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时代 另一本《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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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可以回忆得起大约七、八年前，初次读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时的感受。那时，我刚进大学，每天在图书馆里漫无目的地闲逛。有一天，我发现了这本《经济学》，我读到萨缪尔森说：

　　要领悟经济分析的优美结构，仅仅需要有逻辑感，和能够对于经济学这样的思维体系竟会对整个世界上亿万人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感到惊奇。

　　这句话使我深受感动。于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不停地学习经济学。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从初级、中级到高级。我确实领略到了经济学的优美结构。不过，当我现在开始为搞清楚“海塞矩阵”或“单调凸壳”之类的概念而大伤脑筋时，回想起萨缪尔森的许诺，不禁有一丝上当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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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当归上当，我依然爱读经济学。也许正是因为在研究生院受过这一段头脑的炼狱，当我再读到类似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样的初级教科书时，反而更感亲切。初级并不一定意味着肤浅，相反，在我看来，经济学教科书在社会思想中植根之深，播种之广，可能远远超出常人想象。

　　一般来说，初级经济学教科书的读者大多数都是那些并不打算以研究经济学为职业的学生。一个学期或一学年的授课未必能使他们牢记经济学里缜密的推理和繁多的定理，但却足以使他们形成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的印象。这些学生以后也许会是普通的市民，也许会是高居庙堂的政治家，也许会是商人或官员，也许恰恰就是那个掌握着向经济学家们发放课题经费之大权的负责人。总之，他们将是经济学家们将要面对的公众。对于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来说，公众的反应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其发展，而公众对经济学的那点感性认识，往往就是在读初级教科书时定的调儿。好的经济学教科书能引导学生们去感受经济学家们见微知著的洞察力、把握实质的判断力，以及他们恪守的自由信念和特有的乐观精神。坏的教科书却只能让学生们觉得：经济学无非就是那些画在黑板上的、不知所云的曲线，而经济学家们呢，正像一则笑话说的：两个乘热气球的旅行者迷了路，他们看到下面正好有一个人，就向他问路：“请问您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吗？”那个人抬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就在我上面。”气球上的人说：“啊，原来您是位经济学家！”下面的人吃惊地问：“你们怎么知道的？”气球上的人说：“第一，你说的话非常准确；第二，你说的话毫无用处。”

　　初级教科书虽然常是给那些非经济学专业的人读的，但对经济学圈子里的人来说却也别有一番深意。首先，不管我们在研究生院里的学问做得如何精巧和深奥，到了分析现实问题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还是那些曾在初级教科书里学到的概念和定理。或许，这意味着经济学的道理原本就非常简单，也或许，这意味着我们学到最后常常又把简单的道理弄糊涂了。这正如弗里德曼曾说过的，“五十多年来，作为一个职业经济学家，我一直对一种明显自相矛盾的状况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一方面，相对价格理论的基本原理极其简单，甚至明晰到令人苦恼的程度。另一方面，很少有人会觉得这些原理是显而易见、非常自然的，至于能够把它们正确应用于具体问题的人就更少了”。艾林.恩索文(Alain Enthoven)的一段话更是尖锐：“我们所使用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都是在大学二年级学到的，之所以还需要经济学博士，是因为许多经济学家直到从研究生院毕业才开始相信他们已经学过的东西，因为他们这时候才成为经济学的既得利益者。”

　　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撰写初级经济学教科书则成为他们回顾和反思自己的这门学问的一种途径。写作教科书给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机会，使他们从自己日益狭窄的专业分工中超脱出来，换一种全方位的视角去审视学科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在学科发展历史中能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可能就是为主流经济学下定义。经济学领域里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创新和革命，只有在教科书中沉淀和积累起来之后，才能有人追随，才能够有知识的增长和讨论的“范式”。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经济学的教科书每隔50年就要改写一次。从经济学的历史来看，出现的第一本有影响的教科书应该是约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本则是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第三本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初版于1948年。此后，这本书虽已经历了10余次修订，但单靠打补丁无论如何是做不出新的时装的。50年的轮回周期又快到了，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经济学》。在人们的等待中应运而生了许多优秀的经济学教科书。其中，斯蒂格利茨教授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格外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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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1942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加里市。他22岁大学毕业，24岁就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他辗转任教于美国和英国的多所名牌大学，比如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等。或许是出于年轻人好动的天性，他很少在一所大学里超过三年。1979年，37岁的斯蒂格利茨教授获得了美国经济协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这意味着他已经被公认为年轻一代中最杰出的人物。神童成了大师。此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任教多年。

　　上完课，斯蒂格利茨教授匆匆忙忙地换上西装，坐上飞机去华盛顿。人们说，他是一位“拯救美国的经济学家”。他曾担任过好几个部委的顾问，如财政部、联邦储备局等。不过，最风光的还要数他1993年至1997年间曾担任的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一职。今年，斯蒂格利茨教授已经卸任，可他仍然闲不下来：他现在又成了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斯蒂格利茨在很多方面很像萨缪尔森。首先，他和萨缪尔森都是少年得志(萨缪尔逊26岁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其次，他们的研究范围都极为广泛。几乎没有几个经济系的研究生在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不曾仔细研读他们所写的论文，因为这些论文在各个领域里都是经典文献。萨缪尔森的研究包括国际贸易、生产理论、消费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宏观政策分析和公共财政学等方面，斯蒂格利茨的贡献则在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货币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等领域。最后，他们都写出了一本流行甚广、甚至能流传后世的经济学教科书，而且书名都叫《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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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蒂茨在出版这本《经济学》的前一年，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经济学的又一个世纪》。在这篇文章中，斯蒂格利茨谈到，20世纪经济学有两个最重要的成就。一是在微观经济学里发展出了新古典-瓦尔拉斯范式。这种范式以严格的形式证明了源于亚当.斯密的思想，得出了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瓦尔拉斯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优(意味着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和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帕累托最优一定是完全竞争均衡(意味着效率源于由消费者凸性偏好和“大规模”经济保证的完全竞争，或者更通俗地说，市场经济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唯一出路)。二是由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新古典范式针锋相对的是，凯恩斯式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却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是失业均衡。20世纪经济学的最大缺陷，便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巨大分歧。这种分歧既表现在彼此的研究方法难以沟通，也反映出二者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对立。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21世纪将是经济学分久必合的时代。一方面，宏观经济学正在努力地寻找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也在试图从微观个体的行为推演出总量上的含义。可以预见，微宏观经济学的合流将产生一种逻辑一致的经济学基本框架，以治愈新古典综合派的“精神分裂症”。在《经济学》中，斯蒂格利茨就在有意识地总结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发展，试图为统一经济学构建新的体系。

　　在斯蒂格利茨的新经济学体系中一以贯之的主线，便是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对市场不完备性的深刻剖析。斯蒂格利茨这本《经济学》的第一编是“绪论”，第二编“完全市场”介绍的便是新古典范式中完全竞争、充分信息的市场模型。在第三编“不完全市场”中，斯蒂格利茨倾注笔墨，分析了现实中市场力量的不完备性。斯蒂格利茨谈到的“市场失灵”，包括了传统经济学中的老话题“垄断”、早在18世纪就已经被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而最近又被博弈论重新改写过的寡头垄断问题、作为长期经济增长之源泉的技术创新问题、产品市场上由于信息和激励问题带来的“欺骗”和“偷懒”、劳动力市场上最大的垄断势力工会力量对竞争的干扰、资本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信贷配给”问题、企业对市场的替代和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以及公共产品的提供等。在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些部分仅仅作为补充读物出现，而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中，它们才第一次得到了与其在现实中重要性相称的重视。

　　斯蒂格利茨所介绍的这些经济学进展，基本上属于前面所说的从理解微观行为主体推导总量经济含义这一方向。这些努力已经形成了一种潮流，即经济学要从纸上谈兵过渡到研究真实世界中的问题。新古典范式的微观经济学在假设中轻易地舍弃了信息成本问题，因此始终避而不谈产权制度、激励机制等迫切问题，也无意去反思各种虚幻的“市场神话”。张五常在《卖桔者言》中说过一个故事，他和科斯教授曾应邀参加一次渔业经济学的讨论会。与会者都是长年研究渔业经济学的权威。会议快开始的时候，窗外的海面上偶然飘过来一艘捕鱼船。这群经济学家们一下子围到窗前：他们谁都没有见过一艘真正的捕鱼船！我相信，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有助于推动经济学回归现实的潮流，它能够唤起经济学系的学生对周围世界的关心，也能够唤起其它专业的学生对经济学这门有生命力的学科的兴趣。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潮流的扭转一定是缓慢而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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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奥多.W.舒尔茨说：“经济学家所拥有的唯一的真正朋友是不以人为转移的、反面的事件：通货膨胀、失业和困难时期等”。这对宏观经济学来说格外贴切。在凯恩斯时代，宏观经济学最关心的是失业问题，最重视的是用公共支出政策反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到了70年代，宏观经济学的注意力转向通货膨胀问题，宏观政策也由推重财政政策转为强调货币政策。进入80年代，当经济危机似乎已远去，而通货膨胀也已经得到控制之后，宏观经济学就多少感到寂寞了。这一时期走红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但从他们提出的“理性预期”概念、“李嘉图等价”定理等等，不难看出其潜台词都是宏观政策无效。宏观经济学正在自我颠覆。到了90年代之后，宏观经济学已与其传统风貌面目全非。宏观经济学正在日益微观经济学化。学科的统一或许是件盛事。但对宏观经济学来说，这却意味着要丢弃它独特的理论传统。其实，即使是对统一后的经济学来说，也有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且可能更为棘手：从前，宏观经济学一直因为缺乏微观基础、制造学科分裂而遭人訾诟，但我担心，微观经济学虽然已做出了拥抱宏观经济学的姿态，它却又如何解决“加总问题”(即个体利益的总和不等于整体利益)呢？

　　从斯蒂格利茨的这本《经济学》中，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学的两个重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宏观经济学正在努力寻找微观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斯蒂格利茨至少已经意识到：只有经过自身改革的微观经济学，才有可能为宏观经济学确立微观基础。他尤其侧重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论证国家干预的有效性。其基本思想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市场无法自我实现帕累托最优。从弥补“市场失败”的角度入手，国家干预便能够导致帕累托改善，即能使社会中部分成员的福利有所提高，同时又不损害其他人的原有利益。具体到政策，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主张，货币政策应当兼用利率政策、控制信贷可获得性、证券组合等多种手段、财政政策应重视保持预算平衡、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应注意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

　　在主张国家干预有效这一点上，斯蒂格利茨和另外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和凯恩斯的观点看上去甚为相似，而且他们确也曾做过许多工作去证明凯恩斯“粘性价格”理论的合理性。不过90年代到底不是30年代，与其说斯蒂格利茨和他的同道是要发扬光大凯恩斯思想，不如说他们是要反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那种认为放松管制就万事大吉的天真想法(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1989年美国银行危机的根源就是管制的放松)，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今年年初，斯蒂格利茨在接受《挑战》杂志采访时说到，凯思斯式的资本主义正在没落的悲观思想和里根经济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乐观主张都无法正确地估价美国长期的经济活力。“我们已经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经济哲学，它将为我们的时代指引方向。”

　　从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中还可以看到的宏观经济学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动态化，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已重新成为宏观经济学关心的主要问题。这一变化主要归功于以罗默尔等人为首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了知识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规模递增能使经济增长摆脱极限、“从干中学”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方式等。不过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政策倾向究竟是国家干预还是自由放任并不明显。

　　主张国家干预的学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市场即使失灵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就能够灵验。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样也困扰着政府的运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布坎南等人指出的，官员也是追求自我利益的经济人，政治市场就是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相互讨价还价的场所。四年前，当斯蒂格利茨刚被任命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他的一位朋友和同行约翰.泰勒说，这下子斯蒂格利茨要开始怀疑他所鼓吹的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了。四年之后，斯蒂格利茨说，尽管他在华盛顿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但他仍然认为，不管人们认为国家要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它确实将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他说，经济学家代表的也是一种特殊利益，只不过这是一种只有少数人代表的特殊利益，通常人们把它叫做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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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这本《经济学》能否取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历史上第四本里程碑式的教科书？我对此尚做不出自己的评价。我想，这最好还是让时间来说话。

　　不过，尽管我自己仍然怀念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尽管我更喜欢萨缪尔森那种雄辩、睿智而富有热情的散文笔法，而且依我之见，像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那样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和数代人心中播下对经济学深厚感情的成功，恐怕是不会再有了；尽管我曾在书店里犹豫许久，在赞赏这本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印刷精美的同时也感叹它书价之昂贵，但是，最终，我还是下决心买下了这本书——

　　毕竟，这已经是经济学的另一个时代，在我书架上那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旁边，应该有一本新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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