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之后的亚洲货币合作

　　世界地图上的东亚各国矜持地相互保持距离。很久以来，东亚国家和地区更多地把彼此视作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这是一个充满了差异性和分歧的地区。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政治体制各不相同，宗教和文化传统异彩纷呈。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敌对历史给各国和地区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创伤。最近20多年来，“东亚奇迹”使得这个区域成了世界经济中最耀眼的亮点，然而，如果缺乏彼此间的合作，这些国家和地区将只不过是太平洋上一串繁荣的孤岛。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给整个地 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使各国和地区认识到区域经济合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亚洲货币合作像一阵旋风扶摇而上，迅速地引起了各国和地区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关注。

　　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

　　首先，东亚金融危机的起因主要地并不是宏观经济政策失误，而是深植于东亚经济政治体系内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失误是货币危机的唯一根源。克鲁格曼1979年的经典论文实际上认为，一个缺乏自律的政府会有一种不断增加财政赤字的冲动，最终又会通过增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这样就给本国货币的汇率带来了贬值的压力。如果一国同时又实行固定汇率制，那么政府就只能动用外汇储备干预汇市，维持官定的汇率水平。但是，理性的投资者会抛出本币，换取外币，结果会迅速耗尽政府的外汇储备，并使本币汇率大幅度贬值(Paul Krugman, 1979)。奥伯斯德菲尔德和其他研究者则指出，货币危机可能会是“自我实现”的。如果投资者预期某一种货币将要贬值，便会争相抛出该种货币，或从该国抽走大规模资金，结果货币危机果真发生了(Maurice Obstfeld,1994)。对东亚金融危机原因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失衡并不是主要原因，国际游资的冲击可能是更直接的原因(Radelet and Sachs, 1998; Rana and Lim 1999)。更进一步来说，东亚金融危机反映出东亚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包括：(1)银行不良债权。据估计，全球约有2万亿美元的银行不良债权，其中80%集中在东亚地区。银行不良债权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对银行业缺乏管制，以及银行业内部管理不善、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度的政府干预带来资源配置扭曲，企业效益低下。(2)大企业病。在日本和韩国经济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财阀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纷纷破产倒闭，充分反映出财阀企业对东亚经济的负面影响：垄断力量过于强大压制了市场竞争、过于亲密的政府企业关系带来严重的寻租和设租现象、终身雇佣制使得劳动力市场难以灵活调整等等。(3)大规模的腐败现象。有的学者称东亚经济为“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腐败现象在经济发展阶段会阻碍经济增长速度，而在危机到来时刻则会带来投资者信心的崩溃，使得危机程度加深并迟迟难以复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从宏观经济指标来看，东亚经济在2000年增长势头很好，但上述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革。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东亚经济的复苏可能呈“W”型曲线，也就是说，或许在数年之后，东亚经济还有再一次衰退的可能性。

　　其次，东亚金融危机是一种区域性的现象。东亚经济管理体制的相似性使得一国陷入危机之后，投资者对相邻国家和地区的信心也会随之动摇。加之东亚国家和地区过早地放开了资本项目管制，使得投机性资金得以自由进出，并能够利用邻近国家和地区为跳板，冲击其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秦朵(2000a，2000b)通过计量分析，认为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并不是人们普遍相信的企业过度负债，而是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染效应。传染效应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外贸渠道，一是金融市场渠道。秦朵指出，外部传染是韩元崩溃的主要原因，其中金融渠道的传染更为显著。由于传染效应，金融危机往往表现为一种区域性的现象。这或许意味着，金融危机的防范和解救主要是一种地区性的公共产品，除了借助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帮助之外，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和制度可能会更为有效。

　　再次，IMF没有有效地应对东亚金融危机。IMF在解救金融危机时有两项最重要的功能。一是充当最终贷款人，为遭受危机的国家及时提供流动性，使金融体系恢复稳定；二是在提供贷款时要有一定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以此推动危机国家实施宏微观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可能是痛苦的，但对维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却是必不可少的。IMF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普遍受到批评，以致于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次“东亚和IMF危机”。由于对东亚金融危机的程度和后果估计错误，来自IMF的救援来得太晚，而且，由于IMF忽视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国内政治状况，许多改革措施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增加了危机国家人民的困难。比如，在建立存款人保险制度之前，IMF匆匆在印度尼西亚关闭了一系列银行，结果引起了金融恐慌。此外，IMF在印度尼西亚还取消燃油、食品的补贴，使大量民众的生活下降到贫困线以下。

　　最后，ASEAN、APEC等已有的区域组织也没有有效地解救东亚金融危机。亚洲区域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7年ASEAN成立。ASEAN的成立最初是出于政治缓和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目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东亚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亚洲区域合作朝着经济合作的方面发展，1992年ASEAN倡议建立区域内自由贸易协议。1989年出现了APEC。在亚洲区域合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洲传统”，这种亚洲传统由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强调非正式性，二是强调达成共识(Jeffery Lewis,1999)。西方国家的多边协议和国际合作遵循的原则与此恰恰相反。谈判者强调的是彼此立场的分歧，并通过正式的制度确保利益的妥协和合作的实现。这种强调非正式性和达成共识的“亚洲传统”并不适合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意味着各国需要部分让渡制定货币政策和其他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政府决策的信誉，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制度创新，才能使公众相信一国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之间没有内在的矛盾。不难理解的是，尽管东亚经济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从危机中复苏并防范下一次危机，但ASEAN和APEC至今在这一领域毫无建树。一家曼谷报纸《民族》曾经失望地谈到，“过去12个月中的经济和金融动荡正在使已有的区域组织摇摇欲坠”。

　　围绕AMF的种种争议

　　1997年9月，日本政府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倡议组成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筹集1000亿美元的资金，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但很快因遭到美国政府和IMF的反对而搁浅。

　　1998年10日本又以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的名义提出“新宫泽构想”，倡议建立总额为 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满足遭受危机国家中长期资金需求，150亿美元用于满足其短期资金需求。遭受危机的国家对此非常欢迎，美国政府和IMF也表示支持。2000年2月2日，按照“新宫泽构想”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提供了210亿美元资金，其中135亿美元为中长期贷款，75亿美元为短期贷款。“新宫泽构想”还为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提供了22。6亿美元的贷款担保(Arai,2000)。

　　1999年11月，ASEAN＋3(ASEAN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根据这一精神，2000年5月ASEAN＋3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根据该协议，东亚国家同意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的交换；建立区域救援网络；加强各国货币当局现有的合作框架。2000年8月，ASEAN＋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

　　赞成AMF的论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加起来超过了7000亿美元，如果汇集起来这些资金建立一个区域性的救援机构，能够更迅速有效地向遭受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贷款(Robert Wade and Frank Venoroso，1998)。第二，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因此它们更容易了解和理解彼此的国内政治经济问题，也更容易对症下药，提出适合遭受危机国家国情的改革方案(Andrew Rose, 1999)。Gowan (1999) 进一步指出，日本在东亚国家广泛而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分布在亚洲各地的华人经济提供了连结东亚经济的两种网络。随着亚洲区域合作的发展，IMF开始认同并支持区域性的金融救援机构。1999年9月IMF董事会指出，“实施金融救援需要注意个别国家的脆弱性以及救援措施的国际性的地区性”。 2000年9月，IMF执行董事Koehler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我认为区域合作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政治途径，所以我支持区域一体化。我支持所有能够促进区域一体化的举措，而且，如果能够有一种金融工具促进这种一体化，我从原则上并不反对。”(Tadahiro Asami,2000)

　　尽管在短短三年内，AMF从酝酿、诞生到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不少学者仍然对AMF的合法性提出了怀疑。对AMF持怀疑态度的学者首先指出，倡议中的AMF与IMF基本上具有相同的功能，既然我们已经有了IMF，另起炉灶去建立AMF又有什么意义？因此，AMF的倡议听起来有点象“重新发明轮子”(reinventing the wheel)。AMF的支持者可能会说，AMF和IMF能够共同存在并相互竞争，而这种竞争压力将促使他们改善服务质量。但Barry Eichengreen(1999)指出，国际组织和寻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性质完全不同。私人企业如果竞争失败将面临破产之虞；国际组织一经建立，即使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也仍然会顽固地存在下去，变成一个臃肿的国际官僚机构。而且，如果东亚国家遭受危机之后必须同时向IMF和AMF救援，将增加其交易成本 (Bird and Rajan，2000) 。

　　关于所谓相邻国家在互相提供改革建议和互相监督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Eichengreen指出，如果更为细致地审视各国的经济结构，将会发现东亚国家的经济体系实际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此外，我们很难相信，一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根据本国国情总结出来的经验能够同样适合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是，Eichengreen谈到，区域货币合作需要各国主动地放弃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甘心服从一种共同的货币政策，然而，东亚国家并没有显示出来愿意放弃自主权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在这一地区也缺乏类似欧盟货币委员会那样有着超越主权国家权力的机构，以及对违反合作协议之成员国进行强制惩罚的机制。Lewis(1999)甚至认为，AMF之所以在亚洲国家得到广泛响应，乃是因为亚洲国家企图借AMF回避IMF提出的严苛的政策改革。

　　从AMF到ACA

　　亚洲货币合作实际上有三个不同层次：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如AMF)、单一货币区(比如可以称为ACA，Asian Currency Area)。目前有关亚洲货币合作的讨论似乎主要集中于建立一个区域性机构解救下一次金融危机，相比之下，对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建立单一货币区重视不足。这种现状显示出亚洲货币合作走进了某种误区：(1)“防范胜于抢险”，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来说，通过政策协调防范金融危机于未然要比事后提供贷款援助实惠得多；(2)目前关于AMF的设想均有一个假设前提，即下一次金融危机会和这一次金融危机的性质大致相同，但历史一定会发生两次吗？法国政府在修建马其诺防线时，一定以为已经很好地吸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但结果是，德国几乎毫未受阻地绕过马其诺防线，在6周时间内占领了法国。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Mundell预言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2000)。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发展正如火如荼。欧元区现有11个国家，希腊、英国、瑞典、丹麦等国很快也将加入。考虑到其他欧洲国家正在积极谋求加入欧盟，预计在未来10年内，欧元区可能扩展会到28个国家。此外，中非和西非的13个CFA 法郎区国家通过钉住法郎，实际上间接地钉住了欧元。如果北非和中东的部分国家也选择钉住欧元，那么欧元区可能扩展到50国，总人口超过5亿，总的GDP规模将大于美国。美元化在最近几年得到普遍关注。据说美元化的倡导者可以追溯到弗理德曼，他在1972年就建议发展中国家放弃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局制度钉住美元或直接实行美元化，即将美元做为本国法定货币。阿根廷、萨尔瓦多、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都表示出对美元化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在拉丁美洲也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可能，即MFTA(Mercosur Free Trade Area)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等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单一货币区，并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包括更多拉美国家的拉丁美元区。

　　从长远来看，通过区域货币合作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区(ACA)可能是大势所趋。按照“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三难选择”，一国政府只能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三个目标中任选两个，而放弃第三个目标。如果想要谋求汇率的稳定，则一国政府只能在资本自由流动和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做出取舍。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一国政府放弃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政治成本可能无比高昂。同时，在金融全球化潮流下，一国实施资本项目管制的难度越来越大，其机会成本也越来越大。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固定汇率制从长期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奥伯斯德菲尔德和罗高夫(Obstfeld and Rogoff,1995)的研究表明，尽管许多国家出于不同的原因希望保持固定汇率制，但很少能保持固定汇率制长达5年以上。Eichengreen(1997)因此得到一个结论：“在一个开放国际资本市场的世界上，随着国内政策制定的政治化，[货币联盟]将是浮动汇率制之外的唯一选择”。

　　亚洲货币合作将给这个地区带来巨大的收益。单一货币区的经济收益在于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此外，亚洲货币合作还能够带来潜在的政治收益：(1)地区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有助于维护该地区的安全；(2)地区合作能够增加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最近20多年内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经历了较大的波动。这种频繁波动给日本经济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影响。频繁的汇率波动使得进出口企业和金融机构被迫付出额外的成本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套利保值，阻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日元升值使得日本出口竞争力下降，日本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并由此使得金融机构的不良债券增加。由日元贬值带来的竞争力的突然增加虽然能够缓解日本经济在萧条时期的困难，但也会引起资源配置的扭曲，阻碍了日本企业和政界寻求解决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对策。此外，日本在东南亚有大量的对外投资，这意味着亚洲货币合作的成功能够更有效地保护日本投资者自己的利益。相对于大国来说，小国开放经济更无法忍受汇率的频繁波动。这正是东南亚国家和韩国也积极支持亚洲货币区的理由。

　　中国学者对待亚洲货币合作存在非常矛盾的心理。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国内问题。地区差异、收入分配、人口和就业问题等等迫切的难题千头万绪，难以理清。相比之下，亚洲货币合作实在只能够算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但同时，中国学者也看到，亚洲货币合作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因此，中国积极参与筹建AMF可以争取在一些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发挥更大影响力，有利于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经济和政治空间，推动世界多极化目标的实现。(王子先，2000)。我想要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对待亚洲货币合作有着不同的态度。出口部门和外资企业对待亚洲货币合作有着更积极的态度，而进口替代行业态度可能相对消极。沿海地区对待亚洲货币合作有着更积极的态度，而内陆地区态度可能相对消极。如果做一个可能不太准确的划分，我们可以近似地将出口部门和外资企业，以及沿海地区归为“开放优先派”，而进口替代行业和内陆地区为“改革优先派”。一个实证的预测是：中国关于亚洲货币合作的政策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改革优先派”和“开放优先派” 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在现实的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一个规范的建议是：政治稳定的实现途径是寻求一种博弈均衡。通过在类似亚洲货币合作这样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做出更积极的姿态，可能更容易地换取各阶层在国内改革政策上的支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与欧洲合作相比，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主要在于政治方面。欧洲货币合作不仅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而且欧洲合作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文化、宗教和政治传统。这种类似的传统在亚洲仍未出现。但展望未来，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亚洲货币合作的希望：(1)东亚金融危机改变了东亚国家在区域货币合作这一赛局中的支付结构，亚洲货币合作的收益凸现出来，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所认识；(2)亚洲货币合作提供了亚洲合作的“焦点”(focal point)，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亚洲合作的僵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来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要早于货币合作，而在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比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更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各国国内总有因自由贸易而受损的特殊利益集团反对加入自由贸易区，但货币合作主要地是在各国政府之间开展，因而政治阻力相对较小；(3)通过亚洲货币合作的谈判，为亚洲国家其他方面的合作铺平了道路。这类似于欧洲的合作首先起源于欧洲煤钢联盟，之后由逐渐扩展到贸易、金融等领域。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货币合作，也起着同样的作用。通过“议题关联”(linkage)，亚洲国家之间的博弈正在走向多次博弈的“超级赛局”(super game)，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相互理解逐渐形成，制度建设积微成著，一个更加安定、繁荣的亚洲也将在21世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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