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有企业的内部培育市场

　　一、国家行为决定国有企业的性质

　　虽然中国从1980年代就已开始尝试企业改革的实验，但国有企业部门仍然存在着许多深层问题。因此，改革在1990年代，走进了一个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任务的攻坚阶段。

　　本文试图提供理解国有企业逻辑的一个独特视角。我们的探索得益于中国的企业家 和理论家的创新，也从现代经济理论中深受启迪(尤其是源于科斯的企业理论、源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和源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理解国有企业逻辑的最关键一点，是要注意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字面意义上看，国有企业无非就是国家所拥有的企业，而这恰恰就是国有企业的本质。因为这意味着，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和国家行为的结果决定了国有企业的行为模式。我们非常强调在分析国有企业行为时不能只见企业、不见国家。同时，也要看到：国有企业对国家政策的有关反应，又会使国家考虑是不是要对国有企业的体制安排做出调整。

　　计划体制国家追求的目标大体上包括：(1)充分就业。计划体制国家有义务保证公民的就业权利(至少是国有企业工人的就业权利)，这个充分就业目标是靠用行政命令，压低并限制工资水平来实现的。但做为对此的补偿，国家会给予工人较高的福利待遇。国有企业实际上承担着提供各种福利待遇的任务，即所谓企业办社会。(2)增长率。计划体制国家在建国时基本上都是落后国家，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它们不惜选择重工业优先的战略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追求较高的增长率。为此，微观经营单位必须严格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生产的目标是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3)财政收入。财政汲取能力常被视为国家能力的直接表现，因为它决定着国家能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意图。所以，国家还要尽可能地从国民收入中取得足够多的收益以支付治理国家的成本。最初，国家直接要求企业上缴利润，但是，这导致激励机制的丧失，引起产量增长不足。同时，国家要求企业上缴利润是以国家给予企业拨款和补贴为对等条件的，结果，财政收入的增加不抵财政支出的扩大。财政压力迫使国家对国有企业体制做出调整，这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直接起因之一。

　　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起源和演变都在国家行为的笼罩之下。国家的目标和行为结果决定着国有企业的约束条件，国有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只能在这种已经限定的约束条件范围内。无论是私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会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它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却极不相同，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所面对的约束条件不同。

　　市场经济中私有企业的约束条件是产品市场上的需求和要素市场上的供给。根据产品需求量和要素供给量的变化，企业可以自发地调整产量和要素雇佣量。科斯指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利用市场机制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即交易成本，也就是搜寻信息、谈判、签约和履约等活动引起的成本。人们之所以要用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企业这种组织形式能节约市场活动引起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建立和运转企业也会带来组织成本，因此，企业的边界最终将由市场机制的边际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的边际组织成本相等的那一点决定。综上，无论我们是从企业规模的角度，还是从企业产权的角度来定义企业的边界，都能看出，私有企业的边界是完全弹性的。

　　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与此恰恰相反，可以说，国有企业的边界是不变或是刚性的。国有企业边界刚性的性质，完全是由于国家对企业的控制而形成的。首先，从产权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是由国家行为施加的外部变量，所以，从企业立场变更这种正式的产权结构是不可能的。这种产权结构的特征是：企业最多只能拥有内部配置资源和内部分配收益的部分权利，但超过本企业范围自由调配资源和按企业意愿自由调整收益分配的权利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其次，从企业规模来看，国有企业不仅难以调整其资本存量，也不可以变动劳动力数量。这是因为，国家要控制国内资源的配置，就不能放松对生产要素的管制；其次，就业目标的实现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政府的义理性。在计划体制下，国家可以把就业创造的任务交给国有企业，以此减轻自身的负担。正是由于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边界刚性的约束条件，决定了其行为既不同于市场经济中的私有企业，又不同于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所以我们认为，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性质就是边界刚性。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中，边界刚性几乎表现为边界不变。国有企业初期的改革是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这一改革虽然扩大了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权，但国有企业边界刚性的格局基本上并未改变。首先，在要素供给方面(尤其是资金供给)，国家仍保持高度的垄断，所不同的只是以前企业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在“拨改贷”以后变成了企业对银行的软预算约束。另外，由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相对滞后，国家仍然要依靠国有企业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过渡时期遇到的主要问题，如企业冗员过多、社会负担学生以及企业负债过度等，都是边界刚性在新时期的表现。

　　二、国有企业的自发创新

　　国有企业虽然是国家推行计划体制的产物，并且一直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但是，从经济学的逻辑来看，国有企业也是在约束条件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企业的自身利益及其自利行为也表现得日益明显，从而，它将做为一种组织和利益集团在经济体制运行和制度变迁中发挥作用。我们将指出，正是企业的这种自利动机，促使其在边界刚性条件下，发现了一种可以有效减少交易费用的组织创新。这种组织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计划体制的浪费和无效率。

　　在边界刚性的条件下，如果企业能部分地获得了在企业内部组织生产活动的权利(只要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权利下放就是不可避免的)，企业就会放松或部分放弃垂直行政控制方式，而代之以在企业内部扩大分工，并让分工的各生产活动单位在企业内部模拟市场交易。我们把这种趋势称为国有企业的内部市场化创新。

　　从国有企业的利益来看，这种组织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效益，从国家利益来看，这种组织创新并不改变国有企业边界刚性的格局，而且可能增加国家收入，因此，企业有实行这种创新的动力，国家也会默许甚至鼓励这种创新。

　　由国有企业内部市场化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包括：首先，企业高层领导将日常决策权下放给拥有更完备信息的各生产活动单位，并由此从对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中脱身出来，集中力量提供企业内部管理章程等“公共产品”，监督和维持企业内部交易秩序，并协调它们的利益冲突，这将有助于深化企业领导和管理层与生产单位之间的分工。其次，在计划体制的国有企业内部存在着一些有利因素，比如企业各生产活动单位之间利益紧密相连，企业内部的行政领导权能创造性地转化为维持企业内部交易关系平等、互利的权威，企业内部交易规模较小而易于监督、协调，在边界不变的封闭单位中易于产生一种人际间平衡和合作的非正式规则等，这些因素将使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较低，有助于形成一种类似市场的内部机制。在这种内部市场中，各生产活动单位有较适宜的环境使自身职能专业化。最后，在这种专业化过程中，企业内部各生产活动单位的自身利益日益独立，从专业化中可望获得的收益也越来越多，于是，它们在利益驱动下便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合法的或非法的)绕过边界刚性的限制，寻求更为广泛的交换关系，这将使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在单个企业的规模之外有进一步的扩大。在我们看来，这种由各专业单位自发形成的类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行政控制导致的效率损失，并增加了社会经济制度的灵活性和应变力。

　　另外，企业内部市场化的收益还可能包括由内部市场的竞争关系带来的监督成本减少和工作积极性的提高。企业内部各生产活动单位之间的效益不相等，工人收入也就不相等。在习惯了分配均等的环境中，这种细微的差异也会引起密切的关注。一方面，人员和要素在企业内的流动倾向效益更好的部门，由此使部门经理人员和职工必须为在竞争中为求更大生存而提高努力程度。另一方面，由于部门之间非常关心这种相互差异的形成和来源，因此在它们之间也有着互相监督的动力，这无形中减少了自上而下监督的成本。

　　最后，我们必须申明一点：虽然国有企业的自发创新最终会形成一种均衡，但这种均衡在经济效率上只处在次优状态。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假想把各种经济组织形式连接成为一条连续的光谱。在市场经济中，私有企业的发展趋势便是从光谱的一个端点，即完全分散的市场交易为起点，经过企业对市场的不断替代，也就是企业从单一单位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的古典式企业发展为多单位的现代工商企业，逐渐过渡到光谱的中间地带达到一个均衡点。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演变恰是从光谱的另一个端点，即完全集中的企业控制为起点的反方向运动。虽然它也可以到达一个均衡点，虽然在这个均衡点上的效率水平要优于两个端点，但与市场经济中企业不断替代市场的所谓“市场内部化”趋势相比，国有企业的内部市场化趋势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制约，而无法进一步地逼近社会最优点：(1)边界不变使企业内部市场规模有限，因而限制了分工的发展--由外生变量限定的边界已宣判了分工发展的极限；(2边界刚性使企业内部市场上的每一生产活动单位几乎都是垄断者，这是造成内部市场化无法实现社会最优的又一种原因；(3)边界刚性限制了产权的可交易性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因而产权和要素供给无法实现最优组合，造成资金、劳动力，尤其是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错误配置。瓦尔得莫.皮诺切克(Vladimir Benachek)曾有一个很精譬的比喻，颇能概括我们的思想。他说，社会主义已经走到了一座小山(计划体制)的山顶，他们现在想要做的，是爬上一座更高的山峰的巅顶，但在两山之间，却横亘着一条深渊。

　　三、改革思路：在国有企业的内部培育市场

　　据说问题从来就不是被解决的，而是被遗忘的。但问题之所以能够被自然而然地遗忘，而不是恶化为一场令人难忘的灾难，恐怕还在于有政治家和实践家们高明地化解矛盾。不管怎样，这句话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个启示，即原则上讲或至少是事后来看，成功的改革一定是“瓜熟蒂落”的。

　　回顾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至今为止，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成就主要来自企业内部边界的调整。体制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的外部边界仍然保持着刚性的格局。这是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尤其是在改革的初期，国家仍然需要从国有企业那里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以支付改革成本。所以，由国家实施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仍然无法改变边界刚性的格局，只能以放权让利的形式，赋予国有企业更多的自由以调整企业内部边界。在国家相应政策的推动下，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从过去的实践中发掘已有的经验，把计划体制时期内部市场化的做法加以改造和推广，很容易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改革之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成功例子，如邯钢、山西平朔煤矿、中原油田等，借鉴的都是这条思路。

　　与上一个判断相对应，我们还可以看出：至今为止，国有企业的困难和问题仍出在边界刚性的限制。从前面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出，边界刚性的限制使国有企业的自发创新无法实现经济效率方面的最优均衡。如果考虑到产业结构转换和人口老化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边界刚性的限定将使国有企业的状况有如雪上加霜。然而，最关键的还并不在此，事实上，在非国有经济崛起的条件下继续保持边界刚性的限制，已造成企业运行机制的“双轨制”，这不仅引起了企业间竞争条件的不对等，而且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内部人控制”等寻租活动。新一轮寻租活动来势之猛，已引起人们对“腐败与改革赛跑”的担忧。

　　既然国有企业边界刚性带来的问题如此之多，那么，为什么到了要改革这一局面时，却如此困难呢？国家在财政上长期依赖国有企业，恐怕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持谨慎态度的一个苦衷。此外，国有企业职工在改革之后，仍不愿失去传统体制下的充分就业和高福利水平，这也是改革的一个很大阻力。

　　但是，从现在开始，也许我们已经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最好时机。主要原因在于：非国有经济的崛起已使国有企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改革之后，非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中比重的迅速上升，其产值和财政上缴的比重均有很大的提高。而在这期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虽在增长，利润率却在下降，由此引起国家对国有企业财政补贴的增加和国有企业财政上缴的减少。除此之外，非国有经济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基本上吸纳了从农业部门分化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在解决就业方面，非国有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重要性也在上升之中。总之，国有企业对改革的边际贡献在下降，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也在减少，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

　　根据我们的分析，国有企业改革中后期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边界刚性条件的限制。各种改革方案的最后落脚点一定是如何打破边界刚性的格局。最优的改革方案应该是能以最小的成本，尽可能地使企业边界调整到最优规模，或者说，尽可能地使企业边界调整具有完全弹性。

　　国有企业的边界调整方式有两种，即由国家调整国有企业边界和由国有企业自身调整边界。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国家按行政命令调整企业边界，其成本相对极低，而国有企业受边界刚性的限制，其调整边界的成本几乎为无穷大。在改革过程中，国家必须兼顾经济效率与政治稳定，其调整成本随着时间的推迟将越来越高。而国有企业在改革之后逐步适应市场机制，由其自身依靠市场机制调整边界的成本日益下降。因此，国家靠行政干预调整企业边界的成本很高，且结果未必能达到最优均衡，国有企业改革应主要依靠企业自身调整边界。而且，国家从直接干预中脱身之后，能集中力量提供制度安排等公共产品，这将进一步降低企业自身调整边界的成本。

　　总结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应该是，在有利于国家维护政治稳定的条件下保持渐进式的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国有企业的内部培育市场，同时，要引导新兴的体制外部门加快发展，减轻国有企业改革的负担；最后，我们还想指出，这一思路的意义在于，国家可以从国有企业的自发创新中得到启示，并在改革过程中顺应、引导这种制度创新活动，由此可能探索出一条从企业内部入手、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潜在优势，引导企业通过自利行为完成体制过渡的改革之路。

　　四、结语

　　布坎南在他的一本书中曾引用过维克塞尔的一段话。维克塞尔说，他乐意于他的理论被人称为扶手椅中的沉思，因为这倒确实是建立一个内容广泛、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的有效做法。也许，任何一种理论都会或多或少地带上这种空想的色彩，但我们并不太关心自己的理论是否能够构成一种完美的体系。理论的意义在于提出假说，因此，我们等待的是来自实践的证实，或者证伪。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在这里提出的问题能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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