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变迁下的企业家精神：中国经验

　　邹　蓝

　　(本文为受茅于轼教授推荐提交马来西亚吉隆坡1997年1月6-7日，由马来西亚经济研究所和德国诺曼基金会组织举行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发展讨论会”的发言稿，原作以英文写成，回译成中文时作了删改)

　　“企业家精神”这一词与“企业家”一词密切相关。企业家一般应当理解作发起、拥有、并可能经营企业的人。在中国其涵义是模糊的：政府官员被任命到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职务上也被称为是企业家，而中国的新闻界、学界和公众也基本接受这一定义，尽管这一“企业家”明天就要赴政府部门的新任或昨天还在党组织任职。中国经验表明，有不少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出自这些官员，但是这些官员本身并非企业家。据此，我倾向于讨论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巨大变革以来出现的一类特殊类型企业家极其企业家精神：乡镇企业和其企业家，以及由其派生的私营企业家，因为他们的经营基本独立于一度包罗万象而对非国有部门实施歧视的计划经济。中国对乡企的官方定义是集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是意识形态向来认可的。因此在政治形势恶劣时，有些私营企业就在当地官员或乡企的认可下化装成为集体所有制。城市的集体企业尤其如此。目前，非国有部门的产值在中国工业总产值里已经占据半壁江山，在苏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甚至占80-90%。这一事实表明，上述这几类企业及企业家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展示出了杰出的企业家精神。

　　本文先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迁；随后指出计划经济的薄弱点，在这里中国的乡企突破计划控制，在乡村和小城镇地区大大发展起来；最后论述政治经济变迁对当今中国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意义。

　　1 政治集权化导致经济计划化

　　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推行政治集权化最成功，因为县以下官员也由上级任命，而以前历朝历代，政府只能将官员任命到县一级，无法再向下侵入乡绅的传统势力范围。而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控制使其可以任命指定乡和以下的官员，因为在最基层也有共产党组织执行党的决议。在城镇，最基层的政权为街道居民委员会。这种高度政治集权化对中国政治和经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因为中共政治上高度集中，经济上主张计划经济；而1949年以前在广大乡村，是由与地方家族、集团利益密切相关的乡绅控制的。因血亲和姻亲形成的大家庭，相对集中在一地，在缺乏人员的地域流动性前提下，逐渐形成拥有共同祖先的当地社区。此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于乡村地区。

　　在基层官员的权力来自上级授权时，其效忠对象便由当地社区转为上级。我们随后会看到这种情况如何仿效苏联国营和集体农庄制度，推进通过人民公社制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纳入计划经济轨道而失败的。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面对的是几乎无现代产业的传统社会。当年私营工业企业(不包括官僚资本和外资企业)为123000家，员工为1640000人，占工业总产值的45%。同类的商业服务业企业为130000家，员工有990000人。其余的企业或是倒闭，或是转移到港台。而在抗战前的1936年，中国近代工业经济发展到达高峰，民族工业占GDP的10%，有员工三百万人。两个年份的数字比较显示，中国工业的基础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和随后的内战中被大大破坏了。这种局面意味着新政府几乎得一切从头开始。

　　高度集权化的中共领导的重建，需要高度的经济动员，中共套用了苏联集团的经济模式：基于严格按计划运行的国有经济和国营企业的计划经济。第一步措施是在1949-1950年没收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员留在大陆的资产，并将其转变为新的国营企业。随后在1954年开始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将私人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这两次措施形成了经济计划赖以调节国民经济的坚实基础：1952年末，已有国营企业9500家，员工5100000人，在工业总产值里占41.5%。到1956年下半年，97.3%的私人企业和其员工的97.7%以及这一部门工业产值的99.1%已经归入公私合营企业。从此开始,国有化运动一直推进到1978年邓小平决定将中国改革开放。在这种政治-经济环境下,企业家精神是得不到鼓励和发挥的。在企业担任领导的官员无需考虑别的，如营销、筹资、掌握市场动向等，只要关注于生产即可。所有别的均由各级计划官员操心。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中国仍然是传统社会，农村人口占90%以上。如果城市国营经济没有乡村类似的举动来补足，计划就有重大缺陷和漏洞。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这是不允许的。因而在五十年代前期的土地改革之后，政府鼓励农民组成互助组。1955年冬天互助组基本普及。在此之前，有两种对实施计划至关重要的农产品(资讯 行情 论坛)：粮食和棉花(资讯 论坛)，已经由政府统购统销。随后食油也被统购统销。随着互助组演化为合作社，进而变为1958年的人民公社，计划官员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把中国农业经济纳入计划范围了。随着计划经济渗透到传统经济部门，工匠，手艺人，小商贩等皆加入了人民公社，否则就停业了。此时，计划部门可以通过合同、政策法令等手段，一个一个地向各公社规定交售给国家的品种和数量。因而播种什么，播多少面积均由计划决定。为更进一步将农村经济计划化，政府还尝试采用苏联农场方式，将农民转为农业工人，给其发放部分薪水、部分实物，意图把人民公社转变为由计划调节的农业工厂。这一努力在数年后遭到惨败，大饥荒饿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新的公社制下，为数不少的人企图少劳多得，这影响了别人的工作积极性。生产率下降，公共和集体财产、资金被浪费。在如此状况下，企业家精神根本无从谈起。

　　2 农村：计划经济的薄弱点

　　如前文所述，新政权在1949年得从头干起。要实现工业化，迅速形成资本积累至关重要。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基本信奉“自力更生”，这意味着中国在苏联集团的援助之外主要依靠当时自己的资源。这一意图在城市基本成功，因为政治集权化帮助推进了经济计划化。所有的城市资源要素均被动员起来以支撑大型建设项目，籍以刺激经济发展。但是在广阔而人口众多的农村，因为生产率低下，抵抗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任何将其纳入计划经济严格调节的尝试，是注定会失败的。权利和义务大致是对称的。苏联的农业便是一个例子：政府依据计划拿走所有的产品，农庄工人无积极性干更多的活，因为他们只是受雇佣的农业工人。农业生产率是长期困扰苏联政治和经济的难题。中国政府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试图仿效苏联农业模式，结果与苏联一模一样。由于在六十年代初发生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政府只得向现实作出让步：主要作物大部分归计划控制，少部分和别种作物由农民自己支配。农田属集体所有，每户分有一份自留地。自留地的产出可以合法到市场出售。在这里我们观察到了计划经济的一个缺口。

　　在另一方面，因为价格扭曲，政府也只能再向农民作出让步：为加速资本积累计，国家故意抬高工业品的价格，贬低农产品和矿产等资源产品的价格。这意味着农村居民每买一件工业品，就给工业化缴纳了很高的消费税。这种作法把农村财富无形转移走，削弱了农村发展的潜力。这引致了现实的风险：农业萎缩，使城乡居民生活水准下降和就业能力增长不足，其共同利益受损。因此很矛盾的是，城市的私人企业得合营或转为国营；在农村，似乎是为补偿价格扭曲，集体企业可以多为自己赚钱。这也是计划经济的一大缺口。正因为存在这一缺口，最近二十年来中国企业家精神得以发挥，乡企和私人企业等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很快，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极大活力。大多乡企和私企的企业家在这一仅存合法的非国有部门获得了最初的管理和营销经验，因为这一部门基本上以市场为导向，给经营管理这些企业而具备企业家素质潜能的人，甚至在视私有财产为资本主义和自私的困难境地下，也提供了有限而宝贵的激励来发展和发挥自己的才能。

　　3 企业家精神与乡镇企业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使计划经济暂时瘫痪，乡企获得第一个发展的机会。因为经济发展停滞，给青年人的就业造成巨大压力。人人参加文革活动，影响了生产和其它经济活动。消费品和资本货物供给不足，什么都靠配给。市场需求和国企为完成计划任务将订单转手给乡企等，乡企得到了扩张的第一个机会。国企停工等现象，又给乡企提供了人员和技术上的援助，因为相当多的工厂职工与农村家乡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他们在城市无事可干时，就乐意回到家乡帮助乡企。 乡镇企业在许多方面大大不同于国营企业。

　　1 行政管理上，政府不任命其高级管理人员。

　　2 财政上，政府不承担补贴的义务，乡企自负盈亏。

　　3 经济上，乡企基本不受计划调控，也无权获得计划内的廉价物资原料、能 源产品；不容易进入基本为计划所控制而优先满足国营企业的市场。

　　4 人事上，乡企得不到国家从大中专院校分配的各类专业人员，他们主要被派遣到国营企业工作(但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高度政治动员培训出了许多基层官员，包括妇女，后来从这些人中出了不少乡企和私企的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员)。

　　乡企和新兴的私企在管理上都很灵活，对市场趋势、波动及最终用户的需求变动很敏感，因为它们没有国企那样在原材料供给和市场进入方面的优势。

　　苏南作为中国乡镇企业的摇篮，乡企消耗的90%以上的能源和原材料皆以比国家计划价高得多的市场价购得。一般而言，这些非国有企业较有效率和成效，产出率较高，因为它们与充满官僚主义和浪费的国企相比，较少文牍，能承受较高成本。它们效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这些企业的各类人员基本各司其职，有充分授权。国企则事事要请示，贻误时机。国企没有足够的动机来激励自己的员工努力工作、控制成本和质量。乡企和私企则正相反。

　　根据1988-1989的数字，中国共有乡企18000000个，雇佣94500000人到95400000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3.8%，人均年工资为1000至1500元，而同期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收入全国平均仅为545元。到1991年，乡企的总产值已达11600亿元，相当于1983年全国的GDP，也相当于当年GDP的25%左右，比1990年增长20%。此时，乡企在全国兴起才不过12年，没有国家的投资，全靠自我筹资而形成了这么大的资产。国家投资30年形成的资产，同年产出不过为11131亿元，且不提国企多年来享受的计划优惠和特权。

　　乡企之所以发源于苏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因为这一地区数百年以来人口密度高，当地人有从事手工业以弥补农耕收入不足的传统。当代的人民则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促进了乡村的快速工业化。这一地区靠近集中了大量技术工人和专业人员的最大工商业城(资讯 行情 论坛)市上海，而多数人的故乡都在这个地区。上海和无锡，苏州，常州，杭州等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在长江三角洲乡企崛起中所起的扩散效应是明显的。

　　乡企之所以会在全国普遍兴起，是因为兴起的企业家有一种对提高社会地位和改善本地居民福利的追求。在提高社会地位方面，农村户籍的居民因为不能享受政府的各种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等优先和照顾，事实上低人一等。而转变户籍类别简直不可能。但是没有法律禁止农民开办各种企业赚钱为自己支付这些保障服务所需的开支。一些农民自己行动起来，获得了成功。农村当地的收入增加，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设施也因乡企的赢利而获改善，毕竟乡企的利润只由当地社区分享。鉴于乡企的这种角色，县乡级基层政府一般都支持乡企的发展。从政治上说，乡企是集体所有制，支持它没有错误。经济上说，乡企的壮大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政府的岁入都有好处。

　　4 激进主义的终结：改革开放

　　1976年四人帮倒台，标志着抑制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政治激进主义政策的终结。1978年邓小平为中国指出了改革开放加快中国发展的道路。在理论上说，许多以往的政治和经济禁区逐渐消失。外商投资出现，乡企也能受到较好的待遇。因为返城知青缘故，城市积极兴办集体企业，私人企业也开始出现了。

　　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新政治气氛给民众中蕴藏的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了条件。这些新的企业家们又有了新的动机：实现个人价值、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产品竞争等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们实现了目标。1992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国有72个GDP超10亿元的乡镇。在行政序列上，镇上面有县、专区、省各级政权。但是这些乡镇每个的经济实力都大于西藏、宁夏、青海等欠发达省区。如果没有乡镇企业的扩张，这些乡镇有如此辉煌的经济成就是不可能的。

　　江苏泰兴的春兰集团便是由两家修理农机的乡企1985年合并、演变而来。陶建新作为前政府官员转变的企业领导人，在这一企业的迅速发展中发挥了出色的企业家精神。

　　四川的私营企业希望集团在中国饲料产业方面很突出，其发起人刘永好被选为中华工商联的副主席。上市企业河南思达集团的董事长汪远思当选为河南省政协副主席。这些都是对非国有部门企业家所发挥的企业家精神、这一部门对中国诸方面的发展和进步所作贡献的肯定。在二十年前，这些事是难以想象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和变迁，给非国有部门企业家发挥自己的才能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

　　5 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和企业家精神

　　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处在深刻的困境之中，其中许多面临的命运是破产倒闭或被收购兼并。这预示着国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在增加国家岁入、提供就业、维持社会稳定诸方面的黯淡前景。各级政府为此而承受巨大的压力。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意图是保证大型国企的存在，而让中小国企退出若干领域。这就是说，让这类企业通过购并将产权流动配置到其它企业中去(自然也包括非国有部门)。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关心的是，国有银行的债权得到保证，以免因大规模破产而使银行坏帐急剧增加而破坏金融信用；以及被购并企业职工的就业保障，以免在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基本确立时对社会造成过大压力。在这里我们又观察到因为现实压力国家作出的又一重大让步：给非国有部门的发展让出更大的空间，多多少少让非国有部门享有与国有部门平等竞争的权利。近年来中国的上市企业已经在证券市场内外开始收购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或财务投资者扩张自己的资产。非上市企业的购并活动也在增加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真正的企业家将得到更多机会，来充分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通过资产存量的优化组合配置而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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