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难点在哪里

　　周放生

　　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其标志就是通过前20年改革，在那些浅层次矛盾和问题基本解决的基础上，开始着手探索和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就像地质勘探，过去勘探的是土壤层，而现在进入的是岩石层，每进一步都极其困难，其复杂性、艰巨性、广泛性是空前的。

　　国企改革难点在哪里？

　　一是国企改制需到位

　　1994年《公司法》颁布之后，国企改制在面上开始推开。按照工商登记统计，各地国企改制面并不低，但大多数所谓改制企业是“换汤不换药”，有名无实。企业的体制、机制依然如故。企业改制远未到位。其标志是企业产权结构没有变，没有真正实现股权的多元化。大多数改制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一股独尊。这是政企难以分开的制度基础。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许多由国企独家发起设立的上市公司，将国企最优质资产分离出来，将人员、债务、社会负担留给母体企业，即所谓拿出里脊肉包装上市，又到资本市场募集了大量现金，到证券市场挂牌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按理说，企业形态上已成为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但许多这样的上市公司逃脱不掉“一年盈、二年平、三年亏、四年ST”的境地。这是为什么？稍加剖析便会明了，这些上市公司除了实现“圈钱”功能外，与传统国企并无两样。既无责任主体，也无利益主体，更无风险主体。改制上市成了一场“游戏”，做给外人看的，中看不中用。

　　国企改制如何到位？

　　由于国企一次改制不到位，并未摆脱困境，各地在反思的过程中开始进行二次改制。

　　二次改制的标志，就是按照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稳步、规范地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真正实现股权多元化。

　　对于有投资吸引力的国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对于大多数经营业绩平平，甚至亏损的国企来说，则难以有外来投资人出资入股，这是实现企业股权多元化的难点。怎么办？各地改制实践说明，首先由企业经营者群体、科技骨干持股是国企改制的突破口。

　　企业经营者群体、科技骨干是企业兴衰的关键。既然如此，就要盘活关键的人力资本要素，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经营者群体、科技骨干持股，将其长远利益与企业利益、其他股东利益拴在一起，做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荣辱与共，风险共担，成为利益共同体。既享有利益，又承担风险。企业经营者群体敢于投资入股，科技骨干的科研成果投入折股，是对企业有信心最有力的证明，是招商引资最好的招牌。

　　二是企业员工劳动关系需理顺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些早期已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已无国有股权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了又陷入了困境，甚至到了破产程度的企业，本是一种正常现象，企业应关门走人，但却出现企业需要破产，但职工认为政府仍应对他们负责任。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职工认为，他们原来是具有全民所有制身份的国企职工，这主要是指1987年合同制实行前的老国企职工。他们认为政府对他们负有无限责任。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失业后缺乏基本保障。这就提出了如何认识和对待全民所有制职工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国企老职工的“隐形负债”如何解决的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各地都在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对下岗进再就业中心三年期满仍未就业的这部分老职工，未到退休年龄又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身体欠佳，再就业竞争力差，后顾之忧靠自身努力难以解决。上海等地做法是，在解除劳动关系的同时保留社保关系，即继续为他们缴纳社保基金，直到他们达到退休年龄为止，或称为“企业管保障、职工挣口粮”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身份置换”。这是一个现实而难以回避的问题。

　　三是国企内部结构调整应推进

　　国企产品缺乏竞争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负担重、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关键在企业内部结构调整。

　　国企内部结构调整应逐步实现三个分离：

　　1.分离社会负担。主要指将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如学校、医院、派出所、居委会等分离出去，或改制，或由政府承接，以减轻企业负担。

　　2.分离辅助生产。主要指将动力、运输、铸造、锻造、热处理、电镀等工艺协助部分分离出去，使其形成社会化、专业化生产体系。除非特殊工艺协作，企业与其关系不再是内部协作关

　　系，是市场选择、市场交易关系。分离的标志与原企业不再是母子公司关系，而是无产权关系的市场交易关系。同等条件优先协作，既可以确保质量，又可以降低成本。

　　3.分离配套生产。主要指将非核心制造能力的零部件总成生产部分分离出去，企业只保留核心制造能力，零部件总成实现社会化、全国甚至全球采购，以降低配套成本，确保产品质量，提高主机产品竞争力。分离的标志与原企业不再是母子公司关系，而是无产权关系的市场交易关

　　系。同等条件优先选购配套。

　　三个分离的实质是将企业内部管理关系转为市场交易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四是国企债务须重组

　　国企债务负担重，已成为普遍性难题。体制的原因、政策的原因、企业自身的原因交织在一起，像一团乱麻。1983年实行“拨改贷”政策后，政府对新设立的国有企业及新上的项目不再提供资本金，由企业全额贷款，成为全负债企业，这是体制原因。三线企业搬迁本是政府行为，却由企业借贷搬迁，这是政策原因。企业盲目借贷，认为“不贷白不贷，贷了也是白贷”，这是企业自身原因。

　　无论哪种原因，其结果是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债转股”是债务重组的一种方式，如何有效运作是关键。企业债务如何重组是尚未解决的难题。

　　五是国企信用应提高

　　市场经济一定意义上讲即信用经济，信用低下使国企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是企业资金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企业间信用低下，使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成为主要交易方式。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间交易60%—70%是信用交易。在同等交易规模情况下，现金交易使企业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大幅度提高，仅此企业已无竞争力。如何降低企业交易风险，如何建立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降低全社会交易费用、交易成本成为最大的难题。

　　当前，难就难在社会各界对上述五个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有时认识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困难。但是再难也要努力，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