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全球化与新金融霸权主义

　　钟 伟

　　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主要世界货币发行国通过金融资本全球化获得国际铸币税特权的前提仍未完全确立。①　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发达国此时刚刚放松对资本流动各种严格限制，因此发达国家的境外通货和金融负债虽然逐渐增加，但持续膨胀的途径尚未确立。直到80年代中后期，资本流动规模才随着金融创 新、外汇管制的放松、国际金融中心的迅速发展而有了极其迅猛的发展(Goldstein, M & Mussa M；1993)，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金融资本才能加速输出；②　在本国货币政策制订方面，各层次货币供给量仍然是央行的调控目标，因此基础货币的扩张仍然有一定节制；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而转向汇率或通货膨胀目标区则是80年代后期的事情。③　关键通货国尤其是美国尚未成为净债务国，直至1985年美国方成为净债务国，从1987年急剧加速。此前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的过剩尚不完全意味着边缘地带实物资本的注入。过剩的金融资本尚不完全具备向外围或半外围国家输出的前提；其必然结果也就是全球性通货膨胀。1975-85年间美、英、法铸币税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1.17%、1.91%和2.73%，与这些国家7.2%、13.8%和11.4%的通货膨胀率相比， 也充分说明铸币税仍然只是国内通货膨胀税而不是国际铸币税(Sachs,D & Larrain,B；1993)。在 8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资本全球化逐步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中心国家通过金融资本全球化向外围国家输出通货膨胀、输入实物资本的条件才逐步具备。新金融霸权主义才能在以美元等国别货币为世界货币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的大背景下，借助金融资本全球化得以全面确立。

　　一、新金融霸权全面确立的前提条件

　　1、确立新金融霸权的条件之一：各国金融政策的趋同

　　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通过外向型战略促成经济增长，普遍采取了外资流入激励政策并进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其对关键通货和国际金融资本的需求迅速增加，为发行国以金融资本全球化为名，行征收国际铸币税之实提供了便利。注入新兴市场的金融资本不断膨胀，到1993年其国际债券发行和银团信贷承诺占国际资本市场的12%、国际股票发行和FDI占23%-35%，而存款凭证发行占54.6%(Khan,M & Reinhart,C；1995)，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和泰国、菲律宾等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形成了较强的外资依赖，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金融资本的大量注入，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未能同步，使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央行缺乏足够的能力去抵御国际经济联动和风险传递，外围式金融和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这是典型的自我实现式泡沫的形成过程(Krugman,P；1995)，随后在遭遇投机性攻击下(Speculative Attack)，外围式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将由于资本外逃而演化为国际收支困难并进而演进为通货紧缩。

　　2、确立新金融霸权的条件之二：货币汇率的重新安排

　　美国通过重新安排美元与其他世界货币的汇率，为美元及美元金融资本向全球扩张创造了必要条件。美国为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必须保证其通货和各种金融资本在境外的不断膨胀，这样相应的实物资本才可能注入美国；如果美元及美元资本滞留或大量回流美国境内，则将造成美国严重的泡沫经济和通货膨胀。1985年9月 19日西方七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签署了广场协议，提高了日元和其他货币对美元的比价，美元金融资产的相对贬值刺激了其境外需求，转嫁了金融泡沫，此后美国通货膨胀率基本稳定在大致5.0%以下， 而输入美元金融资产泡沫最多的日本步入了泡沫崩溃和经济紧缩的漫长黑暗中。广场协议后两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62.6%，这种以"超级日元"泡沫为主的根本作用是拓宽境外美元资产加速膨胀的需求空间，这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一是吸纳美国国债，境外买主共购买了1986年以后新发行的美国国债的约20%，仅日本就购买了9.3%，总金额为5550亿美元；二是是借助外资注入支撑濒临崩溃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三是通过制造境外金融泡沫输出巨额美元，其标志是东京和大阪金融中心的外汇投机交易数量急剧增长。在黄金非货币化以前世界外汇交易额每年约为2.9万亿美元， 而世界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为5930亿美元，二者之比即外汇投机指数为6:1。 广场协议时日本外汇投机指数由22:1上升到38:1，1988年更上升到62:1。这三种途径有力地刺激了境外美元金融资产的极度膨胀，半外围国家承担了金融泡沫破裂后的通货紧缩，中心国美国则以金融泡沫向半外围国家的有效转移而继续维持通货稳定。

　　3、确立新金融霸权的条件之三：追求国际铸币税利益

　　80年代中期以后，对于中心国而言，通过金融资本全球化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经济政策。试图通过金融资本的输出来占有他国的真实资源的做法由来已久，在英国作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时就有在金本位制度下有限地输出信用金融资本的企图，例如英国在禁止本国金银输出的同时却要求其殖民地从英国进口商品时必须支付铸币；而英国对其殖民地进口则只需支付英镑纸币，结存在英国境外的大量英镑事实上是不可兑换的；英国还甚至直接禁止其殖民地使用和发行任何信用货币(Paarlberg,D；1998年)。 但是金本位制下关键通货国不可能长期推行金融资本的无节制输出，因为伴生的国际收支长期逆差将出现黄金挤兑的灾难性后果，并自动终止关键通货国试图牟取国际铸币税的冲动。这种限制因完全信用货币体系的建立已不复存在，故中心国将有能力长期执行赤字财政和贸易入超的政策，其中境外本币债务和贸易入超直接构成国际铸币税入。以美国为例，在 1970-1984年间经常项目尚有8年为顺差，年财政赤字基本控制在1,000亿美元之内；此后急转为每年持续近1,000-1,600亿的贸易逆差和1,500-2,500亿的财政赤字。这种对国际铸币税特权的追求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主要世界货币发行国意识到对资本流动的过多管制和本国金融资产膨胀共存将导致本国通货膨胀的抬头，因此必须以撤除资本流动和外汇管制壁垒来主动输出本币金融资产以维持国内通货稳定；二是任何境外本币金融负债的扩张都有利于增加本国实物资本的供给，从而更利于通货稳定。因此中心国家的通货稳定是金融资本全球化赋予其国际铸币税特权后的必然结果；由于关键通货及其金融资本留在发行国境内的存量相对稳定，而其境外部分却在膨胀中，中心国本币的各层次供应量和本国通货膨胀相关性的弱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从纯粹信用货币体系建立以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存在着长期不予弥补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和广义财政赤字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些赤字的弥补只是暂时的和偶然的。以美国为例，估计1989年在境外流通的美元纸币大致有7000亿美元，通过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输出而长期未予以平衡的境外金融资本大致有22.4万亿美元；目前美国输出境外的美元纸币很可能已经突破一万亿美元，而金融资本输出则可能高达30万亿美元以上，相比之下美国真实GDP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不过是五六万亿美元的规模，因此美国自纯粹信用货币体系建立之后的不到30年的时间里，借助美元代行国际货币的便利，美国所获之国际铸币税收入是相当惊人的。此外，关于美国通过境外金融负债不同寻常的增长来追求铸币税收益，也可以从美国国库券外国持有者的加速增长中看出来，在1970-1979年间， 外国人持有美国国库券的比重仅为10.5%，但是1980-1989年间却达到了27.5%，1990-1994年间更达到了52.2%，其中不包括中国和日本的其它东南亚国家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到1997年12月就达到了1,163亿美元。美国每年经常项目的逆差大约占GDP的2%，每年广义财政赤字的增长比贸易逆差更严重，而美国在整个80年代GDP年均增长率也不过2.7%，在90年代平均年增长率则可能为2.8%， 因此美国本土所取得的经济增长绩效远不是新经济显示的那样神奇，长期以来美国经济增长不过接近于美国通过金融资本全球化所获得的全球铸币税收入而已！

　　4、确立新金融霸权的条件之四：金融利益集团的形成

　　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中，还形成了一个有利美国新金融霸权全面确立的利益集团。现阶段的金融资本全球化导致了系列的区域金融危机，但是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仍然朝着危险的方向继续靠拢，其中重要的诱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世界银行、IMF或者其它跨国金融机构中，美国利益集团的驱动力。这种利益集团的成员主要由华尔街、财政部、国会、IMF以及世界银行等最著名机构的要员组成，其中前财政部长鲁宾来自华尔街；阿特曼从华尔街来到财政部，然后又返回了华尔街；尼古拉斯.布拉迪曾任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现在重操金融旧业；恩斯特.斯坦曾任世界银行代行长，现在是JP摩根的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曾是美国投资银行家， 现任世界银行行长，几乎IMF和世界银行所有重要部门的执行经理都是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很自然地，这样的利益集团有能力贩售有利美国金融霸权的理论，执行有利于美国金融霸权的政策(Bhagwati，J；1998)。 既然美元已经取得了国际货币的地位，那么维持美元在现有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以及充分的金融资本全球化就是保证各国源源不断地向美国缴贡铸币税的最佳手段。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美元是无节制的纸黄金， 在此后IMF和世界银行仍然不遗余力地在全球推行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个利益集团已经初步具备通过操纵金融资本来左右世界经济的能力。

　　该利益集团同时也努力为金融资本全球化提供有利的国际金融环境。其一是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本国银行的国际业务予以鼓励，为巨额金融资本的输出提供了场所和机构，尤其是美国从限制境外美元业务逐渐转变为鼓励和扶持，以及通过科索沃问题对欧元的打压；其二是通过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交易使金融资产膨胀规模空前，例如美国金融衍生品名义本金余额在1986年为5179亿美元，此后每两年就翻番，其市场份额一直在60%-80%之间； 其三是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包括金融创新工具的定义、衍生品交易及其风险控制、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评信等级等基本集中在中心国尤其是美国的手中，仅以评信一项来看，从1995年至今，只有英美银行资信升多降少，竟占据了B＋级以上银行总数的62%。以上措施为以美元作为世界通货的金融资本全球化铺平了道路。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世界金融资本的膨胀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和关键通货发行国的实物经济基础相比，成为失去偿还可能的永久性负债，连美国一般会计准则办公室也认为完全信用货币体系的稳定基础已遭受严重损害(GAO；1994)。

　　从上述分析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建立在纯粹信用本位的基础之上的，而纯粹信用本位却是以美国等国的国家信用直接充当世界信用；以美元等国别货币直接充当世界货币。这从客观为上为美国新金融霸权的形成提供了滋生的温床，80年代以来各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几乎均可视作边缘或半边地带的危机，而核心地带美国仍然是相当稳定的，世界体系中金融资本由中心向外围的输出和实物资本由外围向中心的流失使其出现了中心通货稳定和外围通货可能失控的矛盾格局。

　　二、新金融霸权全面确立的基本表现

　　1、美元强势的虚拟性：新金融霸权的理论例证

　　由于信用货币体系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过渡而来，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这就造成了以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现实；目前的货币体系在克服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关键通货发行国美国应必须承担美元代行世界货币的义务，而导致关键通货国黄金储备流失、国际收支持续恶化、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虚弱不堪等内在缺陷，即所谓"特里芬两?quot;之后，却再次戏剧性地包含了新的的两难：中心国家可以通过金融资本的无节制输出取得对外围国家实物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支配权，而这种支配权的取得则反过来又强化了外围和半外围国家持有中心国家金融资本的信心。“利用国家的通货作为国际的储备，确实构成了世界货币体系中”降低内在稳定性的因素……储备持有者把这些通货储备积累起来时，实际上是向发行这些通货的国家提供‘无偿’贷款，而且也在进一步增加这些通货的自然硬度(特里芬：1961)我们不妨将国别货币代行国际货币时，关键通货国独特的国际铸币税征收权，以及中心稳定、边缘危机式的格局称之为现行货币体系的“特里芬两难”的两难。现阶段建立在这种信用本位制之上的金融资本全球化就很可能沦为中心国家攫取它国实物资本的工具。中心国家享有的独霸国际铸币税的特权构成了新金融霸权的主要内容，而新金融霸权确立的标志就是整个世界体系由世界性通货膨胀向中心通货稳定、外围通货失控乃至爆发区域金融危机的矛盾格局转化。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的新金融霸权主义可以用一个简化模型来说明。

　　我们曾利用世界体系模型和詹姆斯-杰金斯方程建立了一个新金融霸权主义的时间差分方程组联立模型，为了简化论证，我们只要用上述模型进行一个虚拟例子的计算就可以得出若干主要结论。①假定第一阶段中，中心国A国个有1000个单位的实物和1000个单位的A币；而外围国B国有800个单位的实物和1600 个单位的B币，在A、B之间没有金融资本的联系时，A、B两国某种实物的物价就分别为一个A币或两个B币，结果一单位A币可兑换2单位B币，外围国家由于较松驰的货币发行其物价本身就高于中心国家；②在A国增发200 单位的A币而B国整体经济运行不变时，中心国A国物价上涨为一单位某实物为1.2个A币， 可见缺乏金融资本输出的中心国此时发生了通货膨胀，金融资本扩张不过是政府对中心国的私人部门征收了国内铸币税(通货膨胀税)，并导致了A币相对于B币购买力的下降。由于实际世界体系中A国代表着整个发达国家体系，因此缺乏中心-外围间金融资本输出的金融资本全球化只会带来发达国家整体的通货膨胀，中心外围之间的物价差异缩小了。③如果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建立在信用货币体系基础之上的，并且国际金融资本就是以A币代表的金融资本，那么当A国向B国进口200 个单位的实物时，仅需支付240单位的A币,由于A币是信用货币，因此A国并不向金本位制下那样会因黄金外流而丧失部分货币发行权，且经常项目的赤字无需弥补，在其发行的1440单位A币中，仅1200单位为境内发行，结果A国实物存量为本国产出的1000个单位加上进口的200个单位，A国物价由1.2恢复为1。而B国在输出200个单位的实物之后，由于输入的240个单位的A币最终将由央行收购并再吐出400单位的B币；结果B国虽然享有了240单位A币的国际储备，但国内变成2000单位的B币追逐600单位的实物，物价反而由2.0上涨至3.33，B币对A币的汇率也由1.2:2贬值为3:10。④B国相对于A国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B币相对于A币的贬值将强化外围国B国对A币的信任、以及对于A国金融资本的需求，如果A国和B国以实物表示的贸易量不变，那么就意味着200个单位的实物从B国注入A国，而A国则有200个单位的A币输入B国，再假定此时金融资本全球化还意味着中心-外围间有资本流动的话，那么B国引进100单位的A币外资当期投产见效，增产出的150个单位中有100 单位回流A国，结果A国尽管本币发行扩张到了1500单位的规模；但是境内发行仍维持在1200单位的水平，物价却进一步下降为12/13。 作为外围国家的B国尽管收益于金融资本全球化，产出增长为950(其中有300单位注入A国)；但央行为吸收 200A币的顺差和100单位的投资必须增发行1000个单位的B币，A国物价更上扬到 4.00，而B币如所预期的那样对A币的汇率继续由3:10贬值为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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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 国 │真实产出 本币 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 实物存量 本币输出 物价 汇率

　　段│ 别 │P　M　T 　　FDI　　　S　Mf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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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A国│ 1000 　1000 　　0 　　　　0 　　　1000　　　0 　1.00 1:2

　　　│B国│ 800 　　1600 　　0　　　　0 　　　800　　　　0　2.00

　　②│A国│ 1000 　　1200 　0 　　　　0 　　　1000 　　0 　　1.20 1.2:2

　　　│B国│ 800 　　1600 　　0 　　　0 　　　　800 　　0 　　2.00

　　③│A国│ 1000 　　1440 　240 　　　0 　　　1200 　　240 　1.00 3:10

　　　│B国│ 800 　　2000 　-400 　　　0 　　　600 　　-400 　10/3 

　　④│A国│ 1000 　　1500 　200 　　100 　　　1300 　　300 　12/13 3:13

　　　│B国│ 800 　　2600 　　-2000/3 -1000/3 　650 　　-10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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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简单的新金融霸权模型主义模型来看，由于使用A国国别货币充当了世界货币，金融资本全球化将明显地带来通货膨胀从中心国家到外围国家的转移，A国通货逐步稳定，而B国通货膨胀势头难以遏制，中心外围间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差异性。同时在整个世界体系的实物财富分配越来越有利于A国时，A币相对于B币也越来越强势。上述动态模型揭示出这样的本质：以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时，世界体系将增加A币的自然硬度并赋予A国政治影响力，这就是"特里芬两难"的两难，而此时金融资本全球化就沦为新金融霸权主义的工具，即以金融资本输出掠夺外围国家实物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工具。模型中的外围国家B尽管国际收支状况较好，并且也的确通过金融资本全球化使本国的产出水平有了提高，但是源自于中心国家的国际铸币税负担将逐步加重，本国面临比较严重的通货失控威胁，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金融体系，外围区域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从属于这一世界体系的或迟或早的必然结果。

　　2、美元强势的真实性：新金融霸权的实际例证

　　鉴于篇幅，我们只简单地谈一下新金融霸权实际例证的基本思路。第一，关键通货发行国和其它国家在金融和货币政策方面的不对称性。在金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越来越明显， 以至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素来坚守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东盟内部也出现了要求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进行某种灵活干预(Flexible Engagement )以避免一国经济决策对它国造成过大的冲击。目前世界经济体系较之50年前更为开放和全球化，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势头甚至还超出了其它领域全球化的进展速度，随着政策外溢，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在增强(Chanda,N；1998)。但货币政策决策中，美国明显地处于较为独立的地位，至今美国仍然拒绝与欧元或日元等其它主要世界货币形成任何形式的汇率联系和积极干预制度，较少考虑其政策的外溢性，以保证其金融决策的独立性，而它国在汇率、利率乃至货币政策的许多方面，均必须视美国金融政策而定。可见美国和外围地区金融决策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

　　第二，新金融霸权是一种多维度的制度性霸权，代表着美国对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大影响力，以及对未来可能的金融框架的主导作用，这种影响力超出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半壁江山的地位，更超出了美国真实经济在全球总产出中的地位。以受到美国肘掣的IMF的紧急救援方案来看，很明显地，区域性异常的资本流动对区域金融往往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亚洲危机凸现了此点。显然亚洲区域金融中巨大的不良债权不仅仅是由于作为债务人的亚洲各国陈旧的金融体系、失衡的经济结构和糟糕的政府干预的结果，也是由于作为主债权人的跨国银行在危机前对新兴资本市场过于乐观而盲目融资，在危机中则过于恐慌而导致大量资本外逃的结果。但紧急救援方案却几乎豁免了以美国为首的跨国投资银行的过失，将其救援注资几乎完全用来偿付给跨国银行，受援国为启动其低迷的经济则分文未得，这种美国首肯后的金融救援，在墨西哥危机后就被Milton.Friedman讽刺过， 称被救援出去的不是遭受危机的国家而是跨国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则上一幕再度重演(Sachs,J；1997)。第三， 通过我们对近百年来金融危机史的研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到崩溃，从全球浮动汇率制度的自发形成和区域货币协调的抬头，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机，在不同程度上均可视为边缘性金融危机，关键通货发行国基本上仍然是稳定的。这并不是说现行金融体制立即面临全面的体系性总危机，或者会产生根本的体制性变革。各国决策的理性都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忍受美元及其金融资产的瞬间的巨大贬损，但却不得不付出承受全球金融总资产缓慢贬损的代价；而作为关键通货发行国，则可以以加速金融资本的扩张来弥补这种贬损对其实际掠夺的国际铸币税的下降。新金融霸权是不可持续的，中心的稳定意味着外围的不断蚀空，但中心不可能脱离外围而存在。从这个角度看，现阶段的新金融霸权主义，象是位于全球经济核心的虫子，借助国别货币代行国际货币的金融资本全球化，食空从半外围到外围的果肉，并最终发现其本身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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