断反对中国加入WTO，构成美国码头工人期待中国入世后，因更多货物吞吐而改善其生活的公正吗？如果人类历史不是弱肉强食的历史，曾经有过所谓的“社会公正”、“全球正义”，那么反全球化是站得住脚的，如果没有，那么社会正义本身就是乌托邦式的理想。

　　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强权”？

　　反全球化者宣称，全球化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其实质是国际强权秩序，因此全球化并非人类的福音书，也并非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历史必然。因此反全球化者强调，我们面对全球化，可以迎合也可以摈弃，这仅仅是少数强者的游戏，人类可以另有选择。我们能选择既非全球化亦非反全球化的“第三条道路”吗？

　　全球化的确带来强权秩序，但秩序，尤其是国际秩序，除了靠强权维持之外是否有施行“德政”、“仁政”的可能？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从来都是以经济、外交乃至军事实力说话，而不是悯恤和眼泪。以美国为例，其多维度的战略转变以及新经济的洗礼使得美国的优势产业集中在服务业和与知识产权等。为此美国大力鼓吹应达成全球服务贸易协定GATS，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TRIPs。为了在乌拉圭回合促成上述两个协定，美国不惜将谈判拖延了8年。国际强权并非让人喜欢，曾经有多种美好设想去抗拒这种强权，例如更为美好、平等和开放的社会，例如改组联合国以剥夺美元资本寄生全球，但问题的关键是作为弱势群体，既苦无制约国际强权的可能方式，又缺乏由此到达梦想彼岸的必要手段[12]。即使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也不过是传统欧洲社会主义者对新科技发展的一种回应，其实质是与当今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相容的。“第三条道路”的提出者仅仅是想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而在实践上它往往仍是资本主义的，欧洲人自己也认为并不存在真正的“第三条道路”。这是落后国家的不幸，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只可能是“被全球化”，而不是“全球化”。[13]但这并不构成反全球化的理由，因为反全球化的鼓吹者恐怕没有意识到，如果全球化仅仅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只是给强权国家或者阶层带来好处，那么不用反全球化，这样的损害大多数国家和阶层的全球化，最终会无疾而终。对强权秩序的抱怨，实际上反映出在“双赢”背后，全球化的参与者在瓜分全球化创造的“馅饼”时，少数强势者和弱势多数者的所得差异甚大，参与者总是对自己那一份额进行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

　　面对生死，我们没有不生不死的选择，除非灵魂出窍；面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我们同样非此即彼，不存在侥幸的回避。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为迎合奉承西方而全球化，如何增强自身的砝码和争得自身的利益？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质乃是黄鼠狼式修辞，即象黄鼠狼可以吸空鸡蛋而不留任何痕迹一样；人们可以籍口“对面全球化我们可以另有选择”，以所言非所指来行反全球化之实，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只不过是怯弱的无能。

　　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产物”？

　　有趣的是，反全球化热潮恰恰是全球化的产物，无论它自身如何声称，都折射出全球化是自发演进的人类历史阶段。反全球化的到底是什么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反贸易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人权组织、行业工会，甚至土著人组织、性别平等主义者等等的混杂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打着反全球化的非政府组织(NGO)，其本身恰恰似乎也是“全球化”的组织，他们依靠着自身的全球化，为了共同的反全球化目标而走到一起。近年来在国际会议之外反全球化的喧嚣者，并非乌合之众，而是由跨国的NGOs通过它们激烈反对的互联网来操控的！例如西雅图会议外近2万的示威者，是“主动反对经济全球化联盟”的杰作。反全球化的实质，不过是另一变种了的全球化。

　　不仅如此，反全球化者所宣称的“全球化带来的戕害问题”，例如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庞大的穷困阶层、边缘化不断扩展的第三世界化问题(Third Worldization)、对人权的尊重以及无序的资本流动等，可能恰恰需要通过全球化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其根源却在贫困人口的生存和政府臃肿腐败问题，闭关锁国和全球化哪一个更对症是不言自明的。而穷国的债务负担，资本流动监管等，正需要全球化的“帮凶”乃至OECD这样的“富人俱乐部”，通过全球性或区域性协调，达成更广泛的豁免共识或监管框架。如果我们认为，整体上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较之发达国家是颇为有限的，那么最庸俗的关于“全球化是要素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就是对后进国家有利的事情；如果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要素资源的全球配置，更是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大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在全球的优化配置，那么发达国家垄断国际“话语权利”因全球化而不能不考虑发展中大国针锋相对的政策。反全球化戏剧性地说明，解铃还需系铃人，即解决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要倚靠全球化，尤其要倚靠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强调要素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向流动(包括劳动力)；强调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以分享全球化利益，而不是廉价卖土地、卖劳力、卖资源[14]。

　　反全球化热潮在中国正潜流暗涌？

　　反全球在中国也正以悲天悯人的曲调在奏响，中国的反全球化者宣称，全球化正在催生“新帝国主义体制”，即不是以军事强制为先导，而是以市场和资本为杠杆的、没有鲜血和暴力的侵略与霸占。目前的互连网是信息帝国主义，WTO是市场帝国主义，IMF是金融帝国主义，联合国则是政治外交帝国主义，全体发展中国家再度成为帝国主义的“臣民”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样的潜流正以“社会良心”式的诏喻悄然涌起。

　　我们不妨思量如果我们不愿意作为“新帝国主义体制”的臣民，我们需要抛弃什么，反全球化者的潜台词显然是在说，要抛弃市场经济而选择极权经济，要抛弃现代金融体系而重新复归荒谬的金本位，要抛弃互联网而退回电报电传阶段，要抛弃联合国而回到分崩离析的孤立的民族国家时代。似乎我们为了反全球化必须告别我们已经生活的年代。当血缘的疆界淡化时，我们从母系时代迈进到父权时代；当氏族的疆界淡化时，我们从部落杀戮过渡到民族国家时代，当经济疆界淡化时，我们从分立国家时代向全球化时代。而每一次，我们都心存疑虑。但经济疆界在目前的全球化背景下，仅仅是淡化而已，并未消失，在政治、国防等其它领域，全球化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反“新帝国主义体制”对全球化的理解显然失之肤浅。我们的问题是往往在经济全球化还在推进时，已经过分地迈进到“后经济全球化”时代，以为民族国家间的种种冲突就消失乃至弱化了，以致于忘记全球化秩序是分立的民族国家因为存在严重冲突而协调的结果，却采取“头手倒立”的方式，以为回避和不敢正视国家间冲突和威胁就是参与全球化了！在欧亚会议的歌舞升平中，反欧亚会议也许多少有一点警示的意义[15]，即民族国家的分立仍然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基本格调，民族国家融合尽管值得期待但显得遥远。

　　我们也不妨思量全球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实际上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折射出“全球化”的色彩，孩子们吃着麦当劳、肯德基，前卫少年带着MP3哼唱摇滚、蓝调，商务人士手不离爱立信手机、IBM笔记本。我们已分不清生活中的哪些场景是“土特产”，而哪些又是“舶来品”，洋人的乒乓球成了国球；而中国餐馆则让洋人领略了什么叫“食文化”，并不是要穿着长袍马褂，唱着京剧才算保存了民粹，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写“中国人可以说不”的难道不是满溢着民族激情和以更合理的方式迎接全球化？

　　全球化正在催生怎样的未来？

　　全球化的浪潮会将我们带到何种彼岸？难以预言却值得反思。目前的全球化带有明显的强权主导性，甚至“不过是重性恢复资本主义那种既是国际的、更是跨国的原始使命，把疆界和国家、传统和民族统统踩在脚下，迫使一切都更家服从唯一的价值规律”的洪流[16]，但资本主义不是未来必然的，社会主义不是历史给定的，而都是实践创造的。社会主义已不是一种固定的计划蓝图。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治理”，对社会主义来说，有助于实现人类的和平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加强“全球治理”将逐渐形成一定的规则体系。社会主义者在全球化中正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不期望新自由主义的“新思维”和“新鼓吹”，而转向实际层面，要求各国在经济上的平等发展、社会福利的保证和社会安全等。20世纪的两位伟人对此作了也许不纯是巧合的诠释，列宁预言，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转变。而熊彼特则隐喻，如果资本主义的进化趋向于自己成为多余的东西，一种非常清晰而稳重的社会主义将几乎自动地出现[17]。

　　我们不妨以马丁.路德.金的一段旧演讲结束心灵的冥思，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类需要“全球化”：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去世了，在他的文稿中发现一张未来小说的创作构思单，其中突出强调的是这样一个主题：“一个严重分裂的家庭继承了一幢房子，他们只好居住在这幢房子里。”一幢巨大的世界房屋，我们只好一起居住在里面──黑人和白人、东方人和西方人、非犹太人和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一个在思想上、文化上和兴趣爱好上不适当地分裂开来的家庭，由于我们根本无法再分散地生活，所以必须懂得以某种方式共处。难以清晰阐述的某种方式，也许就是全球化的隐喻，反全球化者否定这种方式存在的可能，奴化全球化者则宣称我们本是和睦的天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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