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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蓝
西部大开发，国内外要素纷纷抓机遇到西部发展。和谐的主旋律中也不可避免地夹杂了噪音：垃圾企业西进。考虑到我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的现状，这种趋势令人震惊。
西部地区存在诸多生态环境的问题的欠缺，如山地高原多，高寒荒漠沙漠多，气候
干旱所导致的环境差、自然灾害多、水资源缺乏等。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60多万平方公里，约80%在西部地区；每年因植被破坏、干旱化而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都在西部地区。地质灾害也主要发生在西部。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主要有四种表现：干旱化和沙漠化，草场退化，水土流失，植被破坏。这个严峻的事实，使我们要重新审视西部大开发中，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双重目标如何达到均衡的问题。
西部大开发，显然不能如东部那样，着重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自然环境，而应以治理生态环境，兼顾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
如在西部大开发中不高度重视生态与环境保护，西部大开发将有可能变成大开荒、大开采、大开矿，大开挖，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和重大的污染。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西部位于我国水系的上游和大气环流的上风，西部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不仅对西部是灾难性和难以逆转的，直接妨碍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也对东部和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消极影响。
中央政府对于西部环境的保护和改善，给予充分的注意。2000年10月31日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二届四次会议，即以“中国西部开发的生态保护问题”为主题。温家宝副总理在会上指出，西部大开发要吸收国内外各方面的经验教训，探索一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路子。
他还说，加快西部发展，努力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是西部开发的主要任务。但是，西部开发不能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有计划分步骤地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加强天然林保护和长江、黄河上中游的生态保护，防止水土流失。另一方面，严格新建项目的环境管理，控制污染向西部转移。
令人不安的是，在西部大开发的名义下，地方引资饥不择食。国法和规章明令淘汰或禁止投资的设备、工艺、产品、技术等，被东部企业转移到西部重新开工；不少污染企业向西部转移；西部某些地方主动引进东部的高污染项目，形成了高污染的“化学城”、“陶城”、“造纸城”、“芒硝城”等污染源。沿海产业因结构调整升级和成本高涨而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趋势下，这种情况尤其值得警惕。
1985年，笔者在筹办由经济日报社和西部十一个省区政府联合举办的兰州中国西部地区发展战略学术讨论会时，曾经听北大地理系陆卓明教授讲述有关西北是开发障区的意见。因为西北基本上是干旱半干旱区，沙漠戈壁和高山地貌占很大面积。黄土高原的环境生态破坏更是举世闻名。这些地方都难以承受大量经济活动带来的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因为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农牧业产出率很低。农家买不起燃料，只好铲草皮，砍灌木而破坏黄土高原和戈壁的植被，环境进一步破坏导致生产力再度降低。这个恶性循环与贫困有很大关联。
而且，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人口几乎在有河道与泉水的地方聚集，形成绿洲文明。虽然平摊下来人口密度很低，但是绿洲人口密度比沿海还高。除非另有水源，否则难以承受人口和经济活动量的扩大。
其实，现在来看，以山岭地貌为主的西南，许多地方也是发展障区：金沙江与岷江的干热河谷，贵州黔西北石板化地区。伐木和植被破坏导致局部气候恶劣化，降水减少，或土壤冲蚀增加，或导致土壤层消失而大片的石板显露出来，无法再用于农耕。
这些地方连人类生存都成了负担。在甘肃、内蒙、宁夏等地，通过吊庄方式，生态环境恶劣地方的整个村子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例子已经很多。
这些地区都有发展经济的冲动。但是，一些地方政府迫于财政的窘境，在生态环境方面放松了引资的条件，导致垃圾企业西进；有的更主动引进在沿海已经成为过街老鼠的高污染企业。
若以环境生态为经济开发的代价，西部将有更多地方沦落到不适合人类居住，最后是经济社会发展本身被祸害。到西部发展的东部企业家，也应当记住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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