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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伟
在东亚奇迹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反思所谓“东亚模式”，激烈批评者称此模式不过是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拙劣复制品，热烈鼓吹者则坚持“东亚奇迹既非虚构，亦未终结”。在亚洲仍为自身的成就和挫败颇感茫茫然之际，美国“新经济”已经缔造了惊人景气，欧盟11国也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发行区域货币的尝试，所谓
“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这样的论断再度显得遥不可及。一种称之为“日本病”的东西正使得亚洲经济黯淡起来。
日本病的病症之一是重视后发优势(Backwardness Advantages)。在西欧产生现代工业文明以来的几个世纪中，亚洲一直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半边缘状态，因此亚洲国家和地区几乎毫无例外地有一种紧迫感，即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试图通过植入西方市场经济的架构来促进本国经济的现代化。这种思使得亚洲国家不必要象欧美先行者那样，经过无数次市场的起落和崩溃、无数尔虞我诈的案例及其处理中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运作框架，通过“后发优势”亚洲国家可以迅速追赶上先行者，欧美国家花费了数个世纪才使得人均收入超过了2000美元，而很多亚洲国家用了不足50年时间就达到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种思路也有致命缺陷：1、“拿来”会产生排异反应，西方市场架构中的契约、信用和个人负责精神碰到“亚洲价值观”就变形，从而导致淮橘北枳，例如西方商业银行制蜕变为日本银企勾结的主银行制；西方股份制蜕变为日本法人交叉持股制等等，这些变形都被掩盖在“具有本国特色”的借口之下。2“拿来”会使亚洲缺乏创意，模仿和学习西方较之独立摸索当然省事，但习惯于此则可能产生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贫乏，换言之，因为你有了游泳教练并学会了游泳，反倒使得你根本就没有留意原本可以乘舟而渡的便捷了！3、赶超到接近先行者时，作为后来者突然会陷入到“无航标”的茫然之中。这在80年代的日本尤为突出，当年美、欧、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时，日本迅速地迷失在无榜样的困惑中。亚洲国家在看到所谓“后发优势”的同时，是否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这其实就隐含着“后发劣势”(Backwardness Disadvantages)呢？
日本病的病症之二是突出产业政策。欧美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有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方面，宏观层面大致是政府对有关竞争、行业准入等法律框架的完善，提供适当的公共产品以弥补市场失灵(Market Externality)；微观层面则是私人部门进行交易的秩序。但日本在两者间插入了一个中观的东西：产业政策，即政府可以引导资源注入特定的产业部门，迅速造就所谓的“支柱产业”。尽管产业政策(Industry Policy)已经被视为经济学误区，但日本等亚洲国家至今仍对此津津乐道。产业政策在亚洲垂而不死折射出市场机制始终在亚洲得不到根本尊重。1、如果产业政策是成功的，那么也就是说政府有预见未来新兴产业的方向，此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严格优于市场机制，市场经济就是多余的，如果产业政策是失败的，那么政府就没有任何必要搞产业政策。2、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展本身就表明，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我们似乎始终不能理解风险的本质乃是事先的不确定性。曾有这样的笑话，说既然股票等证券资产的总体收益率比银行贷款还高3个百分点，那么只要从银行贷款炒股票不就可以进行套利了吗？这种说法显然忽视了这3个点的利差是高风险下集体理性的事后结果，作为个体投资者的投资既可能获利颇丰也可能倾家荡产。产业政策的荒谬性也恰恰在于政府忽视了新兴产业的涌现，是私人部门在所有可能的方向进行各种形式创新后，在市场机制的大潮撇去失败者足迹的“事后”结果。凡患此病症的亚洲国家，在有迹可循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时往往是比较成功的，但再迈向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时便手足无措。当一个故事尚未开始时，谁知道其结局？当一种产业政策被执行时，却谁都不为其失败负责，至今没有谁为日本80年代中后期大力扶持模拟技术、忽视即将到来的数字时代的失败负责，更没有谁为缔造了当年韩国经济奇迹的、而今资不抵债的超级财阀的崩溃负责。
日本病的病症之三是政府隐含担保和企业预算软约束。所谓隐含担保(Implicit Governmental Guarantee)是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放贷损失提供不言自明的担保，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金融机构大量的资金扶持，至今一些日本的金融元老，不仅没有考虑政府指定银行向某些产业优先贷款的作法本身，使得银行业几乎沦为“第二财政”，并导致银行贷款质量的持续恶化。反而认为，低利率有助于银行缓解其支付存款利息的压力；甚或认为如果日本政府当年如果能拿出10万亿日元来借助银行，就不会象今天这样需要至少支付30万亿日元来实施"金融大爆炸法案"(The Big Bang)了。所谓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按照短缺经济学之父科尔奈的总结，大体含有两个特点，一是事后政企间可就财务状况重新协商，就是企业赔了挣了都可以和政府再商量；二是政企之间有密切的行政联系，就是企业领导阶层兼有行政领导色彩。既然大藏省的官员退休后到企业人职被称为“神仙下凡”，既然部分企业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主银行的融资，既然银行也在政府隐含担保下不担心死无葬身之地，那么非常自然地，政府、银行和企业通过隐含担保和预算软约束被捆绑在一起，俱荣俱损。由是观之，亚洲金融危机暴露的并不是金融问题，而是政府管理的问题；反观两年来险象环生的亚洲经济，危机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恰恰是我们也许根本没有从中得到教训！
“日本病”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府对“看不见的手”和对个人创新的怀疑，是借用传统文化和道德回避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深层次微观基础的演化。换言之，我们希望免费享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好处，但不想付出交织的繁荣(投资加速或曰重复投资)和衰退(企业的兼并和重组)的代价。我们希望亚洲经济可以和欧美媲美，但却生怕淹没在金钱的汪洋之中，这一切如日本金融学家竹内宏所声称的那样：老一代精英以其勤勉、集体至上和抛弃个人私利造就了战后的新日本，而现在的精英们却深信新古典经济学，毫无羞耻感，为了私利私欲而葬送了整个国家。不幸的是亚洲的竹内宏们没有看到：纯柏拉图式的集体模仿、集体创新制在造就日本奇迹的同时也将“日本病”深植其中。最悲剧性的现象并不是新精英们的个人主义，而是没有政府官员、银行或企业，必须为10年之久的泡沫经济负责，似乎也没有亚洲各国政府官员为本国遭受的危机负责；而是裙带风盛行、贪污腐化惊人幕布后的精神荒芜。日本病使得我再度想起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让它负起各种各样的全部责任，那么结果恰恰是完全不负责任。
在亚洲得“日本病”的并不仅仅是日本，也涵盖了很多其它经济体。令人不安的是，中国经济成长所带有的“日本病”色彩在被涂抹开来，连“创新”这样千差万别、箐芜俱存、主要由私人部门进行的事情也被冠以“工程”之名。迹象之一是政府动用私人部门资源，注入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部门的趋势有所强化，但旧企业的亏损乃至破产和新企业的崛起和壮大正是市场机制这枚硬币的两面；迹象之二是化解银行不良贷款和建立社会保障机制进程缓慢的同时，以口号带项目，以项目耗资金、以资金出速度、以速度回避渐进改革中沉淀问题的苗头有所抬头；迹象之三是仍然对经济成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市场机制缺乏信任，对政府决定增长却寄托不切合实际的厚望；迹象之四是金融信用和国企集团的信用正被隐含的国家信用所取代。在重新审视日本病时，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对待市场经济只可能有实事求是一种态度，而不能虚与委蛇，所有的特色是在市场冲刷后仍不改的特色，而不是事前用油毡布密密裹来生怕市场冲击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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