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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署名王中介的非法劳务中介经营者给《燕赵都市报》的信的确值得“欣赏”。千把文字活脱脱表现了当今社会一个重要社会阶层的价值观，也集中反映了这个阶层与“酸秀才”们之间价值观的冲突。《南方周末》的编辑把这个阶层称为“混世魔王”，而笔者愿把他们称作“白领流氓”。白领流氓混迹于商界、政界、文化界，数量见增，队伍庞大，已是当今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的一大景观。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在社会转型时期，因为社会新生活出现，而新的行为规则尚未确立或实施成本很高，便给机会主义行为的猖獗留下了广阔空间，此即王中介所说的“门道”。那些具有流氓性格、敢于冒险钻“门道”的人们在这种社会里往往如鱼得水，因为他们违规行为很难得到认定，或者认定以后也很难得到制裁。例如警察哥们忙于钓鱼，而顾不上管一管饭店老板申中华逼良为娼的行为。不能说白领流氓的价值观就单单是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因为他们是“白领”，所以还能就他们的行为的社会功利价值的说长道短，如“为城市清除隐患”，为私营企业“补充兵员”，而对他们的批评者则是千古罪人，给“我们中华民族蒙下了巨大阴影”。
从把握社会现实的才智上，笔者很欣赏王中介的大作。的确，浩繁的历史卷帙在以往大书特书的不少是流氓，当然是大流氓，不是小流氓。王中介为之张目的白领流氓们，应该有可能发育成大流氓；如果当了大流氓后再按规则办事，或许还有可能被历史改写为大贤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确少不了这种白领流氓，似乎也没法不让这种白领流氓猖獗一时。也正因为如此，有一些经济学者抱守“实证分析”方法，而对价值观分析退避三舍，把白领流氓交给了“历史必然性”去处理。这些学者为躲避“酸气”而与普通秀才们划清了界限。只是这样一来，经济学家在得到白领流氓青睐的同时，也成了白领流氓的帮凶。
然而，从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上，笔者又鄙视白领流氓们，并对某种经济学远离价值观的分析不以为然。傻大笨粗的小民虽然不因数量庞大而地位显赫，也总是斗不过那些数量虽少但组织起来的白领流氓们，但以为可以忽视他们的存在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给当权者的潜在压力，在于他们的苦难达到临界值后就要以暴力摧毁既定秩序，那时，既存的白领流氓们定然逃不脱灰飞烟灭的命运。连古代政治家也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个道理，当代政治家岂能不懂？所以，有作为的政治家们不会让这些白领流氓们为所欲为。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面：任何一个社会在转型时期总有一些秀才要站出来为小民说话。秀才们读了书，就难免生成一种白领流氓们不具备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价值观，因此，人们没法不让这些秀才们“为傻大笨粗的一些人喊冤叫屈，……鼓腮帮子”。我国历史上每个社会转型时期，总有秀才们发出为民伸冤的呼喊，显示一种匡正时弊、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大无畏气魄。古代秀才们冒掉脑袋风险而敢于肩负起历史的责任，今日秀才何惧之有？聪明的秀才只不过更会运作恰当的手段而已。
与白领流氓们靠投机的胆识而一时风光相比，秀才们的历史作用才真正万古常青。社会为了进步，总要确立一种行为规则，来约束各种流氓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是社会发展的铁律；社会转型时期总要周期性地结束，也是铁律。西方现代的政治行为规则就是由欧洲几个秀才首倡，美国几个秀才率先付诸实践而建立起来的，而这一过程的背后，则是千百万秀才的努力。那些极少数的白领流氓一旦顿悟，如张作霖一辈，转变成贤人，也会依靠秀才们，甚或成为杰出秀才的政治工具。历史的进步表现为人们行为规则的健全与调整过程，这是离不开秀才的；秀才总在“修理”流氓，只不过通过制定规则来修理。人类行为规则越是完善，傻大笨粗的小民到利益就越是能得到保障。
王中介的“宣言”所涉及的价值判断问题，经济学是可以分析的，只不过分析依据是对社会心理的研究。价值判断问题可以转化为社会功利问题。一个人的特别的价值判断不足为训，但由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判断所形成的“公正性”意识，必是满足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合法性意识”。按照西方秀才罗尔斯《公正论》提出的看法，人们在“无知之幕”下可以形成一致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规则。虽然现实中各个阶层(包括白领流氓)利益取向不同，并因此对“公正”作不同的解释，但在他们经过一番较量之后，总会形成一种行为规则，这种规则原本来自主流的价值判断。遗憾的是这种较量常常不总是和风细雨，不时呈现刀光剑影。较量采取何种方式，常常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笔者相信，一个社会的秀才越多，对社会生活介入的程度越深，社会集团之间的较量方式就越显文明。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白领流氓们显得多么苍白和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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