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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与国有银行的发展战略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24日 16:54 中评网

  钟 伟

  中国加入WTO已经进入倒计时,根据中美和中欧等的双边协议,我国承诺将在2004年底之前允许外资独资银行经营银行零售业的全方位服务业务。据此外资银行在2002年底后可向国内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在2004年底后国内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在五年内我国还将取消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并在获准经营的地域内享受一般国民待遇。由于中国入世
已是大势所趋,这就要求中国国有银行认清金融服务业的逐步开放到底带来了何种程度的冲击;如何在新世纪以新的发展战略,接受空前的机遇和挑战。

  一、金融禁入或准入:何者对中国国有银行更为迫切?

  目前中国允诺2-5年内逐步开放其银行业保险业,过渡期不过短短的2-5年,目前国内外一些舆论已然将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提到了攸关“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谬之以入世则中国国有银行体系必将势如危卵!这种说法是欠妥的,对于国有银行体系来说,其生存更需要金融准入而不是禁入,而21世纪初期,则是我国国有银行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较佳时点。

  1、中国国有银行体系在20年来承受了巨大的体制变革成本,受不良债权不断堆砌之累,其金融中介功能已经严重弱化,急需借助中国入世引导国际资本内流为国内金融体系“输血”。从本币供求看,至1999年底,中国居民储蓄为6.3万亿,储蓄率高达40%,金融机构存款超出贷款11740亿,存贷款利率均已降至20年来之最低,国内股票发行总市值占GDP的50%;从外币供求看,至1999年9 月中国国际储备高达1503亿美元,而外债为1486亿美元,如果中国银行业的运转功能是正常的,似不应存在本外币供应不足之虞,企业也不应感受到来自货币方面的紧缩压力。那么为什么我国银行体系仍需每年300亿美元左右的国际资本内流?最现实的解释是:各种不良资产的沉淀决定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循环不是一个“闭环”,而是具有巨大“漏洞”的流量不断衰减的“开环”,货币供给扩张和利率降低尚不够填满资产沉淀的沟壑,对资本内流型“体外输血”的依赖性在加大。我们不妨列出几种对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率的估算,来观察一下资金循环的“漏洞”到底有多大。

  2、如此巨额的资产沉淀显示,我国本外币信贷的增量很可能尚不足以消化不良贷款对国有银行流动性的侵蚀,所以国有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大体上是在不断衰弱之中;企业总在感觉资金紧张,这个“漏洞”不补,银行和企业对利率信号的反应会逐渐迟钝,这也正是日韩金融体系的结症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兑事务部主任圭田将其比喻为“金融失血症”。鉴于此,流动性匮乏的国有银行为了维系整个体系的运转,需要额外的资金注入。从1994年以来,我国吸引外国资本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掩盖了银行债权恶化的严重性。但是1997年底后问题变得严峻起来,先是国有银行整体开始由盈转亏,尽管亏损额尚不足千亿,但国有银行显然已接近其损耗极限,金融脱媒(Demedia)已经到了不能再恶化的边缘;再是国际资本内流有所滑坡,1999年1-9月,中国对外借款萎缩了12.7%,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萎缩了6.77%;而1999年外国资本收益汇出则达到了创记录的172亿美元.外资对我国银行系统“输血量”的减少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非常不利。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通过入世逐步实施金融准入,为沉荷既久的银行系统换取更多的新鲜血液,较之金融禁入显然更为明智和可取。

  3、21世纪初期是我国国有银行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较佳时点。这不仅是由于1997年来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使得困境中的国有银行较之1994-1996的扩张时期更为迫切地需要变革的动力和压力,其对各种可能冲击的痛苦忍受力也强。更因为它和堵塞资产沉淀“漏洞”的其它改革是相一致的,尤其和国有企业三年基本脱困的改革相一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999年10月底,在40个大类行业中,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净亏损行业数由去年同期的22个减少到18个,大多数行业亏损额比去年同期下降,净亏损的地区由去年同期的14个减少到9个。作为三年脱困重点和难点地区的东北三省,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好于去年。1999年1-10月,三省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的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20.8亿元人民币,增幅达3.2倍;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减少24.5亿,下降18%。我们估计到 2000年底,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亏损面可能从1997年的39.1%降到30%以下,亏损总额有可能比1997年减少40%左右。除煤炭、军工等少数行业和少数特别困难的地区外,大多数行业和地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到2000年底可做到整体扭亏为盈。此外,化解国有银行不良债权的外部金融措施也在加速之中,其突出标志就是1999年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和运行、2000年利率市场化时间表的出台和银行上市再度启动。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许多亏损企业的经营状况可能在21世纪初出现新的转机,更标志着国有银行举步维艰的改革有了切入时点,这至少意味着它们在面临金融准入这一“双面刃”时,其为国企“负重”的后顾之忧有望减轻。渐进式改革中积累下来的问题的解决,从来依赖的是发展而不是止步不前,因此准入而不是禁入,才更有利于我国国有银行的生存;21世纪初融入而不是隔绝,才是避免银行业剧震的时点。

  二、外资和中资银行:入世引发的真正冲击何在?

  近期以来,我们总是习惯于考虑中国入世对国有银行的冲击,实际上外资银行亦在其列。金融开放带来的真正冲击,不是福音或灾难,而是对一些传统观念的抛弃和新理念的建立。外资银行相对于我国国有银行的竞争优势是极其明显的,从资产规模上来看,巨型跨国银行的资产总额在6-9千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我国国有银行资产的总和;从资产质量上看,美国国有银行目前的不良资产比率仅为0.67%,我国国有银行与之还有很大差距;从经营来看,外资银行已经在变幻无常的国际金融市场基本不受政府干预地经营了多年,而我国国有银行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必须承担中国金融、经济的制度变迁成本。所有这一切是事实,但都不说明中国国有银行将是真正冲击后的失败者。

  1、中国银行业到底存在着怎么样的竞争现状?我国银行业的实际开放程度上远比国内习惯想当然的和西方舆论所指责的为高,而外资金融机构实际享受到的不是WTO框架所要求的普遍国民待遇,而是超国民待遇!中国入世是将竞争建立在更为透明和开放的框架之上,而不是厚此薄彼。首先应该看到的是,我国国有银行的现有格局,本身就是在激烈竞争的格局中形成的,否则就不会有彼此独立的联行系统、不兼容的金融设施和不断竞争撤并的经营网点。外资银行尽管不是金融竞争的主角,但毕竟不是旁观者和胜利者。其次我们更不能错误地认为,中国银行业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到1999年9月,外资银行已经在华设立了191家经营性机构,总资产达到360亿美元,占我国金融资产总额的2.58%;外汇资产占金融机构全部外汇资产的16.4%。此外,央行已经决定取消外资银行在华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的地域限制,从现在的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23个城市和海南省扩大到所有中心城市;批准美国多家大银行的代表处升格为分行,批准多家外国银行的深圳分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可见中外银行面对面的竞争并不是中国入世后才展开,在特定区域(例如深圳和浦东)、特定金融服务领域(例如外币业务)中两者的竞争已经悄然展开。最后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目前中外国有银行实际上竞争地位并不平等。中资银行的利税总负担率超过了70%,而外资银行的综合税率仅为30%;中资银行的设备购置须在税后利润中抵扣,而外资银行则可灵活处理;中资银行在1995年以后被禁止参与外币投资业务,而外资银行则不在此禁令之列。迄今在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共同涉入的领域,外资银行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而在外资银行不能涉足的领域,则有四大国有银行以“负重”的姿态和其它国有银行不平等地竞争。既然中国银行业现状是激烈竞争的、扭曲开放的和不平等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武断地因入世引入了一个开放和透明的竞争机制之后,将国有银行现在的困境描述为未来的艰难。我们的忧虑在于,入世后中国国有银行和外资银行在名义上和实质上是不是在同一起跑线竞争?如果它们仍在“不断失血”的状态下和外国跨国银行竞争并必须成为赢者,那才是真正的冲击!

  2、入世后外资银行到底是带来资金还是带走资金?现在习惯的说法是,由于外资银行的经营性分支机构有限,故中国入世后会有资金内流,短期内对我国国有银行的影响并不大。从印尼、台湾、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金融业开放的实践来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可能有比较稳定的资本内流,并且在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性之前,外资银行从事人民币信贷业务也不会导致本币资产的外流,这对恢复我国银行业的金融中介作用是有帮助的,但这种静态分析忽略了中国入世后外资银行可能采取的营销战略的重点,从而低估了国有银行系统可能承受的真正冲击,即此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资金的外逃或内流,而是国内存款或储蓄的分流。我们认为这种分流将比较严重。首先是由于跨国银行资产运用能力非常强,即使在同样的利率管制政策下,外资银行的获利空间仍将大于国有银行,其原因在于外资银行往往是混业经营的,利润增长点非常之多。近年来金融混业乃是国际金融兼并的显著特征,1995年5月-1998年11月间发生的多起重大金融兼并案多数为投资银行和国有银行、金融服务企业(如信用卡公司)和国有银行、证券公司和国有银行之间的混业兼并,传统商业银行越来越向全能的金融百货公司靠近,存贷利率差只占其利源的60%左右,而这一点是我国国有银行所无法比拟的。在同样的存贷利差下,显然外资银行能够更为自如地以更优惠的条件争取到客户。其次是我国加入WTO之后, 外资银行尽管可以借助外其雄厚实力、灵活的机制、良好的信誉和完善的结算方式,争客户、揽储源、增贷款、办外汇,但网点和员工有限,可以预见被分流的对象将集中在所谓“黄金客户”身上,这既包括效益比较好的在华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三资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集团,也包括“先富起来”的一些个人。再者这些在优惠条件下被分流的“黄金客户”队伍是相当可观的。就企业角度看,跨国公司和三资企业与外资银行有天然的密切联系,而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又集中在外资银行活动频繁的东南沿海,因此重点企业客户的流失不可低觑;就居民角度而言,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大致增长了30倍,而银行储蓄增长了200倍,储蓄增长率超出了居民收入的3倍左右,粗略地说6往万亿居民储蓄中有4万亿不能以经济和收入增长来解释,它们是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手中的,因此在储蓄存量分布不合理的前提下,外资银行如果应对合适,储蓄分流并不一定要付出营业网点激增的代价。可见,中国入世对于国有银行而言,真正的冲击在于忽视储蓄分流的威胁。

  3、国有银行是否会受到人才大量流失的威胁?国内外舆论的倾向是中国国有银行将承受比较严重的人才流失,但这仍不是真正的冲击所在。加入WTO之后,随着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和人民币业务限制的取消,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将急剧加速,其本外币金融业务量的增速也将处于优势。随之而来的就是对金融技术和管理人才需求的膨胀,其雄厚的资金储备、良好的培训机制、丰厚的薪酬和灵活的用人制度必将吸引大批国内银行界的高级人才。中国始终有现实的或潜在的金融人才储备,对于国有银行而言,真正的冲击倒不是缺乏人才,而是缺乏吸引、培养和使用人才的观念,如果仍然延用培养和对待行政官员的方式,那么国有银行才既不能保有又不能发掘人才,如此中资银行将逐渐充斥冗员和庸员,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至今国有银行仍然享有许多外资银行短期内无法比拟的优势,例如经营网点的空间布局已经基本到位、在中国广大居民中有持久和深刻的影响力、与企事业单位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可靠的往来关系等,其面临的挑战也不是不可克服。但如果不能有深刻的思辨观,囿于事物的表象,墨守既成的陋规,那么国有银行就会放走机遇而低估挑战,这是中国入世后的真正冲击所在。

  三、强势政府或市场:国有银行如何构建新世纪发展战略?

  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有银行需要中国入世,21世纪初也是其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较佳时点;同时如果它们能有较深的思辨观的话,其所面临的挑战也并非不可逾越。这需要我国国有银行摆脱对强势政府的依赖,遵从市场机理,重新构建其新世纪发展战略。

  1、国有银行股份化应成为新世纪发展战略的关键。在外资银行逐步介入面对企业和居民的人民币信贷业务后,中外银行之间的竞争将更为激烈,而两着之间的“起跑线”却截然不同:国有银行背负着中国20年来渐进改革的成本,其资本金充足程度和资产质量都不容乐观,且市场化、国际化经营的资历尚浅;反之,一些在华“抢滩”的国际著名跨国银行甚至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谙熟全球竞争策略并与工商业巨头们保持着密切的互信关系。如果国有银行如果不尽快将股份化提上议事日程,两者间的竞争就有失公允。国有银行股份化,不仅可以补充本身极为匮乏的流动性,更可以成为上市公司参与和外资银行的合作,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最近周小川已经表示,中国国有银行转为股份公司应是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的一个正确方向,显示出我国金融界高层决策者的信心。

  在新世纪中国国有银行股份化战略是否可行?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为我国国有银行提供实质性注资,那么要求其与外资银行展开竞争就相当困难。即使假设我国国有银行已经达到8%的资本充足比,扣除掉戴相龙行长所披露占总资产6%左右的坏账率,国有银行在流动性头寸方面的捉襟见肘也显而易见;且以发行定向国债和银行不良资产置换等方式只是账面而不是实质注资。其次是我国目前所进行的增强银行资产质量的一系列工作,例如债转股等,并不能在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有限“缓冲期”内见效。其它东南亚国家的资产管理公司,例如韩国的Kamco 和马来西亚的Danamodal目前几乎已经耗尽了其资本金, 且其再售出资产时往往不得不用40%-60%的大折扣率,从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看,我们并不具备大规模收购和折扣出售这部分资产的承受能力。最后股份化可能是唯一较为现实的选择途径,具体操作中的障碍很可能仍不是技术性的,而是观念性的。目前四大国有银行的总资产约在8万亿,如果国有银行试图向国有企业和其它国有金融机构出售股份,无助于解决国有部门的资金紧张状况;如果以上市公司的方式募集股本金,甚至向外资银行出售股份或进行股权互换,可以为国有银行提供大量注资,却很可能受到将国家命脉行业“拱手出让”的指责,我国银行业一直处在强势政府的干预下,在迈出市场化的第一步时,政府有关部门的权力失落感自然地导致银行业备受指责,因此在新世纪中国国有银行股份化可否顺利出台的关键,在于合理设计股份化方案,实行战略性控股,既吸收注资又不受制于人。

  2、中外国有银行在中国入世后的竞争呼唤规范的银行业监管。中国入世意味着对银行业的一些人为扭曲方式不再适用,例如给予外资金融机构税收优惠的同时却示以部分金融服务禁入;不对国有银行有国内金融服务禁入但却要求其承担远远超出纳税人的义务,以此维持利益分配的大致平衡。中国入世显然宣告了我国不能不逐步采取一个透明化制度化的银行业监管框架。这就可能造成旧有的“平衡技巧”和新的“制度框架”之间的冲突。前者使政府是一个局内人,可以改变银行业的初次利益分配;后者政府是一个局外人,仅可以改变银行业的利益再分配。这个冲突的战略协调的关键有两步,第一步是强势政府的退出机制,以保证中外国有银行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制度化的;第二步是与中国入世相容的“透明化制度化的银行业监管框架”的内化。该框架是西方在经历了数以百万计的银行丑闻和金融市场失败之后而逐步得以完善,所以不仅局内人(国有银行、通过银行融资的企业和个人)有适应和运用这个框架的经验,银行监管者也谙熟各种银行业竞争中的违规或欺诈,并有能力及时规范。中国入世立即带来的是银行业规范监管框架的内容,而不是能适应和运用该框架的国有银行和监管者,后者需要一个渐进习得的过程。因此我国银行业新世纪发展战略的另一重要战略就在于:我国金融业的开放和入世之间必须保持“兼容性的开放战略”,即强势政府的“退出”速度就必须与“制度内化”速度(即运用新框架对银行业规范监管的能力)的增强同步,否则入世后我国银行业竞争就可能暂时出现监管真空,稚嫩的国有银行体系就可能在与老练的跨国银行竞争中,受到无助而不公正的伤害。

  3、在中国入世后我国国有银行亟需完成其遵崇市场而不是依赖政府的战略转变。这种转变灵活体现在多方面,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根据对等原则,我国银行业也可以进入其它WTO成员国的金融市场并同样享受国民待遇,中国国有银行体系将获得非常好的国际化经营机会。其次我们不能将外资银行排斥为我国国有银行的竞争者,更应看到作为合作者的潜质,努力推行融合战略。例如在金融开放后,外资银行的营业网点和雇员规模的扩张都不是无节制的,有其最适和最经济密度。由于国有银行各类机构总数已经达到目的117,707个,市场网络较为成熟和严密,外资银行以出资或股份互换方式,争取分享国有银行的市场网络就是比较理智的选择。如此中外国有银行之间就是扬长避短的双赢伙伴,而不是单纯的对手。再者我国国有银行应重视加速金融创新战略。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国有银行向客户提供的金融服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许多地方仍然不尽如人意,在服务的理念、手段、品种和创新能力上和跨国银行相比仍然存在着差距。外资银行在的我国发展,必然要发挥其独特的服务理念、营销方式和品牌,引入国外成熟的多种金融工具。我国国有银行应有优势专门创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产品,以弥补其在跨国经营方面的劣势。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外资银行在分食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会有相当多的服务盲点,例如限于网点和人力,除了集中精力吸引“黄金客户”外,对于小城镇和农村金融服务、经营机制独特的非公有制经济以及普通居民的理财服务,外资银行显然力不能及。这些不应成为我国国有银行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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