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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伟
奢侈历来是人们道义上所不齿的行为，传统的中国人恪守着谷稷当思来之不易，缕帛衡念物力唯艰的古训，体味着卖炭翁“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悲苦，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道。在西方何尝又不是如此，据说中世纪有一位嫁给一名威尼斯商人的拜占廷贵妇，她进餐时使用一个黄金器皿来代替手指，这个黄金器皿大概是今天西餐中餐叉的前
身，但在当时以清教式吝啬而出名的威尼斯商人眼中，这实在是一种亵渎神灵的奢侈，人们纷纷诅咒她得暴病身亡，似乎这样才是上帝对她这种挥霍无度的正义惩罚。耻谈耻为奢侈，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以至于让勤俭节约几乎成为唯一的美德了。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确有必要重新界定"奢侈"的经济学涵义了。
首先，“奢侈”乃是人类艰辛劳作的基本目的之一。无欲的人就意味着无望的社会，当原始人们采到些许浆果、捕获几只野兽，分而食后就可以无所事事地度过一整天，低下的物欲使早期社会文明的演进极其懈怠迟缓；人们希望明天会更好的期待和劳动才造就了今天高度精巧的社会。无须讳言，人本身是半身半兽的(in-between beings )，我们有希望自己成为利他主义精神楷模的崇高神性，也有好逸恶劳、追求享受的兽性。所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正逐渐帮助我们多一点神性，少一点兽性，但毕竟我们不能吮风吸露而生存，因此多一点物力就意味着多了一点个人自由的空间，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产权的分立"是自由的基础。用市井俗语说，就是你的钱多一点，你才能觉得生活自由自在一些，否则你的自由将严格地取决于每天给你提供面包的那个人。当年凯恩斯提出勤俭节约是罪过、奢侈浪费是美德，无情地击中人们内心的矛盾时是何等的离经叛道呵！我们在忌讳奢侈的同时，却又对拥有汽车、别墅、移民海外暗暗艳羡。结果我们的道德角色和经济角色在此分裂，一半成为追求高洁的无欲神，另一半则成为追求便捷舒适的世俗身。“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一句话，是人们对奢侈羡恨交集情结的最好注释。
其次，“奢侈”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之一。在马克思活着的时侯，曾经描述说英国的工厂主们在劳碌一天后，在酒吧化上几个便士来一根雪茄、一杯劣质酒就是最大的奢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之父路德维希.米塞斯在1927 年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我们之前的两至三代人中，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里，如果谁家拥有一间浴室，人们都觉得这简直是一种奢侈。如今，在那里，几乎所有生活条件较好的工人家庭都已拥有了浴室。三十五年前人们还没有发明汽车，二十年前拥有汽车是特别奢侈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标志；今天，在美国甚至连一般工人也都拥有了自己的福特汽车。今天的奢侈品就是明天的必需品，这就是经济历史的发展规律?quot;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何尝不是在拒绝奢侈的诱惑时不断迎合奢侈呢？作为消费典型的三大件，从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进化到冰箱、彩电、洗衣机，再进化到电话、住房、汽车。简直就是大众奢侈主义的经典注释。没有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对奢侈的追求和示范，空调、大屏幕彩电、手机等等工业品如何因消费需求的刺激而不断改进其技术，降低其成本，走进千家万户呢？奢侈对于经济发展和我们生活的改善，实在功不可没。我们对在思想上超越时空的人称为“哲贤”，而对消费上超越时空的人称为“奢糜”，两者间巨大的反差，用好听的话说是折射出人类追求纯真、摆脱世俗的理性，用难听的话说则是入世红尘、欲立牌坊的虚伪。某天我重温八十年代初一段著名相声中，体会到那些当年非要凑齐家具、电器等“四十八条腿”不嫁的“奢侈姑娘”今天在大部分农村亦已成为“寒酸姑娘”时，几乎喷饭。
再者，“奢侈”乃是文明社会人类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对生命、财产和自由的尊重构成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石，用冯.哈耶克的话来说，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文明社会的唯一充要条件。如果我们承认人生而(在法律面前)平等，那么就隐含着人生而(在经济面前)不平等。马克思在其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说，人在智力、体力上的差异，勤奋懒惰的差异以及需要瞻养的家庭的差异都必然造成人们在经济方面的差异。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有一些聪明、勤勉、进取的人比其他人富裕一些；总有一些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微型家庭比淳朴的四世同堂家庭要富裕些，那么奢侈就是这少部分人和家庭的特权。在这个意义上，奢侈导致他们享受我们暂不能享受的舒适，是经济规律对社会精英的奖赏，也是对大多数平民阶层的示范和激励。只要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要是政府清廉、兼济天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得红眼病，也实在没有必要对一部分人行有车、食有鱼、享受奢侈，而另一部分人忍饥挨饿、贫困潦倒愤愤不平。
最后，“奢侈”乃是现代社会特有的基本现象之一。大多数人仇恨奢侈，大概是将其与另外两种社会不幸联系了起来。第一种社会不幸是极度的贫富不均，我们已经说了人生而平等但又不平等，这正是现代文明的缺憾。正是基于这一点，罗尔斯提出了社会正义的概念，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一个家庭的几个孩子中，为了“正义”我们似乎应该对天资最驽劣的孩子尽心培养，因为他将来成人后可能在社会竞争中最为不幸；那么整个社会似乎也应该约束富裕阶层的奢侈，用文明手段进行适当剥夺来扶持社会中的贫弱者。那么我们有没有考虑这样对孤独奋斗的社会精英们是否公平呢？现实提醒我们为官贪污而富者、为民抢盗而富者日众、靠勤劳智慧而富者日稀，造成的贫富不均的往往不是奢侈的罪过，而是不合理的政治制度的罪过。第二种社会不幸是极度的穷奢极欲，在中国历史上曾有酒池肉林、有用雕花的蜡烛当柴烧、脂粉腻于渭洛的荒淫；在外国则有男沉湎于酒色、女耽淹于铅华的东罗马帝国，在当代也不乏吸毒、溺黄之举，但这些实在与奢侈无涉，奢侈指的是对未来物质文明的不懈追求和努力，而不是对既有物质文明的荒淫糜烂。古人放弃豪华马车而使用新奇的汽车可谓之奢侈，而今人再造酒池肉林只能谓之荒淫。当然奢侈背后可能还藏有许多社会不幸，例如社会分工的痛苦、竞争的压力、环境的恶化、欲望的无止境等等，所有这些，已经超出了经济学关于“奢侈”的范畴，而是哈贝玛思的所谓“现代性问题”，即被束缚和痛苦的社会人如何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分工和秩序的现代社会的地面的哲学问题。
我们期待“奢侈”，来挽救羞于谈论物欲却奢谈社会经济进步的人们，也期待奢侈，来挽救需求低迷的亚洲经济，更期待“奢侈”，让愤世疾俗者们超前使用未来氢燃料汽车和可生物降解的日用品、来拯救被污染的地球；或为其提供移居月球、逃离喧嚣尘世的可能。这一切的前提是：拥抱被太多社会学家诅咒的奢侈，忘却被太多宗教式赞美的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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