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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类同今之所谓知识分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社会阶层，此一阶层之存在大大相异于欧洲古代社会。然则，中国历史对士人颇多诟病，不仅有如秦始皇这样的政治家屠戮士人，也有不少饱学之名士数落士人。与法兰西皇帝拿破仑在战争中刻意保护学者相比，我们的士人倒似乎常常是历史的替罪羔羊。
批评士人的言论汗牛充栋，但堪为诵读之作并不多见。清代大文学批评家袁枚作过
一篇《原士》，说“士少则天下治”，又说“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禄之易厚，而用之亦易当也”。证据何在？他说历朝鼎盛之时往往士人不多，而及至各朝末期，士人增多，朝政纲纪便要出乱子。如“周末士多，故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与斗。汉末士多，故颂王莽功德者四十二万人。宋末士多，故淳熙、景德间三学之权与宰相抗，史嵩之、丁大全等皆畏之；及贾似道作相，加以餐钱，而上书者即称贾为周公、召公。”结论是：“士习之陋，一至于此，皆多之故也”。
袁枚所言差矣！士人别于百姓，饱读诗书为其要者。既读书，便不免耳濡目染，潜意识中或许把典籍之教诲奉为圭臬；既读书，也不免拿古之贤人与今人对比，抨击时弊遂成习性。但士人之为人，若有大利诱惑，也不免趋之若鹜。至少多数士人无法避开追名逐利之窠臼。此乃人性使然，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其特殊性。中国本无稳定的贵族阶层，而“公卿大夫，非士莫为”，士人又出自百姓，百姓则受惠于中国“有教无类”的传统，有望通过读书科举而出将入相。中国政治传统又特别地“重农抑商”，而实则是重官抑民，士人惟作官才不罔半生寒窗苦读。这个传统不啻对中国社会之进步是一种抑制，对中国士人也是一种灾难。他们无法为自己建立一个保持独立人格的经济基础，不得不依附于官僚政治。
袁枚颠倒了一个历史事实。中国每一个王朝末期，首先是官员大大增多。据葛剑雄的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口年增长率一般是千分之七，而官吏和富人的增长率一般是千分之三十以上。这种不平衡增长必然伴随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总归有一天，农民再无力养活他们的“主人”，跟着就是一场农民起义。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官多则天下乱，官少则天下治”。诚然，士人在王朝末期的确也大大增加，但这是因为官多了，对士人的需求便大了，而士人的供应则由增加了的达官贵人的子女们补充，自然是少不了的。
士人作官之后往往便不大喜欢那些未作官的士人。如果士人只有作官一途，一旦仕途蹇涩，便“转生嫉妒，造诽谤，而怨上之不我。上之人见其然也，又以为天下本无士，而视士愈轻，士乃愈困”(袁枚语)。这样的士人当然不讨官人喜欢。更有甚者，“士无思虑之事则不乐”，于是，士人的脑袋对官人来说便成了一种威胁，必欲摘除而后快。但是，说到底，没有一个王朝是士人推翻的；如果没有民不聊生的事情发生，士人能奈官人几何？当然，如果没有士人，也不会有一个王朝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士人能帮助起义领袖少犯错误。
袁枚之论算不上正确，但尚未流于肤浅，而当今一些人对知识分子的责难则不仅肤浅之至，更有对官老爷拍马奉承之嫌。前些年改革有挫折，而近几年的改革也并不顺利，便常常听人指责是学者们出了馊主意。在社会转变时期，道德约束力下降本是一切民族在一切时代的必然现象，但却有人把板子打在一部分学者的屁股上。按照这类高论，改革开放前学者们紧闭嘴巴，却灾祸不断，浩劫不已，不知该如何论罪？
当今某些人对知识分子的笼统责难与以往对士人的诟病一脉相承，是一种腐臭之论。士人或知识分子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历史上不乏高风亮节的士人，当今也多见如顾准、张闻天这样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如果存在什么知识分子的整体倾向，也恐怕要从社会根基上找原因。在官本位的集权社会，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太容易被扼杀，有一批投上所好的知识分子本不为怪。当年有大人物喜欢放卫星，就有科学家论证植物的光合作用增加若干百分点便可亩产达万斤。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多也罢，少也罢，并无大碍。当今社会走向多元化，政治家又提倡实事求是，知识分子恐怕是多多益善。真正运行良好的现代社会，大多是官少士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在许多不同领域各显其能，而不致被官僚制度的“黑洞”所湮灭，是为社会之幸，民族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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