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展与沿海要素西移

　　邹　蓝

　　提　要　沿海企业因成本全面上升和资源分布格局的变化开始向西转移扩张。这对于缺乏投资而改革与发展滞后的内陆地区有促进发展和改革的双重意义。沿海由此为新产业发展让出空间，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中西部则因要素注入而得以加速企业改革和发展，缩小中国区域发展差距。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和角色均应作调整，以方便和鼓励产业向西转移 。

　　关键词　沿海　企业　资源　成本　转移　中西部地区　发展　改革　收购/兼并

　　分　类　中图法　F2

　　1　沿海要素转移与企业成本上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产权购并而实现资产扩张。其中突出的特点是，沿海优势企业向中西部的扩张。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区与东部省份以资产重组为特征的企业间合作项目就达4 000项左右，协定金额135亿元。上海工业企业在1996年的100项东西合作项目中，控股和参股者就达91项。青岛啤酒(资讯 行情 论坛)出资控股西安汉斯啤酒；海信控股贵阳华日；深圳康佳在东北、华北的参股、购并等。其中也包括了中国产业重组而产生的产业西移，如蔗糖业由广东向广西、云南的转移；上海粗纺业向新疆的转移以及国家纺织总会安排的沿海2 000万锭纺纱能力向中西部的迁移等。值得注意的是，沿海的乡镇企业也出现在向西转移的行列之中。

　　这种现象出现在90年代有其必然的原因：①相当多的上市公司资金充裕，非上市公司中发展迅猛者都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②新的企业改革政策给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开辟了空间，也给优秀国企提供了扩张的机遇;③政府对计划价格的放松和基本废除，使要素成本上升加速，竞争加剧，对高物耗、高能耗、劳动力密集企业产生很大压力。低效产业因为出现总量过剩而面临重组，给优秀企业的扩张提供了目标。

　　产权购并和要素西移有深刻的区域经济失衡的背景。因为，企业成本的剧烈上升是沿海企业向外地迁移的主导动机。

　　深圳三来一补型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大量迁出深圳，在1995年1月，导致深圳市厂房闲置255.6万m2，闲置率达30%左右，可见其产业向外迁移的规模。上海情况也类似，为此，计划到2000年投资150亿元，将上海传统工业向外地转移20%，为新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同时，为恢复上海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将产业向外地扩展，要让大集团外地的资产占总资产的15%，其在外地市场的销售额占在沪销售总额的10%。这些措施，预兆着中西部会得到来自上海的资金技术转移。为降低发电用煤的运输成本，山东电力集团在山西潞城合资兴办鲁晋王曲发电公司，总投资额77亿元，山东各方占75%，山西各方占25%。所发电力通过 电网东送进入山东电网，从而改变了山东以往靠长途输煤发电、发电成本高的局面。而山西则以1/4的投资和自己的原料，就获得了一个大电厂的就业和税收。沿海粗纺业几乎全行业亏损，不得不整体向中西部迁移。

　　企业成本上升而造成的问题，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所以沿海的高物耗和高能耗、劳动力密集产业开始迁移到成本低的中西部经营以减轻压力。

　　2　成本上升与我国资源分布格局

　　沿海企业陷入这种成本高涨的困境是有其经济地理和体制原因的。

　　从资源分布来说，沿海地区经长期开发，资源已近耗竭。据深圳国有资产办公室主任李黑虎研究员和甘肃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述实研究员的调查，沿海省市产业中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所占比重在10%至30%之间，而中西部地区则多在50%以上。

　　铝(资讯 论坛)、铅、锌、锰、锡、镍、钒、钛、钴、稀土等矿产产自西部省区的比重在33%至98%不等，除铝之外，其余均在50%以上。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至天山山脉一线以及西南的贵州，仅西北5省区及内蒙古的煤炭资源就占全国预测储量的60%，而新疆煤炭的远景储量达16 000亿t，占全国的37%，居全国第一位。在水电方面，从中国的第一台阶青藏高原到第二台阶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落差大，河流比降大，水能资源极为丰富，储量达57 998万kW，占全国的85.5%，可开发的为29 091万kW，占全国的81.4%。全国规划中的十大水电基地，有7个在西部，共包含58个梯级电站。

　　在农牧资源中，新疆的棉花(资讯 论坛)和甜菜，广西、云南的甘蔗，内蒙、青海和新疆的羊毛，云贵高原的烟叶，云南、广西的橡胶及亚热带资源，对中国轻工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粮食生产格局，在90年代初长江以南14省区产量占58%左右，而到9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为54%左右，从而导致南粮北调的格局完全逆转。

　　在石油工业方面，大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连连发现大型油田和气田，使大西北成为中国石油工业21世纪的希望。

　　相形之下，东部沿海资源状况就极不乐观。江苏省原领导人陈焕友指出，90年代初，江苏的工业物资，如煤、钢、木材等均靠从外地调入，国家计划调拨量仅分别为20%、10%和3%，其它要靠市场调节;无锡、苏州一带工业发达地区所需原材料的95%以上要靠从外地购入;浙江、福建和广东概莫例外而尤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采取低价调拨中西部原材料的方式满足东部加工工业需求，产业布局的区域分工特点突出：沿海以制造加工业为主，而中西部以资源产业为主。资源产品的国拨价与国际市场价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资源生产和资源利用的地理格局错位。

　　以甘肃为例，1993年其加工工业与能源原材料工业的比例关系大约为2∶8。因为在1952～1980年的28年中，在甘肃工业化过程中所获的中央投资中，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的大中型骨干项目与非重点的中小型项目之比大致为3∶1，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轻工业比重仅为4.52%。中西部其它省区的产业结构状况与此大致相同。

　　这种格局突出中西部资源丰富的区域优势，与沿海的加工业形成了明显的区域分工。这本无可厚非，只要价格体系并不太歧视资源类初级产品。但是正相反，据统计，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这十余年中，甘肃所产原材料90%以上被指令性低价调往省外；同时，又不得不以市场价调入外地的轻工业产品和消费品。这种双重利益损失在甘肃就达数百亿元之巨。仅在1989年，甘肃的煤炭、石油等产品外调，低于市场价格的差额就达12亿元。青海省情况与之类似。

　　价格扭曲使资源企业的帐面利润很低，却使东部加工业获得无形转移而来的利润而使帐面回报率更高。在统收统支、亏损由国家全额补足的计划体制下，东部与中西部均相安无事。但是在改革开放后，各省市区对中央财政“承包”后，利益驱动加上下游价格政策的松动，沿海的制造业就迅速地膨胀起来。而中西部原材料和能源产品价格却仍被国家严格控制。不同的赢利水平，使区域发展的差异明显扩大。

　　这种状况，在东西部经济相互依存的前提下，造成了明显的有害结果：

　　(l)中西部资源的供给弹性无法迅速改善，难以满足沿海地区及中西部自身日益扩张的需求。其最突出表现便是90年代以来，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1993年，中国企业的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的购入价上升30%，农副产品收购价上调12%。当年粮食、煤炭、铁路运输、原油、航空、烟草等行业的价格管制均有不同程度的放松。

　　(2)中西部农业部门比重高，非农部门比重低，工农产品(资讯 行情 论坛)剪刀差本已使这一区域居民处在不利地位，再加上原材料与制成品相比所蒙受的不利贸易条件，中西部市场容量的扩大更受到进一步的限制，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3) 中西部资金大量流向沿海地区和高回报产业，进一步削弱了中西部的发展能力。 　　(4)中西部各类人才因缺乏发展就业机会而流往沿海，一方面使中西部发展更受影响，另一方面又使沿海社会基础设施承受了巨大压力。不过，劳动力的供给对沿海抑制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增加中西部国民收入有积极意义。

　　沿海政策优惠使中西部投资环境相形见绌。1979～1991年全国批准设立外资项目41 998个，其中沿海12省区共占37 665个，占89.7%。内地仅占3 973个，占9.5%。据统计，外资项目涉及到上游产业的，仅占25%左右，而75%集中在下游制造业。这也反映受价格控制的资源、原材料工业阻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的外资的进入。1991～1995年中西部18个省区所得外资投入仅占全国的8%。中西部的交通、通讯、劳动力素质、生活质量、政策环境等明显使投资成本增高，抵消了地租、原材料和劳动力带来的成本低的好处。这是中西部投资环境利于吸引外来投资者的重大缺陷。

　　价格扭曲使中西部的上游产业得不到足够的赢利来弥补成本；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又使沿海加工业产生高能耗、高物耗的浪费。其结果是，东部工业再浪费，因资源价格低而仍能赢利；而中西部却很难维持企业的简单再生产，只能依靠中央的巨额补贴支撑，更无法增加开支以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在计划价格体制未有根本变革情况下，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便意味着各自按扭曲的价格信号行事：东部利用优势而扩张加工工业能力，需要更多的能源和原材料；而中西部省区不甘原材料和能源被廉价调走，竭力扩大加工工业，以消化自产的原材料和能源，以期获取更多的加工增值。至于赢利少、甚至亏损的原材料和能源产业，除非绝对必需或中央指令，中西部政府不愿多注人投资。

　　于是，相对于扩张中的加工工业能力，原材料、能源等部门总是增长乏力，求大于供而价格上涨很快，成为限制沿海制造业及其它部门发展的瓶颈口。以牺牲中西部发展为代价的发展战略终于影响到沿海发展。在农村，由于扭曲的工农产品比价，导致农村收入增长缓慢，务农机会成本急剧上升，使国内人口最大的市场不能满足城市工商业扩张所需要的市场容量需求。1990年占全国80%人口的农村市场，其零售量仅为全国的53%，90年代后期情况基本未变。如果西部和农村因发展较快而贫困缓解，沿海市场因购买力不足而出现的疲软现象又何至于出现呢？

　　3　中西部改革发展与沿海要素西移

　　中国中西部发展的缓慢，其表面原因是缺乏要素注入。实际上，改革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发展滞后。推行改革开放以来近20年，中西部的经济结构虽然有所改善，但是与东部沿海相比，显然很不够:①农牧业等传统部门所占比重仍然很高。非农产业在农村产值比重方面偏低，1992年全国平均为64.2%(1985年为42.9%)，而欠发达省区的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值;②国有企业在工业经济中占的主导比重没有显著下降，有的还略有上升;③在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中西部也显落后，而中国经济改革在这方面的最大成功，便在于增强了面向市场的消费品工业。

　　因而，中西部的发展及其加速，前提在于锐意改革。发展有赖于要素投入，而中央不可能大量注资，外资不会大举进入，中西部自己也缺乏资金。只有沿海资金技术向中西部的转移可以利用。但是中西部改革如不能深入，这些资源也无法有效利用。

　　如何认识产权购并和要素西移与区域经济差距的相互关系，无疑对深化我国企业改革，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有重要意义。

　　欠发达地区借助产业在区域间转移的机遇而加快发展，同时为发达地区产业升级而开辟新空间的双赢案例，在东亚和东南亚就有若干：二战后从50年代末起，日本产业转移带动“四小龙”的发展，日本则能专注于电子的高科技部门的扩张；“四小龙”为降低成本而在70年代向东盟国家及其中国沿海转移玩具、电子产品的生产和组装及制鞋、服装等产业，这也拉动了这些国家、地区的发展，“四小龙”则将其产业结构升级而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关于中西部与沿海发展差距的扩大，国内的学者和官员多援用“倒U字”理论来论证其发展趋势，认为以往国际上若干国家的区域差距在扩大之后，又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小。因而还应先加快沿海发展，然后是先富帮后富，达到缩小差距的目的。

　　然而，若听任市场力量自发产生作用，区域差距很少有可能会逐渐下降。意大利北部和南部之差距，积战后数十年之强力干预(意大利政府以及欧洲共同体区域发展基金和区域政策的刺激)，南部的发展有了相当改观，但南部在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方面，仍大大逊色于发达的北部。且不提意大利政府对南部强化投资而做的极大努力，仅欧洲共同体在1975～1985年中，就把对欧共体所有国家的欧洲区域发展基金拨款的30%以上投在了意大利南部。直到1985-01-01起才将比例调低。即使有如此巨量之投资而使意大利南部经济结构有了全面改观，小企业减少而大企业增加(小企业雇佣人多)，其生产率仍只有北部的70%左右；南部在经济上对北部的依赖仍然很强，资金、技术和设备均需要靠北部解决。考虑到意大利这一经典例子，中国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措施干预，“倒U字”趋势又怎能自动出现而使区域发展差距得以弥合?

　　优势企业希望通过购并来扩张和沿海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给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会。企业购并和要素西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政府投资。西部企业被本地或外地优势企业参股、收购或兼并。对优势企业来说，是节约了基本建设的时间和精力而马上获得生产能力和劳动力、管理人员以及营销渠道；对本地企业和政府来说，是为配置不当的资源作新的有效配置，使资产在流动中获得保值甚至增值。这种购并活动有助于企业制度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的改造。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干预发展的主要作用就在于通过改善该地区的交通、通讯、能源、教育等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完善立法等手段来改善投资环境，方便外地投资者的进入。

　　从近年的中西部发展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等方面已有了良好开端：

　　沟通华南沿海与西南腹地联系的南昆铁路建设；给四川盆地多提供一个出海通道的内昆铁路重新上马；南疆铁路向喀什的延伸，给富饶而闭塞、开发不便的南疆注入活力；西安到安康的跨秦岭铁路将给西北路网增加一条南下通道；宝鸡到中卫的铁路既给贫困的西海固发展注入活力，又方便了工农业和资源能源业发达的河套地区的对外交流。

　　在西南和西北的许多大中型水利、水电、火电项目，青海和新疆油田的进一步开发，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国际光缆的铺设等将大大促进西部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将有利于要素流入中西部而促进资源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企业层次上，将中西部国企向外地投资者开放，从而引入新机制和技术、产品、资金来改造现有国企，激发企业活力，各地方政府都开始了不同的尝试。要素向西转移而引发产权流动，产业改组过程也在不断推进。

　　常州常柴公司与万县三峡柴油机公司合资组建常柴万县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盐城燕舞集团在万县合资建立两条收录机生产线;上海白猫有限公司与四川五一日化实业公司在万县合资组建白猫(四川)有限公司，上海控股55%，年产量将达到8万t洗衣粉，而五一公司原来产量不足1万t;而上海与石河子合资的新申纺织公司则是改造石河子一家现有国企按现代企业制度注册成立的新型企业;上海毛毯厂与云南大理毛纺厂合资，技术改造后生产上海转移来而仍有市场的产品。

　　三峡库区企业因淹没而搬迁的过程造就了当地企业重组、产权流动和技术改造的机会：浙江娃哈哈集团接收了涪陵三家几乎停产的企业，使其扭亏为赢。榨菜集团有21家工厂，3 744万元资产被淹没，经过重组，改为9个厂而形成专业化生产和协作。

　　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都牵涉到中西部产权，尤其是国企产权的流动。它在微观上使企业制度得以改造而形成按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的新型企业；在宏观上有助于调整过高的国有部门比重；同时还能促使中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及技术改造，从而提高生产率，加大了面向市场和消费者的产品的生产比重。

　　沿海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经过改造才有了目前这样的活力。中西部要加速发展，走这条路是历史的必然。在如此的区域经济格局下，中共十五大对企业改革的新方针无疑对促进中西部的发展和国有部门的改革有积极的意义。

　　企业布局的配置，一般循靠拢市场或靠拢原材料产地的原则。沿海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可以认为是从靠拢市场转移为靠拢资源。优势企业到中西部购并产权和沿海要素向中西部转移将有助于激活中西部国企的活力，促进非国有部门的发育和扩张。中西部加速发展走这样一条路比较可行，其改革与发展滞后的问题一揽子解决也就有了可能。

　　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的角色是完善立法并制定出符合情况的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以诱导沿海资金技术至最需要这些资源的地区和产业中去，如给向中央指定的中西部区域转移要素者提供优先贷款或减免税收。而地方政府则应坚持司法公正，坚决保护外地投资者的利益，并将吸引外资的相关优惠政策转用于吸引东部沿海的资金技术。否则，中西部的资产就很难流动，无法成为沿海要素企业易地经营的合作对象。要素如果不能大量流入，中西部与沿海间的区域差距就难以利用这种产业在区域间流动所带来的机会来控制。这样的话，便会放任区域差距的继续扩大，以致影响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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