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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曾给我开了一个必读书目。里面除了哈耶克、布坎南、诺斯、斯蒂格勒这些诺贝尔级经济学大师们的著作之外，还有一本书很特别，那就是老子的《道德经》。后来，我终于抽时间把这本我小时候就耳熟的书读了一遍。结果，我发现我见识过的那些现代经济学观点，有不少与《道德经》里的思想颇为契合。更让我欣慰的是，有些我从学习经济学以来就一直萦绕脑海的困惑，竟也在这古老哲学的启示下恍然大悟。这使我想到了布坎南的一句话：“科学的经济学是作为社会哲学的一种副产品而问世的。”
让我先从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这个话题说起。经济学里的这个主题和文学中的爱情主题一样，有着永恒的魅力。不难看出，老子哲学的基本格调是倾向于自由放任一派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为什么会这样？道使然。何谓道？虽然老子早已说过“道可道，非常道”，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谈谈我的理解。在我看来，所谓道者，指的是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也曾被亚当.斯密不无敬畏地称为“看不见的手”。市场上形成的经济秩序是这种自发秩序的典范和坚实基础：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都是持自利动机的，他们通过交易达成合作，从而在实现自利动机的同时也造福了他人。从整体社会来看，这种市场秩序提供了一种资源配置的分配机制，它能够最近似地反映出市场参与者的评价的最大化。因此之故，市场机制可能是人类所能够创造出来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
老子激烈地反对国家干预，他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说的是，谁去干预，谁就会把事情做坏。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因为：政府只有首先充分了解每个公民的利益和偏好，并能据此求出社会总体利益，才能胸有成竹地去干预经济，但仅此项准备工作便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甚至每个人自己也只能在进入选择过程时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政府是无法获取这些信息的。中国有句古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哉？”，说的是政府为什么不能干预的原因；西方有句谚语：“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举”，说的是政府强行干预的后果。
退一步讲，即使政府能够无所不知，能够充分体察民情，但在干预措施的执行过程中，也常常会偏离其初衷。因为政府官员有其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和民众的利益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政府和公民之间在客观上是一种代理人和业主的关系，他们的信息分配本来就是不对称的。考虑到这一点，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
诚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市场机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市场缺陷并不就是政府干预的充分理由，市场做不好的事情并不意味着政府去做就一定做得好。许多人还幻想让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同时登场、双剑联袂，据说这样可以扬长避短。遗憾的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公式在这里却是不成立的，这就好比十字路口的交通岗上不能有两个警察同时指挥，否则司机和行人将会无所适从。从实践上看，政府干预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常常是好心酿成了大错。这正如《道德经》里所说的，“天下多忌讳则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更精彩的是，老子沿着这条思路一直推出：“大道废、有仁义”。我想这是因为既然道德也是人们自发合作中的产物，那么如果再人为地灌输所谓的“仁义”，不是和人为干预市场经济秩序如出一辙吗？想想我们过去推行的那些“左”得出奇的所谓“共产主义道德”，比如“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又比如“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再看看今日道德滑坡的现状，不能不让我们去深思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当我回过头来再读《道德经》时，真有点如梦初醒的味道。
如果仅仅是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有触及老子哲学的真义。在我看来，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之争无非就是“有为”和“无为”的分歧。老子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他已经超越了这种争吵。常人以为老子思想便是“无为而治”，其实这种概括并不准确。依我看，老子的核心思想应该是“为无为，则无不治”。照这样来看，老子就不是主张政府完全撒手不管，而是反对象“有为”论者主张的那种霸王硬上弓式的行为。老子主张的“为”是要遵循“无为”的原则去做，换言之，要对自然形成的社会秩序保持充分的敬畏。这无疑需要一种更高明的统治手段。
说到政府的作用问题，有关的文献可称得上浩如烟海。我在此只想强调与制度有关的两个方面，即政府在制度深化和制度创新方面的作用。先说制度深化。虽然制度往往是人们自发形成的，但同时也要看到，制度又必须依靠一种外在的、人为的力量加强其效力。康芒斯是制度学派的先驱之一，他把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这个定义虽有欠完备，却正中要害。这是因为，一种制度只有在全体当事人都能严格遵守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但在自发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却是无法实现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制度不遵守。虽然一种制度能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促进人们的合作，它从整体利益上是最优的，但个人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并不一定遵守它。国为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每个人在消费它时都想做一个“免费搭车客”，比方说，都希望别人是雷锋，自己则不妨自私一些，都谴责别人的假冒伪劣，自己的假冒伪劣产品却另当别论。正因为如此，诺斯曾说，如果只接受新古典假设，即仅仅假定每个人都是追求私利最大化的经济人，那么社会将会倒退到一个尔虞我诈、暴力相向的丛林时代。与制度深化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制度不统一。自发形成的制度由于其自身的逻辑以及客观条件的制约，往往只局限于一部分人之间。不同制度背景中的人们在交往时难免产生隔阂和磨擦，从而限制了合作的扩大。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使得制度需要外力的强化，政府的作用也无疑在此。具体地讲，我所说的制度深化包括：非正式制度(包括道德、观念、惯例等)的统一；将非正式制度转化为正式制度，如将合同的惯例制订为合同法。正式制度的基本特征便是成文，成文在很大意义上也意味着意见的统一；用奖罚手段加强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执行。从政府的这些任务来看，它必须具有最大的强力手段和权威性。因此，从根本上说，政府的力量是通过威慑表现出来的。《道德经》里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意思是说，如果人们已经不畏惧统治者的威严了，那么最可怕的事情就将到来。由此可见，老子及其追随者们一向是很重视法治的。司马迁作《史记》时将老子和韩非子同列一传，现在的人们虽然会对此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汉朝时，人们对黄老学派的认识确是如此。
接着来看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这一点在《道德经》中并未谈及。我在此主要是介绍诺斯等人的思想作一补充。制度创新过程中的角色有两个，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其中第一行动集团的任务在于发现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拟定创新方案、并说服第二行动集团与之合作。第二行动集团协助实施创新方案，并在创新成功之后与第一行动集团分享收益。在自下而上的改革中，第一行动集团是有关的利益集团，第二行动集团则是作为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政府。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第一行动集团是中央政府，第二行动集团则是其它组织，比如地方政府，行业公会等，也有可能直接就是民众。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之中，政府通过宣传来说服人们遵守新制度，或是通过立法执法强制人们遵守新制度。在以下几种情况中，政府适于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唱主角：一、政府机构完善而私人市场发育不成熟，这在后进型现代化国家中最为典型；二、潜在收益的获得会受到私人财产权的阻碍，比如环境保护问题；三、潜在收益具有外部性，从而产生“免费搭车现象”，即个人不愿承担制度创新的费用，“三个和尚没水吃”说的就是此种情况；四、制度创新有利于一部分人但却将损害其它人的利益。事实上，凡是较重大的改革，定有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与整个社会相比，虽然只是少数人集团，却往往起着扭转乾坤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比社会力量强大是理所当然的。不强大的政府就不是好政府，因为它无法完成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使命，这也正象是“意志薄弱的人不可能真诚”一样。
说完了政府在制度深化和制度创新中的作用，我还想补充一点。诺斯有一句名言：“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考虑到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这名话实际上说的便是，政府既能通过制度深化和制度创新确立和完善制度，并使之最有效地发挥作用，也是压制和阻碍新制度形成的最大阻力，这时它是制度僵化症的首恶。同时，政府也是使制度沦为为少数人利用的原因，这就产生了制度的畸化。我想把这种观点称为“制度经济学中的辩证法思想”。这种辩证的思想在西方经济学中已是凤毛麟角，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却层出不穷，尤以老子学说为代表之作。到最后我想用一个小故事作为结尾：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始祖。他对于中国的文化却深为折服。有一次法国皇太子曾问他：“如果你是皇帝，你将如何统治？”魁奈的回答甚为简洁，他说：“道(the law)”。有的研究者已指出，重农学派以致整修古典政治经济学都深受中国哲学影响，只是年代久远，这个传统也渐渐湮灭。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本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已使得科学思想向古老的东方哲学回归。玻尔就曾用八卦和太极的图案作为哥本哈根学派的徽章。经济学的发展是否也会走这条道路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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