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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仁
奥运会比赛上，朱启南获得了世界冠军，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据说朱启南是第一个夺得奥运金牌的温州人。
富有的温州商人纷纷表示，要重奖这位冠军老乡。据悉，到18日为止，朱启南已收
到温州富豪发出的“红包”32万元。有媒体记者还从温州商会了解到，一些企业欲重金聘请朱启南为形象代言人。
究竟朱启南还要获得民间富翁的多少奖励款，没人能知道，恐怕这还只是开始。对此，如果我们只是当做奥运花絮看，未免看轻了此举的重大价值。我以为温州富豪对于夺冠健儿的关注，意味着民间投资教育事业的开始。如果引导得好，也意味着中国体育事业投资多元化，并逐步市场化，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重奖奥运冠军似乎已成惯例，只是这种奖励多为国家行为。尤其在国内，特殊的投资体制让国家政府成为体育事业的投资主体，几乎成了惟一主角。这种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中国的体育事业从弱到强，中国在奥运会上成了“世界第三体育强国”。但是单一甚至垄断性质的投资体制显然已经不适应体育产业市场的需要。实际上，也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小负担。
北京奥运场馆“鸟巢”的改建，我以为主要还是出于“节俭办奥运”的考虑。长期以来，我国体育事业都是政府掏钱。直到今天，我国目前体育场馆依产权性质虽可分为国有、集体、个体、外资(含中外合资)、其他5类。但是所占比例依次是，国有占75.4%；集体占12.4%；个体占5.1%；外资占4.7%；其他占2.4%。
在西方国家，体育却是“社会型”的，即在体育上，国家和社会的投资比例在1∶5至1∶10之间。集民间之力的投资，不仅具有经济理性，使资源的配置更加优化，从而确保了国民体育运动的需要，而且这种受经济利益驱使的联赛形式，亦能够选择出最有天分、最优秀的运动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介入很少，它只是为这个市场提供合理的秩序和立法。
综观国内，国家要用重金确保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实现“争光”的计划目标。但有的县城连一个青少年宫都没有，连一个宽敞点的体育场馆也没有。无论如何，都与保障公民的体育消费需要和身心健康的权利之要求相去甚远。
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捉襟见肘，一方面是民间资金雄厚，有的只好存在银行吃负利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怪现象。应从政策上放开体育场馆建设投资限制，甚至包括体育赛事的组织都放手由民间实施，引导民间资金投资于体育事业，并让他们从中受益。这对于体育事业实现产业化、市场化、普及化、群众化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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