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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伟
长期以来，鸵鸟政策导致了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变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谜语，在这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上连许多学者也陷入无所适从的混乱。
在何清琏女士备受争议的《现代化的陷井》一书中称：中国人民大学根据1994年在
全国范围内PPS抽样入户调查问答卷进行计算，结果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4，按家庭户收入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则为0.445，这已经超出了西方国家通常的基尼系数。
在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基尼系数为0.28，到1995年为0.38。世界银行称这显示中国收入不公仅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等稍好，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据中新网2001年03月11日报道，今年中国“两会”中有代表提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
在2001年“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金容)基总理则对此另有见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注意。但是我认为，到目前还没有达到严重的地步。据中国1999年的调查，根据国际惯例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是0.39，也就是说，接近于国际认为的警戒线的水平。”朱并列举了一些因素认为情况并不太坏，其结论是“值得注意，尚不严重，正在解决。”
简单的问题缘何变成云山雾罩？一般来说，衡量收入不公的经济学范式有两种，一是计算基尼系数，另一种是按人口五分法计算国民财富分布。
严格来说，计算基尼系数有三种方法，一是按家庭总收入计算，二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三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个人为单位加权平均计算。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实研究员1995年的研究报告披露，上述三种基尼系数分别为0.409、0.444和0.445，造成三种基尼系数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在1994年，中国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家庭人口分别为3.72人和3.57 人，而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家庭人口分别为3.01人和2.81人，所以按家庭总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必定小于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基尼系数；而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基尼系数，也必定小于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个人为单位加权平均计算的基尼系数。
由于在1997年以来，城市中，“下岗”工人急剧增加；农村中，农作物价格持续下滑，农民进城务工的限制日益繁杂，阶层和区域收入分配转移支付制度基本维持旧观，所以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持续恶化应是常识，如果说能改善，那多半需要神迹降临遍散甘露。总体结论：尽管目前对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千奇百怪，但在经济学家的视角中，中国收入分配的恶劣状况，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也不多见，中国已经远远地将警戒线抛在了身后。
至于另一种人口五分法来测量收入不公的范式，其基本方法是把人口按收入从低到高以20%分五挡，看每20%的人口能占有多少国民财富，此法浅显易行。在中国，较可靠的研究是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四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其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即使此结果被稀释了，它也是令人不快的数据。
中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到底高到何种程度？目前统计资料残缺不全，1993年10月，中国国家工商局估计私营企业主中的百万富翁约为500名；199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私营企业进行的调查则将这个数字提高了10倍。仅事隔一年，《人民日报》再将这个数字扩大了200倍，称拥有1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人已超过100万人；而《中国工商时报》认为这个数字乘3还属保守。而2001年度《福布斯》最新排名则显示：在2000年，中国最富有的前50名富豪中，排在第一的荣氏家族资产为19亿美元，最末的也有4200万美元，这50人的财富之和为100亿美元，平均每人2亿美元。另一幅鲜明的图景是：根据国家体改办的统计，2000年度，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四川、黑龙江、吉林、辽宁9省农民的年纯收入为1924元，陕西、宁夏、青海、云南、甘肃、贵州6省区的年纯收入为1464元。也就是说，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纯收入！长期从事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温铁军博士对此忧心忡忡并引用了一段警示语言："在中国，农民做得成奴隶的时候便是顺民，如果连奴隶都做不成了便是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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