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寻找第三条道路

　　一、禁毒：一场漫长而无望的战争

　　毒品的泛滥仿佛成了这地球上的一种瘟疫。据估计，进入90年代之后，世界毒品贸易额每年均在5000亿美元以上。军火贸易和毒品贸易高居世界商品贸易额的头两位。

　　6月26日又到了一年一次的“世界反毒品日”，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禁毒战争打得我们 精疲力尽，毒品的幽灵却仍然在世界上徘徊。用缉毒人员自己的话说，禁毒就象在海滩上扫沙，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禁毒是一次漫长而光荣的失败。是该反省一下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关心人类前途与命运的读者都会追问：那么，我们究竟还能打赢禁毒战争吗？

　　什么是毒品？为什么有人会吸毒？这是在讨论禁毒之前先要问的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听起来挺简单。提起毒品，每个人都会掰着手指头数出许多种，比如鸦片、大麻、海洛因、可卡因、吗啡，等等。按照较常见的说法，毒品是指受管制的，易于使人上瘾的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麻醉品又可分为吗啡类(鸦片、吗啡、海洛因等)、大麻类、可卡类和合成类(美沙酮、度冷丁等)；精神药物又可分为抑制剂、兴奋剂和致幻剂。这样说似乎已经很明白了，但再仔细想想，就会发现问题不少。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并不都是毒品，乙醚是麻醉品，但并不是毒品；你晚上失眠吃的安定片也是精神药品，不过别担心，没人会说你吸毒。毒品一定会使人上瘾吗？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上瘾并不仅仅取决于药物的性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行为。现在人们公认的毒品，在历史上都曾是公开出售的药物：海洛因当初被作为戒除吗啡毒瘾的药物使用，可卡因一度是糖果、酒水和饮料中时髦的成分，可口可乐现在当然不再加可卡因了，但从它的名字，不难看出早年它们之间的某种渊源。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人类吸毒的历史恐怕已经有一万年之久了。公元前7世纪，中亚的亚述人就在宗教仪式上吸食大麻，南美山地的印第安人早在数千年前就已习惯咀嚼古柯叶，古柯叶中就含有1%的可卡因。由此看来，很难根据一个客观的标准把某些药物一成不变地定义为毒品。什么是毒品要看人们普遍认为什么是毒品。仅仅从对毒品的定义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如此，吸毒对人体的生理反应也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不单是一种药物作用。比如，精神学家做的一个实验结果是，大麻对老鼠的性能力有负面的作用，却会使人的性能力亢奋，这里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因素影响了人的预期。

　　为什么会有人吸毒？这个问题更难回答，各种解释众说纷云。在80年代初期，美国精神健康研究所出版的一本书中就列举了40多种研究毒品滥用的理论。但归纳起来，影响吸毒的因素不外乎个人的生理、心理特性，以及个人所在的社会环境两个方面。生物学家发现，酗酒者的后代比普通孩子更容易成为酗酒者，这是因为酗酒者的遗传基因在作梗。医学家多尔和奈斯万代认为，某些人因为新陈代谢功能失衡，所以一旦接触过毒品，会比常人更易于形成对毒品的依赖，这有点儿象糖尿病人由于新陈代谢功能紊乱离不开胰岛素。心理学家们有两种观点：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强调强化作用的影响，也就是说，某些人吸毒是因为他们过去吸毒的感觉很好，这种体验给了他们一种正向的强化，刺激他们继续寻找快感，另一些人吸毒是因为他们不吸毒时痛苦万分，这是一种负向的强化，为了逃避这种痛苦，他们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向毒品屈服。还有一部分心理学家认为吸毒者和不吸毒者的个性有着明显的差异，吸毒者更愿意逃避社会，更自卑孤僻，更富叛逆性等。上面的这些解释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从个人的特性考虑，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总让人感到不大信服，因为按照这些解释，似乎某些人天生就是吸毒者的料子。社会学家的视野要更广阔，他们指出，吸毒本是个社会病，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的结构，才是吸毒的真正根源。他们发现吸毒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吸毒者形成了一个与主流社会对立的子社会、亚文化，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当吸毒的人数急剧上升时，所反映的问题一定是主流社会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原先维系社会秩序的一套社会规范失效，社会的凝聚力涣散，吸毒不过是病体表面难看的脓点而已。

　　世界毒品问题的根源在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全世界生产的毒品60%以上是以美国为市场的。在美国，吸毒成为引起广泛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是从50、60年代开始的。这后面的原因非常深刻：经济走入滞胀困境，越战陷进拔不出来的泥潭，黑人民权运动引发社会紧张趋势，以致于美国经济学家金得伯格曾说，美国已进入了更年期。青年一代在社会动荡和个人焦灼的双重压力下变成“垮掉的一代”，吸食大麻成为他们反抗政府和社会的象征，这些“婴儿炸弹”在沉寂二十年后终于在社会上定时引爆。美国的禁毒运动也就从那时起如火如荼。尼克松时期就提出“对毒品宣战”，里根制定了新毒品法案，里根夫人南希跑了美国28个州和6个国家，倡导对吸毒青少年“Just say No”的运动，布什在电视上拎着一袋从白宫对面的街上买到的裂毒(Crack)，声情俱茂地向美国人民申诉毒品的危害，要求大家支持他的耗资几十亿美元的全面禁毒计划。可是到头来呢？形势每况愈下。美国司法部1994年报告说，三分之一12岁以上的美国人曾吸过大麻，10%以上曾用过海洛因。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每年要花费200亿美元来打这场禁毒战争，每年能抓到一百万违反毒品管制的犯罪分子，联邦监狱里的犯人有60%都是毒品犯罪分子，这些战绩不可谓不辉煌，可是，连美国警方也不得不承认，每年查获的毒品还不到毒品交易额的10%。更发人深醒的事实是，随着禁毒的力度不断加大，毒品的交易额竟也如影随形，节节拔高。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二、事与愿违的毒品管制

　　人们总是习惯于这样思考：如果有了什么社会问题，那就应该由政府去管，如果还是解决不了，那一定是政府管得不严。可是，从禁毒运动的失败可以看出，政府不可能根治社会病，更何况，不良的政府行为本身就是使社会肌体感染的病菌(美国政府的越战政策就是一例)。以下我们将更深入地分析政府毒品管制的效果和后果究竟如何。得到的结论或许出人意料：社会上的毒品问题，如毒品走私和毒品犯罪等等，并不是由毒品引起来的，而恰恰是由毒品管制造成的。

　　政府管制有效吗？经济学家总是持怀疑态度。这也许是因为经济学家总是一群相信加强体育锻炼，而不是天天打针吃药，才能使身体健康的人。下面我将循着经济学的逻辑，给您介绍对政府管制的分析。

　　政府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着手，实施对毒品的管制。从海防巡查到调集正规军队清剿毒巢，从美国飞机喷洒药物和特种菌消灭大麻作物到泰、缅等国的“罂粟改种计划”，都是为管制毒品供给所采取的措施。实行强制性戒毒、捣毁吸毒地点、规定吸毒者不能入伍或进公司等做法，主要是着眼于对毒品需求的管制。

　　毒品管制的直接影响是毒品的毒品的供给和需求都会有所减少。管制措施越是严厉，毒品的供需量也会下降得越多(至少在短期内如此)。但再严厉的禁毒也无法彻底杜绝毒品的供需。

　　先从毒品的供给来看，这包括毒品的生产和销售这两个主要环节。由于毒品的种植和加工都是在消费国境外，因此管制毒品生产就受到越境行使主权的限制，毒品的生产还常为黑社会或游击队所控制，连当地政府也束手无策。退一步讲，即使毒品生产是在消费国境内，也仍然很难遏制。比如大麻在美国境内就广为种植。虽然联邦和州政府连年出动武装警察芟除大麻，但美国大麻产量仍是有增无减，在90年代之后已跃居世界第二，大麻成了美国的第一大农产品(资讯 行情 论坛)，是玉米销售额的两倍还多。毒品的销售更难管制。毒品本身体积小、价值高，就已容易于挟带过关。更令人头疼的是，毒品走私已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控制严密的国际网络。走私毒品的手段层出不穷：有人用高科技的无人驾驶飞机贩毒，开挖地下隧道秘密过境，也有人别出心裁地用毒品当颜料作画，用毒品浆风衣以蒙骗过关。在美墨边境的一个检查站，两个墨西哥人一边吃着冰激淋，一边向边防人员走来，他们带的毒品就装在盛冰激淋的纸筒里。

　　再看毒品的消费。当吸毒者消费毒品的数量超过某个临界值之后，吸毒者就会在生理和心理上对毒品产生依赖性，或者通俗地说上瘾了。对于这些吸毒者来说，其毒品需求对价格缺乏弹性。管制造成的毒品价格上升，甚至政府的强行戒毒对他们都无济于事。此外，由于毒品管制的立法和司法中，对毒品消费者的处罚比对毒品供给者的处罚都要“仁慈”得多，因此即使法律上明确地规定了吸毒是非法的，但人们如果预期违法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算大，他们很可能会把什么法律的规定之类的只当作耳旁风。

　　综上，由于管制毒品之后，毒品需求的下降比毒品供给的下降要少许多，供不应求使毒品的价格剧增。在美国大麻的价格在20年内翻了一番。据估计，黑市上可卡因的价格是其自由市场价格的20多倍。

　　毒品管制造成了毒品走私的暴利。高额利润吸引着冒险者铤而走险。但加大毒品管制的力度对市场上的零星商贩打击沉重。这迫使贩毒分子结成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贩毒集团。在这个贩毒产业中，规模经济表现得最为充分。因此，毒品的供给市场是一种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同时，由于毒品的生产和贩运都是非法的，不受法律的保护，因而毒品交易中的纠纷只能诉诸武力解决，于是，不管是贩毒集团最后演变成黑社会，还是黑社会插手毒品买卖，总之贩毒这个行当一刻也离不开暴力。

　　严打措施似乎只能帮贩毒集团淘汰掉小的竞争者，真正的幕后黑手轻易不会动摇。即使大规模的禁毒战争动了真格，端掉了一两个毒品集团的老巢，也总会有其它的“家族”乘虚而入，取而代之。管制得越严，毒品的价格上涨越高，生存下来的贩毒集团的利润也就越多。面对严厉的禁毒打击，他们会寻找新的对策，比如，他们将生产新的毒品以逃避管制，而这些毒品往往体积更小、毒性更大。例如：裂毒、冰等。利润增加之后，贩毒集团也会更从容地选择“铅”或者是“银”，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选择用更多的钱收买武器和亡命之徒，真枪实弹地和政府对抗，也可以想办法用更多的钱去贿赂政界和司法界。不少毒品大王经常摇身一变，黑道漂白，反而成了社会名流、慈善家、甚至部长和议员。高价毒品产生的高额利润本身有时就会使海关人员和其他禁毒人员也加入毒品走私。经过这一番较量，毒品的价格比管制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毒品的供给量又会逐渐回升到往日的水平，市场上生存下来的毒品供应者将更为强大。

　　毒品管制除了有上述直接影响之外，还会带来其它的一些问题。首先，毒品管制会带来犯罪率的上升。有一种错觉认为瘾君子吸毒之后易于作案犯罪，但事实上，犯罪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毒品交易中的冲突往往引发贩毒分子之间的暴力相向；高昂的价格使贫穷的瘾君子被迫筹集更多的钱财去买毒品，当实在弄不到钱时，他们只得偷窃、抢劫、卖淫；犯罪率上升还可能是因为，雷厉风行的禁毒行动抓进来了更多的吸毒者和零星的毒品贩子，监狱不仅不能使这些新手改过自新，反而会成为他们互相学习并结成贩毒网的学校，进去时不过是偶尔涉险，出来后俨然便是惯犯了。犯罪率的上升会增加执法的成本，可用于执法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警察们每天为了对付贩毒分子疲于奔命，那自然无暇顾及其他的罪犯，由此看来，严打越有劲儿，犯罪活动反而越猖獗。

　　毒品管制还会带来毒品质量的不确定性，政府不会为非法出售的毒品制订统一的质量管理条例，吸毒者买到劣质毒品后也无处投诉，由此造成的中毒事件往往而是。美国禁酒运动的经验表明，在管制期间，因消费劣质酒类而致残甚至死亡的人数比管制之前有大幅度上升。与毒品质量不确定性有关的另一个很有名的事件是，美国政府鼓励墨西哥政府用飞机在大麻地上撒下有毒化学药剂，想以此遏制大麻的生长，结果使大批消费大麻的美国人中了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毒品管制不仅不能消除吸毒和贩毒，还带来了许多其它的问题。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管制毒品这一运动中，贩毒集团竟成了最大的受益者。首先，管制是贩毒集团获得非法收益的前提；其次，如前所述，管制对有组织的贩毒集团反而起了保护作用；此外，“禁果分外甜”，管制给吸毒和贩毒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反倒激发了青少年出于好奇心去尝试吸毒，也吸引了社会底层中最有“创新精神”的年青人加入贩毒队伍。

　　公众对政府管制总是易持一种理想主义的幻想，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政府管制一定是出于维护全民利益的目的。但说到毒品管制政策的出台，历史上倒是有一段几近湮灭的小故事，读来耐人寻味。美国在1914年就已制定了第一部毒品管制法，即管制鸦片的《哈里森法》。但在此之前，使用海洛因上瘾的例子就已很多，禁毒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迟迟未能通过立法。促成《哈里森法》的出台有两个背景原因，却都是与美国白人的种族歧视有关。一是对华人的歧视。自19世纪末，就有大量华工被运到北美修铁路，到20世纪初，铁路已经修完，美国经济却陷入衰退。滞留美国的华工对美国人就业构成威胁，对华人的仇视情绪很普遍。因为华工中多有吸食鸦片之瘾，有的美国人就造谣说华工故意将吸鸦片之风传到美国，好毁掉美国人。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南部对黑人的歧视。当时黑人中有不少吸鸦片，美国南部白人中谣传黑人吸食鸦片后会具有超人力量，能百发百中，而且刀枪不入，说是口径0.32英寸的子弹都打不死。这引起了南部的普遍恐慌，有些地方的警察局还特意配备了口径0.38英寸的子弹。有偶无独，1937年美国通过《大麻税务法》也有种族歧视的诱因，这次是因为20年代大批墨西哥人到美国农场打工，到30年代大萧条时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这真正应验了狄德罗的一句话：“如果惩罚一个人得不到任何好处，为什么还要惩罚他呢？”，这里的奥秘恐怕就在于谁能惩罚谁了。实际上，管制政策的背后反映的是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勾心斗角，政策的最终成形和具体实施，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均衡以及它们同政府或官员之间明的谈判和暗的交易。

　　毒品今日在国际上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就有这种政治幕后交易的原因。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为了和苏联争霸，千方百计在东南亚、中东等地培植反苏势力。为此目的与当地政府和黑社会达成的协议中，就附有默许和纵容他们生产、销售毒品的条件，因为这样可以获得巨额的反苏经费。结果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海洛因等毒品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国内。到今天，美国不得不修宪，规定美国总统有权宣布对任何一个禁毒不力的国家，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停止援助和合作。可是这种颐指气使的态度让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拉美近邻很是反感，因此可能影响美国的外交关系。美国现在的处境真是有点进退维谷，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三、思路和出路

　　我们为什么没有打赢禁毒战争？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虽然我们在关于“禁毒战争”的报导中读到的多是枪战、暗杀、法庭、监狱，但禁毒战争并不真是什么战争。禁毒的真正含义就是对毒品市场的管制。全球性毒品市场的存在，首先是因为存在对毒品的消费需求，其次是因为毒品的交易采取了市场的形式。如果是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制度，对毒品的管制措施就只能主要地借助市场管制的办法。可是，正如我们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我们也不能在市场上用反市场的方法消灭市场，哪怕这是一个不好的市场，一个不道德的市场。

　　能不能用非经济的方法治理毒品的蔓延呢？当然可以，而且看起来效果还挺不错，在解放前中国本是亚洲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和集散中转中心。但解放军进城三年，毒害就如冰雪消融。另一个例子是伊朗。1979年霍梅尼发动政变，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全面推行政治、司法、教育、文化的伊斯兰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禁毒。一时间伊朗的毒品大王望风而逃，纷纷离境。这里的成功是因为中央加强了对国内资源的有效控制和意识形态对全民的影响。但是，这种行政措施必然会使经济力量更多地服从于政府意志而非市场规律，因此，它和市场规律在逻辑上是互相抵触的。换言之，扩大行政干预一定会削弱市场经济的基础。对于当政者来说，这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无论如何，你总不能既拿着蛋糕又把它吃掉，所以立法者和执法者对此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我们还应该接着打这场禁毒战争吗？面对一次又一次“光荣的失败”，有些人开始心灰意冷。据说连国际刑警组织都曾有过休战的念头。我们前面的讨论似乎也会错给人一种绝望的印象。其实，就连那些主张毒品合法化的人们也没有说可以不禁。争论的焦点只是该“驰禁”还是“严禁”，过去的禁毒失败了，这是实事求是的人们都会同意的。下一步是该改弦易辙，想一些别的办法呢，还是应重整旗鼓，再大战三百回合？冷静地想想，别的办法也不是没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较好的禁毒措施应该是比现在的办法更自由化一些，但反对的人可能更多。为什么我们不试着用一用那些更自由化的办法，让“实践检验真理”呢？恐怕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自己这个物种的信心不足。如果人类是一个要自杀的物种，你还敢放心地让他在悬崖边上散步吗？可话又说回来，谁又能说人类一定就会管不住自己，非跟自己过不去呢？也许人类的自制力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坚强得多呢。

　　这样的争吵好象永远也不会有个结论。读者朋友，这场辩论正需要您来作个裁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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