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迁移：东西部合作方式和政策研究

　　邹 蓝

　　沿海与民族区域发展差异

　　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向市场制度的全面转轨，以往以政府一揽子投资促进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手段，已经无法再沿用下去；而完全市场化的资源要 素配置，必定会使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欧洲共同体国家即为此专门设立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和区域发展总局，以转移支付方式干预援助欧洲共同体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进一步影响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和稳定。

　　中西部省区资金积累能力弱，社会经济基础设施欠缺，在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得到政策优惠的对比下，中西部投资环境相形见绌。1979年至1998年8月底，中西部地区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6785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近300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总数额的17.8%和12%，仍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

　　计划经济时期的价格体制，以及逐渐形成的价格扭曲，对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改革之前，实行传统的计划体制时期，国家低价调拨内地原材料给东部工业加工。产业布局的区域分工特点突出：沿海以制造加工业为主，而中西部内陆地区以资源产业为主。

　　50年代开始实行的价格政策支配下，西部地区蒙受了不利的影响而发生无形的区域间和部门间价值转移。据统计，即使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近二十年中，甘肃原材料90%以上被指令性计划调往省外；同时，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发育不全，又不得不以市场价调入。这种双重利益损失，在甘肃一个省就达数百亿元之巨。仅在1989年，甘肃的煤炭、石油等产品外调，其价大大低于市场价格，损失就达12亿元之巨。青海省状况与之类似。

　　这种状况，在东西部经济相互依存的前提下，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明显的有害结果：

　　(l) 中西部资源的供给弹性无法迅速改善，难以满足沿海地区及中西部自身日益扩张的需求。

　　(2) 中西部市场容量因人均收入低而扩大较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3) 中西部资金大量流向沿海地区和高回报产业，进一步削弱了中西部的发展能力。

　　(4) 中西部各类人才因缺乏发展就业机会而流往沿海，一方面使中西部发展更受影响，另一方面又使沿海社会基础设施承受了巨大压力。

　　沿海与中西部合作方式的回顾

　　关于这种区域差距的扩大，国内的学者和官员多援用”倒U字”来论证其发展趋势，认为以往国际上若干国家的区域差距在扩大之后，又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小。因而还应加快沿海发展，然后先富帮后富，达到缩小差距共同富裕的目的。

　　计划体制下可以用平调方式从发达地区调出资金、技术、人员去帮助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的今日，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因为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然而，如果听任市场力量自发产生作用，区域差距也不可能逐渐缩小。意大利北部和南部之差距之大，经政府战后数十年一贯强力干预(意大利政府以及欧洲共同体区域发展基金和区域政策的刺激)，南部的经济有了相当改观，但是在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利率以及人口外流、文盲率、路网密度及银行数等方面，仍大大逊色于发达的北部。且不提意大利政府对南部强化投资而做的极大努力，仅欧洲共同体在1975年至1985年中，就把对欧共体所有国家的欧洲区域发展基金拨款的30%以上，投在了意大利南部。直到1985年1月1日起才将比例调低至21.62%至28.79%之间不等。即使有如此巨量之投资而使意大利南部经济结构有了全面改观，小企业减少而大企业增加(就业减少，资本密集程度提高)，然而其生产率仍只有北部的70%左右；南部在经济上对北部的依赖仍然很强，资金、技术和设备均需要靠北部解决。考虑到意大利的经历，中国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措施,"倒U字”又怎能自动出 现而使区域发展差距得以弥合?

　　从五十年代开始，为促进特定区域发展，在中央政府的干预下，要素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有过数次：

　　一、五十年代西北西南的开发热潮；

　　二、六十、七十年代三线建设；

　　三、八十年代全国要素向沿海集中。

　　从方式来看，五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都是政府强力干预的行为：而八十年代则是内陆地区和企业的半政府半企业行为，其目的是利用沿海优惠政策。

　　中央政府五六十年代投资西北和西南铁路网，修建水电站，开办大型国有企业，开发能源和矿物资源。这种大规模投资刺激了西部地区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基础。 六七十年代在陕西，四川，贵州，甘肃，湖南，湖北开展大规模三线建设。都匀，安顺，遵义，襄樊，绵阳，天水，宝鸡，冷水江，邵阳等新兴工业城市则进一步把西部地区工业化。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大大缩小。

　　到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将建设重点优先再度放在沿海地区。随着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东西部差距再度拉大而产生若干宏观经济问题，于是促进西部发展的需求又突出起来。由于财政体制的转变，中央政府的财力已经无法满足以往促进西部发展方式所产生的需求。所以沿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动员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分担这项任务。

　　对口扶贫的方式有多种。

　　1，八十年代中期，因为计划经济仍占主导，所以各级政府均采取指令性的定点扶贫措施：林业部对广西九万大山；交通部对云南怒江州，冶金部对滇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北京，江苏和上海对宁夏；深圳对贵州，中信对红河，江苏对新疆。

　　2，中央部委机关干部到贫困地区代职任地方领导，也带有扶贫色彩。

　　3，西部各省区机关也对管内的贫困地区挂钩扶贫。

　　第一，三种措施延续到今天，但是在体制没有保证：1998年国务院部委改革缩编，削减经费和冗员，一些机关不复存在，其原有的对口扶贫任务如何再继续？沿海地方因产业结构调整，产权改革，下岗失业率居高不下，帮助西部地区的能力下降。相当多的国有大企业亏损面较大，自顾不暇，如何再援助贫困地区？对盈利的企业来说，道德义务并非法定义务。硬性规定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除非如发达国家一样，有法律规定这种赠款捐助可以抵交所得税，才能双方都受益。

　　第二种措施虽然不直接与资金相关，但是还是间接相关。立项目，办希望小学等，都与相关机构的预算密切关联。上级拨款减少而导致机关资金和人员收缩时，便会大受影响。

　　更主要的是，这些措施并非制度化，因而不可能长期执行。

　　鉴于发达国家如西欧国家，均由专门的机构和专门基金促进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以弥合区域差距。在中国，政府的干预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其作法却不应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无所不包。显然，在市场经济前提下，政府无必要如此重复以往的做法。但是制度化的政策措施确属必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角色主要在提供政策诱导和改善基础设施，以方便要素向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流入，而资源和要素的配置，则主要由市场来决定。

　　事实上，政府和企业已经依照各自的角色在中西部发展问题上开始了相辅相成的分工与合作。

　　东西部合作的新方式

　　从近年的中西部发展实际过程来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1998年起的5年中，政府将投资2450亿元于铁路建设，1998年在建的19个项目中有11个项目是改善中西部的交通运输能力：贵阳-株州电气化、石嘴山-兰州电气化、达县-成都铁路、石门-长沙铁路、广通-大理铁路。娄底-六盘水复线、神木-延安铁路、阳平关-安康线扩能、湘桂线黎塘-南宁段扩能。还有南昆线、内昆线。

　　在西南和西北的许多大中型水利、水电火电项目、青海和新疆油田的进一步开发、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国际光缆等。

　　所有这些，正在改善西部的发展前景和投资环境，沿海发达地区部分传统企业受此诱导而转向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市场。这已经初步产生了乐观的效果。在企业层次上，要素从东向西转移的规模在逐渐扩大。

　　江苏常州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与万县三峡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建常柴万县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燕舞集团在万县合资建立两条收录机生产线。

　　上海白猫有限公司与四川五一日化实业公司在万县合资组建白猫(四川)有限公司，上海控股55%。

　　上海与新疆石河子合资的新申纺织公司，即是改造石河子一家现有国企，按现代企业制度注册成立的新型企业。

　　上海毛毯厂与云南大理毛纺厂剥离的有效资产合资组建一家新企业，，在进行技术改造后生产上海转移过来而仍然有市场的产品。

　　浙江娃哈哈集团接收了涪陵三家几乎停产的企业，使其扭亏为赢。

　　九十年代这次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方向与五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相同，与八十年代相反，是从沿海流向中西部，而且基本上是企业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这种新做法应得到政策鼓励。

　　要素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流动，创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东西部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模式。

　　区域差距导致产业跨区域迁移

　　区域差距所造成的势差，给区域间经济合作创造了条件。由于在工资，房租，地租，原材料价格，公用事业费用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区域差，要素将主动或被迫向低成本地区流动以控制成本上升。

　　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系日趋密切的过程中，中国先后数次降低了数千种商品的关税税率。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国际化，关税税率还会进一步下调，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也会相应下降(在此本文不考虑人民币汇率调整(贬值)使进口成本上升的情况)。

　　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将原油、原煤等能源产品价格上调，而这些上游资源产品价格上升，直接间接使企业成本上升。

　　由于沿海地区人口密度高，产业集中；房地产开发较早较热，企业的房租和地租成本上升也很快。

　　企业成本上升，在发达程度高的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很突出。因为这对一些地区和一些产业已经造成很大压力。。因而沿海的低盈利、高物耗和高能耗、劳动力密集产业，自九十年代出初开始寻找低成本的经营地以减轻成本压力。

　　应该说，沿海企业陷入这种成本高涨的困境，是有其地理和体制原因的。从资源分布来说，沿海地区经长期开发，资源已近耗竭。据甘肃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述实教授和深圳国有资产办公室主任李黑虎研究员九十年代前期的调查，沿海省市产业中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所占比重，在10%至30%之间，而中西部地区则因其资源禀赋，能源和原材料产业比重多在50%以上。沿海地区产业扩张剧烈；而中西部投资不振，供给弹性小，原材料等资源产品供不应求而价格在80年代后期暴涨。

　　在要素的区域间流动渐成趋势的背景下，认识产业西移和区域经济问题的相互关系，无疑对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对于东部与欠发达的中西部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有重要意义。 中国纺织业的分布特点是多远离棉产区。而河南、山东、河北、陕西、新疆等棉产区的纺织业水准皆不如沿海大中城市纺织业的水准。由于沿海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较快，人均收入增长也快，其工资性支出水平日见上升，成为沿海纺织业成本上升的最重要因素。

　　以北京纺织业为例，随着北京的城市化进程，纺织业所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l992年北京纺织工业入均年收人为1000元，是新疆同行业的2倍。而当年新疆棉花(资讯 论坛)价格为10400元／吨，在北京达15000元，高出近50%；职工的住房成本悬殊很大。北京的建筑成本在3000元／平方米以上，而新疆仅在千元以内。由此估算，一个10万纱锭，2000台布机，8000人的棉纺织厂，沿海的在工资成本一项上，每年要比新疆企业多支出2000万元，还不算燃料、动力、配件、纺织器材涨价的增支。

　　既然在发达的沿海市场经营的压力升高，就有必要考虑转向盛产原材料的地区。由此看来，中国沿海纺织业向中西部迁转，是唯一的选择。事实上，上海和江苏苏南的纺织业，已经开始转向安徽、江西、湖北的及苏北等棉产区 (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均显著低于上海和苏南) 。而北京纺织业，已开始转向新疆。1995年3月，上海已与新疆协定，从当年起把上海棉纺织业的10万一20万锭的生产能力转移到新疆。中国纺织总会计划从沿海向中西部转移100万锭纺纱能力。新疆借此提供优惠吸引投资促进本地资源开发。因为新疆棉产量占全国第一位。

　　广东的最传统工业：制糖业，更是典型。本世纪前半叶，制糖业曾是广州的支拄产业。它亦是中国工业兴起较早的一个部门。这门工业的劳动力密集型特点和产业链比较长，配套部门也较多，带动了广泛的工业发展。六十年代以前，广东的制糖工业效益很好。到七十年代开始效益下降。到八十年代，若不以减税来减轻其负担，在广东，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就难以维持制糖工业。因而糖业的地理分布，即经历了一移再移的过程：从广州移到其外围的珠江三角洲县份，继而移往粤西(在七十年代后期)，以及湛江等地。八十年代糖业在广西兴起。进入九十年代连桂东南也难以承受成本上升了。 目前滇南、滇西南糖业已崛起。

　　中国四大蔗糖基地之一广东湛江，常年种植甘蔗13万公顷，年产糖100万公吨。近年来30多家糖厂亏损严重，负债共达55亿余元。因此湛江糖业计划调整，在三年中关停全部33家蔗糖厂中的12家，将日榨量从9万吨降至7万吨，员工裁减1万人。1998年末，已经关闭和停业四家，以压缩生产能力，精简人员，控制成本。

　　从广州其它传统工业部门来看，状况也类似。纺织业中的低织纱，也因为劳动力成本高，原材料涨价而向湖北和本省不发达地区转移。中药提炼过程，现在也因为成本和环境控制而转移到外地了。

　　深圳近年产业成本上升之高，更是突出。深圳产业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三来一补工业。在高成本的压力下，许多三来一补企业纷纷迁移至特区以外的东莞、惠阳等地以及外省区。1991年深圳的皮革工业有1200余家企业。而到九十年代末，只有600多家了，在这之间的7-8年中，倒闭了近500家，外迁100余家。1998年深圳皮革工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产量比1997年下降10%以上，同时价格下滑，估计全行业毛收入比1997年下降20%以上。传统产业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困境由此可见一斑。

　　到1995年初，深圳市的龙岗、宝安两区因企业外迁而闲置的厂房，达到200万平方米左右；加上市中心区的闲置的厂房，共达255.6万平方米，几占深圳市厂房面积的30%。

　　据1997年资料，深圳特区线内外企业成本即有很大差别：线内最低工资为398元，特区线外的宝安、龙岗两区则为310元。而隶属深圳市的龙岗，与邻近的东莞市凤岗，企业成本差别更大：

　　　　深圳龙岗 　　　　　东莞凤岗

　　工业用地价 280-350元／米2　　90一130元／米2

　　水 　　　　1.2／立方米　　　　0.85／立方米

　　电 　　　　1.2／度　　　　　　0.85／度

　　工资 　　　300—500／月 　　　200—350／月

　　据唐杰等的调查，1994年深圳特区的多家银行向内地拆出资金77.75亿元，是1990年的3.56倍。从1987年到1994年，深圳企业到内地80多个地区兴建独资、合作项目1390个，资本金超过100亿元。深圳产业外迁，资金向外拆借或外流已呈加速度状。邻近深圳的东莞则提供优惠政策，以吸引深圳产业迁移到东莞。

　　这种趋势对深圳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严重影响，以至于1998年末深圳开始重新重视钟表，服装，家具，机械四大传统产业，提出一系列政策，如改进服务，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等，以维持并促进传统产业在深圳的存在和发展。同时亚洲金融危机使深圳三来一补企业进口原材料和设备成本下降，给承受巨大压力的三来一补企业减轻了经营压力，给深圳采取措施维持三来一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

　　上海自八十年代以来，为获得原材料稳定供应，一直在以经济协作名义向外地投资。

　　所有这些事例，都意味着，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有可能获得来自东部产业中心地带的要素流入。

　　产业跨区域迁移是经济规律

　　东亚和东南亚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便是借助产业在区域间转移的机遇而加快发展，同时发达地区产业升级而获得新空间。

　　日本战后复兴，到五十年代未开始，因汇率上升、经济发展强劲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诸原因，劳动力密集型低利产业开始向外输出。日本产业转移带动四小龙的发展，而日本则能专注于电子的高科技部门的扩张。

　　四小龙为降低成本而在七十年代向东盟国家及其中国沿海转移玩具、电子产品生产和组装、制鞋、服装等产业，也拉动了这些国家、地区的发展，同时四小龙则也将其产业结构升级而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四小龙中的香港，70年代未有机械，纺织，船舶，食品，机电等产业工人40万人，到90年代中期，这些产业工人已基本消失，因为这些企业大多已迁移到了大陆。其主要原因，就是香港相比大陆，劳动力成本太高。据香港证券业调查，1990年到1998年八年间，香港的名义工资薪金上升幅度，为89%。

　　台湾工业也随两岸关系缓和，自1983年起进入大陆，到1992年未，已有台资企业10245家，协议金额达89.8亿美元。1 993年更开始加速进入大陆，仅在当年上半年，就新设4891个项目，协议投资达46.28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l.87倍和2.38倍。

　　韩国八十年代以来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随着中韩关系的逐步正常化，韩资企业外迁者转移到我国沿海地区的，特别是山东半岛的，增加很快。韩国1997年欲修订劳工法，便是出于控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改善韩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之目的。

　　如前所述，中国东部沿海发展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促进，其整体的企业成本上升，也开始到达企业无法承受的临界点了，所以企业外迁的进程已经开始。1998年上海也在鼓励传统产业向南非，拉美，东南亚等地区转移。

　　中国与日本及四小龙国家地区不同者在于，中国的版图大而国内的区域发展差距也较大。而且在劳动力成本低廉、市场潜力较大的特点之上，更有着原材料和能源供给弹性较大的好处。因而产业迁移的全过程可以发生在国内。

　　广东的蔗糖业向粤西、广西转移；沿海纺织业从大中城市迁往苏北、湖北、新疆等，沿海一些工商企业进入新疆、黑龙江等内地的农业，足以证明这一结论。

　　中西部政策调整目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在理论上，这种要素流动，对东部沿海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好处：东部沿海可以专注于新兴工业的发展，免去了对原材料和能源的过度需求却又仍能维持原有产业的存在以及所获利润；而中西部则得以开发资源，增加就业，获得更多的税收。

　　但是近十年来的实践表明，东部要素西移的障碍还比较多。其症结在四方面：

　　一、基础设施改善太慢，中西部省区吸引外资和沿海资金能力太弱。

　　二、法律政策环境太差，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使到中西部投资的客户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同时，某些不法工商业者又欺骗中西部地区，将过时的设备或高污染的技术转移到中西部。

　　三，相当多的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没有及时调整招商引资政策，大多依然不切实际地将目标定位在外资上。

　　四，体制摩擦冲突。东部沿海企业向西转移者，绝大多是市场导向程度高的非国有企业，而中西部的现状，至今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对政府依赖很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

　　这些情况揭示的事实是，中西部欠发达省区在改善投资环境后所应倚重的投资者，不应是外商，而应是国内其它省区的投资者。因而政策制定上应相应调整，否则就会使希望落空。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传统大量投资于中国的亚洲投资者，如港台，东南亚华商的投资能力下降；同时东盟国家货币猛烈贬值，恢复出口竞争力，投资环境好转，吸引投资能力增强，对我国引资产生直接竞争。沿海地区引进外资遇到有很大困难，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除个别特例，吸引外资的难度更大。

　　所以中西部民族地区更现实的是对引资政策重新定位，把重点放到吸引国内投资者上来；同时完善政策和法制以保护外来投资者的利益。

　　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实施紧缩政策，导致泡沫破灭，库存提高，失业增加，收入减少。各地均竭力维持经济稳定，以维持就业和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沿海各地一方面将部分产业外迁，以降低企业成本：另一方面则竭力保持原有企业不外迁，或迁移到本行政区内的欠发达地区。如北京和上海将企业迁移到郊县；深圳再度重视传统产业，以优惠政策将这些企业维持在深圳，就是明白的例子。江苏则将苏南的企业转移到较不发达的苏北，以解决本省的问题。山东则将胶东的企业迁移到省内不发达的鲁西和鲁西南及鲁南。这些做法既解决了企业成本高涨的燃眉之急，又解决了管内欠发达地区要素流入的问题，还使这类企业既靠近了原材料，又不远离市场。

　　这就给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引进内资，特别是发达的沿海地区的资金等要素，造成更大的困难。

　　中西部民族地区只有在调整引资目标，扩大开放对象的基础上，着力改善投资的硬软环境，才能有效吸引外地投资。而要改善投资环境，则要深化改革。因为中西部欠发达所反映出的深层原因，是改革滞后。这主要反映在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三方面。

　　所有制改革方面，中西部非国有部门发展较差，与东部沿海形成鲜明对照。东部沿海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等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在江阴，乡企等占到工业生产总值的90%以上，而在内蒙阿拉善盟，非国有部门只占14%左右，国营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如贵州、青海均占80%以上。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业产值中国有占81.5%，集体占10.9%，个体、私营等占7.6%。

　　经济结构改革方面，推行改革开放以来近15年，中西部的经济结构调整显然很不够。这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传统部门所占比重仍然很高，如农牧业等。据胡鞍钢等的调查，宁夏、云南、贵州、广西、西藏等省区的农业比重在36%以上，而沿海就已经很低了：北京、天津和上海均在10%以下，辽宁为15%，广东为20%。

　　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中西部民族地区也明显落后：甘肃和青海的重工业比重均在70%以上，而全国平均为51.1%(东部仅仅是48.9%)。发展快的沿海省区的轻工业比重之高很突出：广东为65.7%，浙江为65.2%，福建为62.7%，江苏则为53.2%。

　　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只有深化改革，增强开放意识(不仅仅是对外资开放，也包括内资)，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外来资金等要素的促进来加快发展，弥合区域发展差距。

　　要素流入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本身就是刺激当地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从现有案例来看，许多项目同时借东部要素转移而达到改造国企产权结构和产品结构的目标。

　　这种异地产权交易活动展开的过程中，非常突出的特点是沿海的优势企业向中西部的扩张。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与东部省份以资产重组为特征的企业间合作项目就达4000项左右，协定金额135亿元。这一进程也带动了5000余人次的专业和技术人员的交流。上海工业企业在1996年的100项东西合作项目中，控股和参股者就达91项。比如青岛啤酒(资讯 行情 论坛)出资控股西安汉斯啤酒、海信控股贵阳华日，深圳康佳在东北，华北的参股、购并等。其中也包括了中国产业重组而产生的产业西移，如蔗糖业由广东向广西、云南的转移；上海粗纺业向新疆的转移以及国家纺织总会安排的沿海两千万锭纺纱能力向中西部的迁移等。

　　1998年4月在西安举行的1998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共达成产权交易合同324个，资产交易总额为79.53亿元；签订产权交易协议62个，交易额达8.88亿元。该届洽谈会所汇总的4602个洽谈项目中，产权交易占了2175个，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出让方为国有企业，而受让方则涉及国有、集体、私营等多种所有制的企业。

　　这种现象出现在九十年代，有其必然的原因：

　　一、相当多的上市公司资金充裕；非上市公司中不乏发展迅猛者。两种企业都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十余年的改革继续深化，给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开辟了空间，也给国有企业中的优秀者提供了扩张和发展的机遇。

　　三、政府对计划价格的逐渐放松乃至于在1992年的基本废除，使要素成本上升加速，竞争加剧，对低盈利、高物耗和高能耗、劳动力密集企业产生很大压力。低效产业也因为中国经济走向总量过剩而面临重组的局面。

　　企业的转移和连带的购并活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政府以前对中西部直接投资的作用。这对欠发达地区开发地方资源，促进当地发展有特别意义。

　　对于中西部省区政府来说，认清这个大趋势，因势利导地利用沿海资金技术来帮助促进本地的发展，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尤其是非国有制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增加就业和国民收入，就十分必要。为此制定相关的地方立法和政策并实施之，籍以吸引和保护国内投资者的利益，也就是中西部欠发达省区的政府和立法机构的一个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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