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起源——读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

　　希克斯是20世纪顶尖的几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经济理论的许多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经济学教科书的各个章节。比如，由希克斯开创的IS-LM分析法至今仍是宏观经济理论的一块基石。当年，萨谬尔森等人曾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古典的微观经济学传统融合在一起。读到希克斯的著作后，他们恍然大悟：这正是他们所要寻找的。后来，一批批的新古典综合派小子们纷纷跨海到英国，向他们心目中的前辈和导师致以敬意。老经济学家客客气气地同他们会面，和他们一起喝下午茶，但内心 里却对这种来自新古典综合派的歌颂很不以为然。希克斯爵士为人腼腆羞怯，他倒是喜欢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思考问题。到了1969年，他写成了一本书，把自己的一些思想成果记录下来。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而且还随随便便地起了一个平淡无奇的书名，就叫《经济史理论》，但在后人看来，这却是用经济学研究制度演进的第一本书。希克斯本人对这本书也自许甚高。他在临终之前曾对另一位经济学教授说，《经济史理论》才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

　　希克斯开章明义，介绍此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讨论市场经济的起源。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从隐约出现到大兴于世，贯穿了整个世界经济史。他由部落时代的缅远岁月一直追踪到工业革命以来。一番跋涉之后，希克斯教授的旅行观感是：市场经济的演进自始至终都少不了国家的介入。

　　什么是市场？什么是市场经济？——细想还真说不清楚。短话短说。所谓市场，不妨认为就是经济交换活动的总和。市场经济则意味着藏在这些交换活动背后的“看不见的手” 由暗至明，指挥倜傥，支配并调度着经济系统中各种角色的经济行为。再往深一层看，市场机制一朝登临，经济活动必然沸腾而起，一举取代庄严的宗教、喧嚣的政治和亲密的家族，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社会运转的动力源(资讯 行情 论坛)泉。用卡尔.波拉尼的话说，这是一次“大转折”。这种转折的过程中充满了波折和起伏。希克斯谈到，这个过程首先是渐进的，其次，“这种转变不是只出现一次，有些社会在成为交换经济之后倒退回去，而在倒退以后又将这同一的故事从头经历一遍。”(中译本，第10页)最后，正如中国目前的境遇，我们正经历着这种转变，而且至今没有完成。

　　关于市场经济的演进，我们已经从经济学家那里听到过不少故事。这些故事中又有许多相似之处，似乎经济学家们都认为：①市场经济的起源和演进可能只有一条道路，即从零星和偶然的自发交易逐步扩展到大规模交易。 一开始总是从远古时代的一次偶然交易开始。设想某个原始人在去参加祭祀时，祭品中多带了一头羊，而他又恰恰看中了另一位伙伴腰间所别的石斧，于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的羊与斧头的交换就发生了。这种交换活动的发展在最开始的时候简直象骆驼穿越针眼一样困难，后来，针眼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也就终于变成了一个“市场密布的世界”。②如果没有国家的人为干预，这个故事的情节将一直发展下去。哈耶克就说，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一种“自发扩展的秩序”(Hayek, The Fatal Conceit)。③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或者毋宁说，国家起不到什么正面的作用。

　　希克斯教授谈到，从古代社会来看，在市场经济正式出现之前，贸易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一条是我们熟悉的，从习俗经济中逐渐演化出市场组织：在一片自给自足的汪洋大海中，市场缓慢地浮出水面；另一条则常为人们忽视，希克斯指出，指令经济(国家力量)也能推动商业的扩张。以政府部门的庞大需求为依托，可以直接进入大规模商业。希克斯对此的点评是：“从亚当.斯密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分工与市场发展联系起来，所以当人们认识到这不是它的起源时，便大吃一惊……专门化实际上是一个规模经济学的问题；它确实有赖于需求的集中，但市场只是可以使需求集中的办法之一。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它在典型的官僚政治中早就非常有力地显示出来了。”(中译本，第23页)。地中海上舳舻相连，那是古罗马帝国的运粮船；长安和洛阳六朝繁华，靠的也是王室采购和京师地位。民间商人打“政治牌”，出现过曾雄极一时的胡雪岩式的人物。号称称雄商界500年的晋商，其起家就是通过向边防军提供粮草换取食盐专卖权。遗憾的是，在这两条道路中无论沿着哪一条路线演进，都走不到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商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和自律虽然可以创造种种商业传奇，但是，商业的深入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保护财产权，二是保证合同履约，自发的商人团体固然能提供许多这方面的服务(或许比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还多)，但这类公共产品，最终还是要由国家出面提供，才有可能达到最优规模。另一方面，国家能推动商业扩张，也就能在旦夕之间毁掉商业。古代国家(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属于传统型统治，其合法性源于传统赋予其的道德化身的地位，所以国家要经常行使它的道德权威(基于实质上的合理性)，镇镇商人们的经济活动(基于形式上的合理性)，借伦理的名义对商人阶层实行控制和打击。

　　看来，市场经济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双边互动，国家定规则，企业家玩游戏。即使是最保守的政治哲学家也承认国家存在的意义。靠道德自律或相互监督毕竟无法保障合同的履行，在一个交易者众多、人们彼此只在偶然的交易中暂时认识的“非人格化社会”(诺斯声称，这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尤其如此。所以需要有第三方出面，第三方主要是国家，国家因此而有了强制力，成为在某个疆域内自为地占有合法的暴力垄断权的组织。这便是我们需要国家的理由。请注意，谈到这里，问题仍然没有解释清楚。我们确实需要国家提供某些服务，但国家有它自己的私利，国家也会象“经济人”一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它出于什么动机要提供这些服务呢？

　　我在希克斯教授的书中寻找答案。希克斯认为，国家出面制定符合市场经济心意的规则，是出于国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他回顾市场经济在欧洲的演进，指出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关键性的介入：一次是古希腊时期城邦国家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次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同时，也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主要制度创新(资本市场、股份公司和现代税收体制等)。

　　希克斯谈到，如果国家肯出面为商业活动制定规则，那意味着商人团体实际上对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对于国内贸易而言，对外贸易更容易满足这种要求。这是因为关税的征收比较便捷，只需在固定口岸征收即可。相对于大国而言，关税在小国的财政收入中更有可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具有较多对外贸易机会的小国更容易出现重商主义政府。希克斯教授认为，市场经济之所以在欧洲首先发源，就是因为欧洲历史上有过一个城邦阶段。“这一事实是欧洲历史与亚洲历史迥异的重要关键”。城邦的核心是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在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下，这些商人们不断地向外寻找新的贸易对象和新的贸易渠道，贸易所带动的殖民向地中海沿岸撒播，建立了许多新的贸易点，形成新的城邦。在这类殖民城邦中更容易产生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汤因比描述这段历史时曾写道：“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在政治方面。……他们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地方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和在船上的时候一样要把那种关系保存下来。”(转引自顾准，《希腊城邦制度》)。最后，在这些或新或旧的城邦之间，就象市场上寡头垄断者组成卡特尔一样，互相签订了协约，共同维护地中海世界的贸易秩序。

　　在希腊城邦衰落之后，在罗马帝国的灭亡之后，欧洲历史进入了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商业在蛮族统治和宗教压抑下草木凋零，但是，城邦时期的两个最关键的制度创新，其实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却保存了下来，因而，商业在经历了漫漫黑夜之后，才有可能旧火复燃，而不必从零再来。这两个最关键的制度创新，一是货币，一是法律。为什么蛮族把罗马帝国毁之一炬，但在一片废墟中，却偏偏把这两种东西宝贝似地挑拣出来，供奉起来呢？

　　希克斯解释说，“就货币的起源来说，它是商业经济的产物；不过它是各种政府(甚至是完全非商业性的政府)都知道要接管的商业经济的第一种产物。”(中译本，第63页)国家从铸币中直接地就能获得收益(铸币税)；但更多的好处是间接的。国家如果能够通过贸易的途径把它铸造的货币花掉，所换来的商品较之它从实物税中得到的东西品种会更多，用途会更大。这时，国王们就会发现他们已经离不开货币和商业交换了。国王们就这样深深爱上了货币，他们迫不及待地在铸币上刻下自己的肖像，表示从此永不分离。国家之所以保留包含大量商业规则的古代法律，说起来要迂回一些。这里有着必然性中的偶然性，又有着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可谓对历史之戏剧性的绝妙诠释。必然性在于君主们总是需要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法律，偶然性在于征服希腊城邦的罗马人是天生的立宪主义者，希腊人的财产和契约观念与他们一拍即合，所以，罗马法中不难为商法找到一席之地。摧毁罗马帝国的蛮族首领中不乏有雄筹大略的英明君主，他们深知被他们征服的这个帝国继承着高度的文明，因此他们情愿被被征服者征服，学习罗马的文化遗产，包括它的法律，这或许只是某种偶然，但是，正如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的，“罗马法主要是一个非常文明然而非常奴化的民族的作品。国王们热衷于采用它，在他们取得统治权的地方处处确立它。”(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到此可谓真相大白。

　　货币制度和法律体系在欧洲的早早确立，使得商业在经历了长期的消沉之后仍能重续新篇。实际上，在中世纪的后期，即13世纪和14世纪以降，市场经济的嫩芽就已在积雪之下悄悄冒出头了。一部市场经济在近代欧洲确立的历史，同时也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由于近代民族国家系借助市场经济力量成型，也依赖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支持才能行使统治权，所以国家就会意识到必须保障市场经济的壮大和发展。国家作用和地位由此不断提高，已非当年吴下阿蒙，这时，它又会忍不住逐渐向市场经济伸手，加大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国家和市场经济纠缠得越来越密切，终于难分难解，这就是所谓“现代市场经济”。

　　熊彼特曾谈到，一直到18世纪中叶，主要隶属于军阀和贵族地主阶级的君主，仍然在欧洲(尤其是在欧洲大陆)控制着社会体系的中枢。也就是说，君主们并未听命于新兴的资产阶级，虽然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的社会势力正在逐渐增长。耐人寻味的是，当时欧洲国家的普遍政策倾向却都是“重商主义”的。希克斯教授指出，“重商主义”标志着一种发现，即经济成长可以用来为国家的利益服务。他说，当君主们开始认识到可以把商人用来当作为他们的非商业的目的服务的工具时，他们才变成“重商主义”者。

　　自从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在欧洲就没有成长起来政治上的霸权国家。唯一可能成为霸主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教皇明争暗斗，结果两败俱伤。欧洲在政治和宗教两方面丧失了国际权威，各国群龙无首，而且找不到统治合法性的新的源泉，于是都变得富有侵略性。当时，欧洲的政治地图上四分五裂，国家间处在“一切国家与一切国家的战争”状态。这种国家间的竞争使得国家需要不断地集中权力，着意革新，从而开始了近代国家的“政权建设”工作。战争同时也成为国家借以凝聚国民团结，培养对国家的忠诚的绝好契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起源，也是近代国家找到的新的合法性的源泉(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战争绵延不绝，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加之军事体制的变革(由臣民自备武器战马随君主出征变为雇佣军)，军费不断膨胀，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于是，国家开始寻求向新的财富征税。这种努力曾促使税收制度不断嬗变。在早期的农业国家，最重要的税收是土地税(或可从这个角度理解“土地是财富之母”)。随后，商业追逐着分工收益和规模报酬不断扩张，而国家则步步紧追，通过间接税设法从国内和对外贸易中获得尽可能多的收入。但是，间接税远未挖掘出新兴财富中可供征税的潜力。国家开始思考如何对如此巨大的新兴财富直接征税。在当时，直接税的税基主要是企业和商人的收入。直接税的征收需要条件，即要有公认的办法查明收入，相对而言，商业利润比地租收入难以测量得多。商人只有利润概念而没有年度所得的概念，某次长途贩运可能时逾数年，商人完全没有必要把他的这次利润再划分到不同的年份。在国家和商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国家无法通过强制力量撕开每个企业的经营，去查看其“隐藏信息”，为鼓励企业说实话，需要一种制度上的创新。这时，股份公司出现了，这下子帮了国家的大忙。股份公司许诺向股东分配红利，以此招徕资金。为此，在会计上必须明确什么是可以分配的利润，而一旦确定了应该分配的部分，也就确定了应该纳税的部分。被分配的就是该交税的。于是，只要税率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当时的确如此)，公司总会踊跃地汇报自己的利润，因为盈利水平高的企业才能吸引到更多的资金。

　　单靠税收的增加仍然不足以满足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要求，因为公共支出的增长并非稳步上扬，而是有间歇性的。在战争等非常时期，国家还必须举债。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债制度的演变比税收体制的变革意义更为深远。比如，金德尔伯格在《西欧金融史》中就曾说过，中央政府控制财政收支只能是在偿付国债之后。中世纪时，国家以信誉不佳著称。借款给国家的风险要比借款给私人的风险高得多。希克斯教授指出，政府举债技术的进步是与银行业的发展分不开的。在银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银行家仅仅是作为投资委托人，借着比他们的客户拥有更多关于投资机会的信息，低息借款后高息借出以赚取利息差价；后来，银行开始吸收存款，并把暂时未提取的存款贷出；到了银行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银行学会了用支票或票据把存款变为可转让的，这时，银行已经具备了自己创造货币的功能。银行通过这种货币创造，帮助政府加强了征收国民储蓄的能力。国家和银行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国家现在再也不会冒着使银行破产的风险欠债不还了。而国家还债信誉的提高，又使得国债有可能在资本市场上流通，这增加了国债的流动性，使得国债逐渐成为投资者欢迎的投资对象。

　　希克斯教授所讲的故事到这里基本上可告以段落，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现代市场经济，大体上就是这样成形的。希克斯写作此书时，追求的是18世纪的那些伟大作家们的风格，即设法将经济史展示为被人们看得广阔得多的社会演进的一部分。据说表达和思想是一体的。希克斯教授宽博的写作风格，意味着他同时也在努力使经济学汇入更为浩瀚的人类思想的洪流中去。他一定会同意布坎南教授的话，“科学的经济学是作为社会哲学的一种副产品而问世的”。

　　社会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常规的智慧总是想给国家画出善或恶的脸谱。一派论者认为国家是社会成员之福利的总代表，国家是仁慈的、万能的，凡是在市场经济出错的地方，国家都负有出面干预的义不容辞的责任；相反，另一派论者则认为国家是破坏公民自由权利的暴君，善良动机的背后藏着政治的私利，国家干预是一条通向经济衰退、政治腐坏、道德沉沦的道路。从希克斯的故事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规律超越善恶。专制者寻求私利的努力，结果却是提供了对社会有利的产权规则，推动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当然，这要有严苛的条件，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市场经济的出现视为历史演进中的偶然事件，正如人类的出现是生命演进中的偶然事件一样)，这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市场经济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才得以狂飙突进，国家在市场经济的支持下始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力，但是，当国家和社会都强大起来之后，当它们已经结合得密不可分之后，它们反而在彼此相处时发生了许多龃龉和冲突。现代人的困惑与幻灭，往往来源于此。难道就没有化解矛盾的出路吗？

　　人们常常是在结婚之后获得了现实感，并且带着一丝怅然反复品味这种现实感。现代市场经济就如同国家和社会的结婚，他们有相互间的默契和体贴，也有彼此间的抱怨和争吵，在极端沮丧的时候甚至会以离婚相威胁，但是，我总是觉得，他们最终会发现，最好还是平静下来，接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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