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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蓝
企业经营非常好，其产品或服务很受市场欢迎，而且会计科目的应收款项目下基本是空白，因为顾客都是一手交钱，一手获得产品或服务，或者付款及时。我们可以开玩笑说这类企业是“钞票印刷厂”。
自从金本位制在战后取消后，我国宋朝就发明的纸钞，在全世界就更加大行其道。各国政府不用为自己的纸币用黄金作担保以后，那纸币的成本与名义价值之间的差额，就是所谓的铸币税。一张百元大钞，成本不过几分钱，而名义价值是千倍以上。这个铸币税，作为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国库里放的，只要这个国家没有放弃发行自己货币的权利。当然，进入九十年代，世界颇有几个国家放弃了自己的货币，而采用了美元。比如南美国家厄瓜多尔就是这样采用了美圆做自己的货币。这样的话，该国的货币政策就没有要小心调整的的必要了，只要听格林斯潘老爷子的就成。不过，有利必有弊：自己就失去了用货币政策调整经济的手段和主动了。因此，只有小国才这样做。
钱这么好挣，眼红的人肯定不少。其中有点办法的人就要真想动手自己来开印钞厂了。所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手里稀里糊涂接手的伪钞，就越来越多。难怪有好多人，收到钱，在纸头上摩擦几下，或要对太阳或灯光照照。店家，则专门有各种紫光灯来鉴别伪钞。
一样印，当然以投入产出比高的面值上下功夫多。印一块钱的面值与印一百的面值，成本都一样，但是如果使用出去，效果好一百倍。因此，大面值的伪币起先很多。
但是大面值的伪币风险高，店铺和商家拿到后往往会用鉴别器照一照。因此这样大面值的钱不容易脱手。
于是十元的，五元的，甚至一元两元的伪币都齐全了。面值小，人家警惕就低，反而容易得逞。有谁撑得随身带一个伪币鉴定器，过手一张纸币就照一下？
这不，我就这样弄来了一张十元的伪钞。2001年一月六日，在深圳跟朋友爬梧桐山下来，已经是下午，饥肠辘辘。来自贵州的那朋友熟门熟路地到了一家贵州遵义人开的小饭馆。我去交钱，那相貌很憨厚的老太太，不动声色地找了我一把钱，我看都没看就塞进了兜。现在想起来，那老太太真是老奸巨滑。不过我想她也是想转嫁人家付给她伪钞的成本。
当天傍晚，我去理发，完了交钱，就拿出几张钱来，其中一张正是找回来的钱。结果有一张给退回给我，说是假的，颜色太淡。我接过来一看，还果然比一般的十元币颜色淡。我讪讪道，今天收到的找钱是假的。只好重新掏出一张新版百元币，把那张假钱收回来。
我第一次遭遇无意中使用伪钞而被人识破的尴尬。于是就留下这张编号为DT27465376的钱。二十世纪里一直在北京工作，二十三年的记忆中没有遭遇伪钞，至少是没有发生过付钱时前被人退回来的事情。
不过想起来，以前也遇到过怀疑找的钱是伪币的事情。有一次回北京，坐出租汽车到深圳火车站，司机没有人民币的零钱，就拿出一枚10元面值的港币硬币。而2000年4月末那个时候，深圳报纸上正好刚揭露一个案子，就是伪造港币硬币。我收到那十块港币后，一直没有敢再花出去，怕真是假的，给自己添麻烦，就留在抽屉里了。知道有可能是伪币而使用，心里总是有点忐忑而不自然。如果对方认定我故意使用假钱，不就麻烦了吗？
还有一次，我收到的是外国硬币。不过那是1986年在英国伯明翰的事情。周末我到市场买菜，具体过程已经忘记。只记得是在一次购买过后，随手掏出那把找回的硬币看看，有多少钱。结果，发现其中混杂了一枚葡萄牙货币埃斯库多的硬币，大小跟英国的十便士(那时折合一块钱，现在折合一块五)。那店主拿这个钱什么用都没有，于是狡猾地转让给我。可是我也没有亏，因为我正好是攒外国硬币，而葡萄牙的钢蹦，正好还没有。所以这葡萄牙硬币的得来，我还没有费功夫。
广东深圳这一带经济发达，暴富暴发的特别多，引诱得不法分子和黑社会分子动伪造假钱的脑筋的不少。他们都看上了铸币税这份暴利，想取代政府来征收这样的税。因此，深圳和广东的伪钞相当多。据说投币式的无人售票公共汽车上，收到的伪钞特别多，因为是人多时，司机无法顾过来。
伪钞如此猖獗，看来以后我再等找钱的时候，就得小心一点了，不能接过来就往兜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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