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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滋事生非、为害乡里之徒称为“流氓”，这种流氓往往因其劣迹昭然而使人神共愤，并易受到法律和道德的惩戒。社会上还有一种流氓，笔者将其称为“白领流氓”。这种流氓和普通流氓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蔑视人类道德规范，以巧取豪夺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而自肥，所以属流氓范畴。但“白领流氓”与普通流氓更有显著区别：第一，他们通常不直接触犯法律，而是利用法律不健全的空子，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而为自己牟取好处。第二，他们混迹于上层社会，蝇营狗苟于官场之间，俨然有一种道貌岸然的作派。第三，“白领流氓”常
可干出一番“大事业”来，特别在社会转型时期，他们发迹很快，有的还可登堂入室，攫取高位，成为显赫一时乃至一世的“大人物”。古人所说“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是“白领流氓”与普通流氓在命运上的区别。
“白领流氓”混迹于商界、政界、文化界，数量见增，队伍庞大，已是当今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的一大景观。天津的禹作敏、郑州的张金柱，属“白领流氓”；文化界、学术界的有些靠剽窃起家的教授、专家也属“白领流氓”。商界的“白领流氓”更是高手林立，蔚为壮观。不是有一批赖帐“百万富翁”吗？他们欠了银行或国有企业的高额债务，结果是债主不敢告、公安不敢抓，法院不敢判；一抓一判，多少兄弟哥们、同党宦友要栽面子，那还了得？所以，某些修炼到家的“白领流氓”犯了事，非最高层的官员反复干预而不能动其毫毛。
社会大转变时期许多旧的行为规范被破除，而新的行为规范尚未建立，或者人们还不适应这些规范，便给“白领流氓”提供了活动舞台。特别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那种依靠“羞耻心”发挥约束力、并往往只能在稳定的小型社区产生作用的道德规范，在社区结构和人们的社会角色不稳定的情况下，已很难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制约，“白领流氓”们便凭借某种天生的胆识，放肆利用普通人的人性弱点，榨取一切可能得到的利益。一个社会的行政腐败、司法腐败最能放纵“白领流氓”。某省某个百万富翁曾声称自己的致富秘诀是“用共产党的钱买共产党的权，再用共产党的权捞共产党的钱”，把“白领流氓”横行的社会条件和盘端出。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白领流氓”中也有两类人物，一类能够洞察世事，靠得机会主义行为博得半世功名，然后见好就收，立地成佛。这类人物在商界者，可能转变为慈善家，在政界者，可能转变为反其道而行之的政治领袖，懂得制定规则，对各种流氓行为加以惩戒。这类人物是少数，但在历史风云人物中并不少见。大多数“白领流氓”属另一类，他们眼光短浅，或者人生资源先天不足，最终也只是随着历史风云变幻而沉浮人世。
“白领流氓”对社会的危害在于加大了社会转型时期实现秩序化的难度，延长了社会转型的阵痛。如果“白领流氓”纠集成帮，形成利益集团，更会导致社会畸变，带来民族危机。约束“白领流氓”的根本办法是建立一个民主法制社会，用来自人民的权力和铁的法律来对付“白领流氓”的机会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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