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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中常有一些表示数量的语汇。当年要教训一下知识分子，高层领导决定在他们中间找出一些“右派分子”予以打击。找多少？最高领袖定出比例：百分之五。比例甚至下达到基层，非完成不可，有忠诚于事业的基层领导找不出“右派”便自己充当。于是，全国大几十万“右派分子”产生了，但这被认为是“极少数”。以“大多数”对付这个“极少数”，始作俑者自信心很足，很心安理得。但是，这个“极少数”是知识分子中的仗义直言者，堪称精英，足以代表“大多数”，所以，最终打击的是“大多数”。
给无辜百姓书生划比例、找坏人的恶劣做法终于煞车，算我们的时代进了一步。现在，我们开始在当权者自己身上找问题，但仍离不开一个数量判断：作恶乡里、贪赃枉法的坏蛋是“极少数”。这个判断又可以使我们保持自信心，因为“大多数”是好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国家的本色没有变。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老百姓害怕这个“极少数”。老百姓不因人数多而强大，贪官污吏也不因人数少而弱小，后者往往受到组织资源与合法暴力资源的支持。不是可以打官司么？只是一个诉讼成本就把一些老百姓拒于法院大门之外。于是，一些地方的老百姓谈官色变，谈警色变。今年10月，襄樊市的一个女商贩在自己的店铺里已经跪倒在警察面前，警察的枪还是响了，女商贩负伤，保护女人的丈夫倒毙。这个“极少数”是多么可怕！
“极少数”这个判断过于简单，具有某种假想性质。从“极少数”经常受到其所在机构的领导、同事保护的情况看，它的存在还是依靠了“大多数”这个基础。如果“大多数”与“极少数”不相关，“极少数”能那么猖狂，那么肆无忌惮么？
某些社会层面上的贪赃枉法者仅仅显现一个“极少数”，可能是因为这些社会层面拥有强大的隐蔽信息的能力。因为信息的隐蔽性，使“极少数”得以暴露，而“大多数”的问题却隐蔽下来了。这个判断虽然不能得到直接证明，但可间接证明。依笔者之见，相对而言，我国新崛起的乡村权势阶层隐蔽信息的功能最弱，他们对付普通农民的手段相对简单，过程相对明了，后果相对严重；穷苦农民经不住他们盘剥欺凌。于是，人们对乡村权势阶层中的“大多数”问题印象深刻。例如，1996年底开始，安徽省合肥市成立清理农村财务办公室，决定对2000多个行政村的财务进行清理。清理的结果令人震惊：挖出贪污挪用公款的乡村干部1000余人，涉及金额达32亿多元。这种辉煌战果能发生在其他社会层面上么？不能。陈希同一伙几个人贪污挪用公款十几亿，北京老百姓有切肤之痛么？前几年山东泰安市的一伙权势人物，早在事发前已经堕落成了一个黑社会匪帮，但不是被大众传媒捧得大红大紫么？
当然，上面分析并不是说某个社会层面一团漆黑，事实上仍有一个“大多数”与“极少数”的区别，只是这个“大多数”的行为倾向与国家的基本政治氛围和政治体制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如果我们对权力有一个强有力的制约机制，对一切丑恶行为毫不妥协地予以打击，那么拥有权力的社会层面就会正气上升，邪气下降，“极少数”就会孤立起来，变为真正的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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