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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蓝
两会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说，中国今年约有2400万城镇人需找工作，同时还有2.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要分流到工业和服务业。政府2004年的能力大概只能让1400万城镇失业者就业，2.5亿农村过剩劳动力也只有1亿人左右能在城里找到工作。听着好像很谦逊，实际上要是能够做到这些目标，让上亿人获得就业机会，这已经是全球最高难度的工作了。比如，最近出了大乱子的海地，全国人口才500万人不到。巴西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不过1.1亿人。匈牙利全国是1300多万。这就是说，中国政府齐心努力而达到的就业量，
动辄是某些国家全国人口的总量。
这些目标要达到是有难度的。不说个别地方政府那些所谓“腾笼换鸟”对民工的歧视性规定(解雇民工而让城镇失业人员上岗)和户口户籍等门槛。首先，因历史原因，现在城镇失业人口以40、50年龄段的为主。他们多是该上学的时候下了乡，该成家立业时才回城有了工作，正当壮年时因企业出问题而下岗。因受教育年限少，就业弹性小而导致了城市有工没人能做，有人没工作做的情况。
农村基础教育普及比城镇差得多，特别在西部。这表现在进城务工的民工受教育年限上，是以小学初中毕业生为主的枣核状。农民受教育程度越低，能够从事非农产业的技能就越少。云南41个贫困县早些年作的调查表明，贫困县经济结构难以调整，农民收入难以提高中的基础性和结构性的困难，就是文盲和半文盲为主的贫困县农民，基本不具备从事非农产业的技能。他们即使进了城，也没有在城市就业所需要的一技之长，只能从事粗笨而无需技巧能力的工作。而这种劳动力在城市本身都是过剩的。珠江三角洲劳动力市场2004年缺乏严重的是技工，不是只有力气的壮工，全国其他地方都一样。
这就是说，即使当地的服务业或公司、工厂等提供了就业机会，在本地也难以招募到合格的人手。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机构对全国28省区262个村庄中3667户农民收入做过调查。其结果表明人均收入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呈正比：小学毕业的户主人均收入385元；初中毕业者为466元；高中毕业者为555元；大专毕业者达756元。教育与生产效率和收入直接相关。
现实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义务教育困难越来越大，收费上涨让许多农家子弟上不起学。这情况延续下去的话，贫困的恶性循环就启动了。
前辈陶行知、晏阳初等都非常重视乡村教育和为乡村培育人才。现在的弥补办法，是发展乡村职业教育。近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也走上这条路。他退休后在北京办起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谐音“扶贫”，宗旨是免费培养刚进城找工作的农村姑娘妇女护理婴儿、病人和从事家政服务的技能。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岗位空缺达1100万个，大规模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完成上千万人的就业目标不难，这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而持续发展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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