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负担问题已经是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沉重话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只是问题的严重性逐步加剧。改革开放前，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我们在农村主要搞实物分配，农民负担问题表现为国家有时向农民过多地征收粮食。市场化改革使农村分配关系货币化，而“货币在量上的有限性和质上的无限性”(马克思语)大大刺激了某些乡村权势人物贪得无厌的胃口，以至于近些年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仍有一些地方变本加厉地增加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问题本质上是公共部门与农民的交易关系问题；负担过重意味着交易关系不平等。政府公共部门向农民提供安全和秩序，农民向政府纳税，解决公共部门的运转费用问题，这种契约关系为一切社会之必然。我们把农民负担问题看成是一种交易关系问题，其意义在于承认农民有权利获得一个平等地位。减轻农民负担因此也不是谁对农民的恩赐，而是平等交易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要看到这种交易不是一般的市场交易，而是一种非市场交易，并极易在非市场因素影响下发生畸变。政府部门拥有普通农民所不具有的信息资源、组织资源，乃至暴力资源，如果它得不到来自农民方面的某种监督，农民对部门官员的任免没有发言权，它的利益就会膨胀，它就会单方面制定与农民的交易规则，使交易变成一种强制性剥夺。农民负担问题的根源正在这里。
由农民养着一个不受节制、日益膨大的公共部门，终究会危及农村社会稳定。按照我国历史学家葛剑雄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发生周期性动荡，是因为不种地的达官贵人、幕僚门客与种地的农民之间的数量比例发生周期性的变化。这个比例小，社会经济就相对稳定繁荣；这个比例大，社会经济就凋零衰败。农民起义是调整这个比例的手段。美国学者黄仁宇曾说，“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氏族大夫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13万人。”就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动荡。农民与这样一个庞大的公共部门交易，当然没有公平可言，也没有稳定可言。把农民负担问题提高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怎么说都不为过。
能否与农民公平交换，关系到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是：经济主体只要有足够低的市场进入成本，经济主体之间就会凭借理性达成公平的交易契约；而交易的结果总会产生“净剩余”，导致专业化分工，最后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升级。经验证明，由不发达国家不规范的税费征收所形成的巨大的市场进入成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首要原因。公共部门的不合理税费征收把农民挡在了市场大门之外：果子没长大，农业特产税就来了；猪养了没几天，屠宰税就要缴了。农民在进入市场之前，就挨了一刀，怎么进入市场？
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与农民公平交易的条件。从根本上说，要通过乡村民主选举制度形成农民对乡村干部的约束机制，使乡村公共机构变小，公共行政效率提高，向农民收多少钱，用多少钱，都有一个明确交代。还要进行一些技术性的改革，取掉五花八门的费，归并出几种税，使农民对政府的公共行为能有一个稳定的预期。经验证明，只要不是巧取豪夺，农民是愿意与政府合作的。只要政府公共部门值得信赖，农民就会是很好的交易伙伴。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