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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最近公布如下数据：中央企业负责人收入从2002年的25万元增加到2003年年初的35万元。后来虽然有所调整，但企业职工与负责人的收入差距仍然达13.5倍。
不少人为这种“透明”的做法叫好，认为国企老总与国企职工收入差距的倍数必须适当限制和控制，国企老总的收入水平必须完全向社会公开以便接受群众监督。
笔者却以为，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有报道说，国务院选择了6家中央企业作为首批试点单位，推出7个高管岗位，在全球范围内招聘高级管理人员。而广州则已先行一步，30家大型国企的49个高级职位面向全国招聘。
设身处地为那些有资格、有条件、有愿望参加应聘的企业家们想想：对于个人收入需接受群众监督、与本企业职工收入差距多少倍也需受国资委限制的做法，以及由此形成的这种社会共识，他们能理解、接受并习惯吗？
官员的收入无疑应该“透明”。而且包括坐什么车、住什么房、家庭财产、社会交往、8小时以外活动，甚至亲属子女是否从事与其职位权力有关的职业和活动等等，都必须全方位地接受群众监督和新闻监督。道理很浅显：因为他们的权力是群众赋予的，他们的收入以及消费，是全体纳税人供养的。百姓当然有资格、有权利“盯”着他们甚至罢免他们。
但职业经理人则不同。无论被看成“保姆”也好、“管家”也罢，他们是“老板”或董事会雇用来的，应由雇他们的人“盯”着。
从最基本的“人性”出发，包括国企老总在内的经理人，在价值取向上与资产所有者往往是矛盾的：所有者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防范风险，而经理人的目标则是个人职业收益最大化。二者在目标上达成一致的惟一途径是，所有者对经理人有效的选择、激励与制约。
作为国资委，理应有最大限度调动国企老总聪明才智、创造性和敬业精神的“秘方”，至于年薪给多少，依据的应是市场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评价。至于经理人与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以及职工心理平衡问题，也应毫无疑问地服从于资产的保值、增值。
如此看重国企老总与企业职工收入的差距，无疑与旧经济体制、旧企业管理方式的观念沉淀有关。旧体制下，厂长经理不可能建立一切对所有者或董事会负责的概念，而主要关注的是干群关系，包括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不搞特殊化等等。
可以稍显“冷漠”地说：国企老总无法对职工收入的合理性、合适性负完全之责。他的主要任务是，管理、经营好企业。
至于职工收入，一是有法律管着，二是国资委作为所有者，也必须会从调动职工积极性、实现国企持续发展出发，认真考虑职工收入的问题。更何况，国有资产应有它比私人资本更“高尚”的价值目标，国资所有者不可能像惟利是图的资本家那样千方百计克扣工人。
国资委以及公众之所以如此在乎国企老总与职工收入的差距，之所以如此强调国企老总收入公开的问题，与眼下国企老总的政府任命制有着直接联系。这不仅导致了角色定位的尴尬、价值取向的含混，也容易诱发攀比和心理不平衡。而且，这种界限不清，制约了国企老总的最佳选择，甚至酝酿了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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