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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其修宪行动载入史册。修宪行动闪耀着理性的光辉。修改后的宪法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今后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并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化方面迈开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人类进步是由遵从神权到遵从人权、有迷信到理性的发展过程。人类近代史实现了
人权战胜神权和王权，理性战胜迷信和教条，并将这一胜利固定在现代国家的宪法之中。一个国家宪法的理性程度，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对宪法作了三次修改，每一次修改都记录了时代的进步和人民理性化水平的提高。
坚持邓小平理论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内在逻辑的高度统一性。邓小平的理论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是人类求得理性发展的唯一途径。实事求是的社会发展观，必然产生判别社会制度价值的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要成为一个具有可显示性的尺度，就必须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而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证明，市场经济较之其他一切制度最能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平等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使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平竞争，是理性行为的必然选择。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理性的制度选择结果。实事求是、生产力标准、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诸方面在逻辑关系上结合成一个整体，体现在我国宪法之中，使我国宪法有了远离教条主义的理性基础。
彻底的、强有力理性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过去我们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批评建立在一种虚假的“价值理性”基础上，而一些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赞誉又仅仅限于工具理性的狭隘意义上。事实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既符合价值理性，又符合工具理性；历史跨度越大，这种一致性越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给私人以发家致富、积累资本的机会，促进社会经济产生活力，这具有工具理性的意义。私人资本越强大，物质资本的边际报酬率将越低，人力资本的报酬率将越高，社会将重新实现人对资本的统治，这又具有价值理性的意义。实现人对资本的统治，前提是资本的充分增值，由此最终实现资本的贬值和人的升值，达到人类理想的最高境界。在这一境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将不再分别。
宪法文本要转变为宪法秩序，还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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