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尹中立
从中银香港的高管人员频频出事，我们可以看出中银香港的公司治理方面忧喜参半：忧的是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一家银行有这么多的高管人员落马，说明在银行公司治理的制度设计方面还有很大的漏洞；喜的是，能将这些腐败分子查处，说明我国银行监管当局在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方面决心很大，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在我们的银行改革思路里，有一条是很明确的，就是在银行内部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包括股东激励机制、董事会等等，希望通过建立三权分立的约束机制来达到提高银行经营效率的目的，对整个银行的运营起到现代化的管理作用。在目前的国有银行和国有控股的银行中，中银香港和光大控股都是在香港上市的银行，这两家银行都建立了所谓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但遗憾的是，这两家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机构几乎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中银香港的高层纷纷落马就是有力的证明。
现代公司治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国家引进的公司组织制度，其主要目的是要改造国有企业。但现代公司治理搬到我国以后，一直处于“形似，但神不像”的状态。比如，监事会无法履行监督责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关系很难理顺，总经理不向董事会说真话，董事会不向股东大会说真话，等等。原因何在？有人说，主要的原因是国有股比重太大，是“一股独大”导致的。但现实的情况却告诉我们，不是一股独大的公司更麻烦，三天两头地闹内部斗争。如果是上市公司，情况就更糟糕，这样的上市公司经常遭到庄家的光顾，每个庄家盘剥一把，要不了多长时间，一个好端端的上市公司就被糟蹋掉！
研究发现，西方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产生于西方的宗教文化。以基督教为例，它的核心理念是“自由、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做到在公平的基础上。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就是民主决策和监督，这些都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游戏规则。这就是为什么以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大公司可以发展起来的最重要原因。
而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是“不平等”，所谓“君、臣，父、子，长、幼”有序，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这种文化传统表现在公司治理中也非常充分，一个治理得好的公司就好象一个家，这里必须有一个“家长”(董事长或总经理)，其他成员按照和家长关系的远近分为若干层次，但任何层次的人都必须按照“家长”的旨意办事，无人能监督“家长”。可见在我国“差序格局”的文化土壤里是长不出“平等”的游戏规则的。我们一直在抱怨：为什么上市公司的监事会不起作用？为什么董事不“懂事”？为什么独立董事不起作用？且不知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所致！考察我国的上市公司或银行，你会发现整个决策过程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不是“一股独大”的问题，而是“一人独大”的问题。整个公司里面董事会、股市、包括公司内部人员，对其没有一点制衡，所以一旦一个人出了问题要比集体错误要严重。个人错误可以放大到整个组织的错误。
那么，如何建立我国的银行治理结构？我认为应该是“以行政的权威建立制度的权威”。对于在目前的上市银行(如中银香港)而言，其治理结构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市场的监督。它是通过股东大会作用于董事会，再通过董事会作用于经理；二是党组织以及行政组织的监督。事实已经证明，在目前的情况下，第一种监督是失效的，那么，我们只能倚重于第二种力量来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
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又回到“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老路上去了吗？党管银行确实不是最优的选择，但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最优的选择，只有次优选择。法治化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制度权威。但现在的有效手段只能是通过行政权威来完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助理研究员）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