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制度性问题分析

　　内容提要：1.中国农村消费总量的增长率按任何标准看，都是极高的，但从目前我国的城乡人口比例以及农村经济成长的可能性看，农村消费市场在总量上的扩大是完全有可能的。2.农民储蓄率较高，与我国社会缺乏降低农民社会经济活动风险的制度这一状况有关。3.消费结构方面的特点与问题也与社会制度状况有关。4.为了使农村出现健康发展的消费市场，今后制度调整具体的目标是：(1)通过提高制度的激励功能，解决农民收入平稳增长问题；(2)通过制度调整降低农村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3)通过市场的 自由化和健全市场规则，在制度上降低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

　　一、引论

　　关于我国农民消费行为的研究，我们已经作过一些计量经济分析，这些分析说明了不少问题。但农民消费行为以及与此有关的农村市场开拓问题的某些制度性因素，还不容易用经济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处理；一些计量经济分析的结果，也需要非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给予解释。本文拟就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一些制度性问题展开一些讨论。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文献中，极少见到专门的关于农村消费问题的研究；而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竟也见不到这一类文献。一些国际组织也很少就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消费市场展开调查研究。发展经济学重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问题，因此也重视相应的储蓄问题，当然涉及到消费问题，但还不至于把扩大农村消费问题当作一个专门的题目来研究。这种现象当然不是偶然的。在发达国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城市居民的农村消费问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问题不是储蓄太多，而是储蓄太少。因此，关于农村市场的开拓，似乎只对中国特殊意义。 但是，中国的农村市场问题具有综合性，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了下述三个具体问题：1.消费总量增长问题。 2.消费与储蓄的比例问题。3.消费结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分别讨论这三方面的问题。

　　在我们进入正题前，需要说明制度分析的意义。把影响消费(包括上述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的因素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消费者的心理偏好、消费者拥有的财富存量、消费者的人力资本状况以及消费者的家庭状况。如果不考虑价格和收入情况，消费者的心理偏好大体上是相同的。但消费者的财富存量、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家庭状况很不相同，它们影响消费者的收入，也影响消费者对未来消费的安排。各种消费函数理论大体上是研究这些问题的。第二类是政府的短期经济政策。政府的利率政策、财政政策乃至其他一些垄断性的经济管制政策，不仅会影响到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到消费者各种行为的机会成本，从而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外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会影响一国居民的消费状况。除过这两类因素之外，其余的社会性因素构成影响消费的第三类因素，即制度性因素。

　　制度是为约束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原则。(诺斯，1981)组织的行为可以分解为个人的行为。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制度。一是所有权制度。要区分法律上的所有权和实际的所有权。例如，我们的集体所有权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较松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一种乡村权势阶层的所有权。二是社会的组织和结构。这主要是指社会的权威结构关系。三是市场活动规则等公共领域的通则。任何一国这三方面的制度都有其历史内容，这种内容一般表现为所谓文化传统。这三方面的制度当然是相互关联的，甚至如果广义地解释所有权，后两种具体制度都可以是所有权的体现。但把制度分为这样三个方面，会更有利于展开我们的讨论。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这几年提出开拓农村市场问题，其大背景是整个消费市场疲软而致使国民经济增长乏力。对于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也值得讨论。第一，关于我国市场疲软问题到底是宏观政策问题，还是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我们认为，当前的市场问题无疑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但主要是一个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当前的问题不是一个收入和消费的绝对量问题，而是一个消费与储蓄的比例问题，而这个比例问题是由经济体制乃至政治环境等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决定的。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所以政府不停地降低存款利率，而居民储蓄却不停地增加。第二，对低物价怎么看？从根本上说，物价下跌并不可怕；物价下跌正有利于市场竞争规律发挥作用，淘汰掉那些管理不善的企业。一些部门热衷于控制物价，是不可取的。在美国经济史上，低物价时期对应的正是经济总量和经济效率快速增长时期。目前，政府对物价下跌的担忧说到底是出于对国有企业状况的担忧，进一步说是出于对财政收入的担忧。我们以为，与其在物价上做文章，还不如在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上做文章；更进一步应该在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上做文章，形成充分尊重私人财产权、降低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宪法秩序。惟其如此，国人才会踏踏实实地消费，经济才会有良性循环。

　　二、消费总量增长问题

　　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问题：中国农村是否存在一个消费总量增速减缓的问题？换句话说，农村消费总量问题是一个真问题，还是假问题？

　　中国农村消费总量的增长率按任何标准看，都是极高的。1978年至1997年，中国乡村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以18%的速度增长；1997年比1996年仍增长近10%(根据课题组其他分报告的有关数据推算。后文凡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出自课题组的分报告)。有这样一个消费总量增长速度，似乎可以说我们并不存在一个扩大农村消费市场问题。但如果我们把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的变化趋势作一比较，便可以认定农村消费市场扩大不是一个假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消费总量变动大体上表现为两个阶段。1978年至1985年，农村地区在中国消费市场中的地位和份额显著上升。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农村地区所占的份额从41%上升到53%，提高了十多个百分点。1985年到1997年，农村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开始下降，从1985年的53%下降到1997年的43%。造成上述变化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农村消费比重的正常下降，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我国人口的城市化比率一直在稳步提高，由1978年的18%提高到1997年30%左右。农村人口相对比重下降，导致农村地区的消费占社会总消费的比重下降。二是由于交通事业的发达，一部分农民到城市去购买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据估计，食品的1/3，服装的1/2，70%以上的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要到县城、地级市或省城购买。三是一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城市消费。这部分消费近年来平均每年达到1000亿元左右。(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历年)

　　另一方面，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所导致的农村消费比重下降。从1978年至今二十年，农民收入增长渐趋缓慢。1978年至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6.58%，相应地，在这个阶段农民消费增加额占我国居民消费增加总额的65%，7年内农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近1倍，年均增长约10%。这意味着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在缩小。1985年至199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则降为4.11%，相应地，这一阶段农村居民消费增加额仅占全社会消费增加额的46%，10年内消费总额提高64%，年均增长5.1%；而同期城市人均消费水平则提高了1倍以上。这意味着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重新开始拉大。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增长幅度较大，增幅达9%；但到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仅增加4.6%，增幅明显回落。(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农村消费总量增长速度下降，一定与农民人均收入增速减缓有关。从根本上说，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调控农民收入增长，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调控农村消费总量的增长。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问题是一个真问题。但是从长远看，农村消费市场不会无限地扩大；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消费总量占全社会消费总量的比重一定会逐步降低。但是，从目前我国的城乡人口比例以及农村经济成长的可能性看，农村消费市场在总量上的扩大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这一表述，要好于“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这一表述。有了这一番交待，希望的下面的一些分析用语不致引起歧义。

　　因为消费与储蓄的比率在一定时期有相对稳定性，或者即使发生变化，其范围也是确定的，所以，从长期来看消费总量增长是由收入决定的。或者更明确地说，消费总量增长问题就是一个收入的增长问题。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消费函数理论，都会把收入列为决定消费的首要变量。在近期关于扩大农村市场的讨论中，人们几乎没有例外地把农民收入的增长当作解决问题的首要措施。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人们又不外乎讲减轻农民负担、扩大非农产业就业门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措施，这些东西几乎要成了老生常谈。其实，这些措施本身就意味着增加农民收入，而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真正落实这些措施。农民收入问题固然是一个综合性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但最根本的是一个制度或体制问题。

　　中国农业没有完成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认识中国农村问题必须以这样一个对历史发展的基本判断为基础。转变是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的技术性质的转变，二是制度的转变。从当期的状况看，制度转变滞后是突出矛盾，并制约着生产的技术性质的转变。我们试图用新兴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 Economics)的理论对这里的问题作出一种解释。

　　农民收入当然最终归结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问题(在分配比率不变的情况下)，但只有获得专业化分工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有了分工，农民才可能通过学习而转变为具有现代专业知识的农民。分工与市场当然有一种相互促动的关系，但一个基本规则健全的市场始终是分工扩大的制度前提。(杨小凯，1998)观察中国农村经济，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太高，由此形成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巨大障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也制约了农民消费总量的扩大。农民的市场进入成本巨大的原因或表现主要是：

　　1.外部的技术性成本。主要是农村的基础设施极端落后，使农民进入市场的交通、通信成本极高。长期以来，国家是投资的主动控制者，并使投资向城市和工业倾斜，使农村公共物品供应严重不足，基础设施极端落后，使农民在公共物品的享有方面事实上处于受歧视的地位。

　　2.农民受教育程度低造成的巨大的学习成本。这是一种内在技术性成本。接受市场活动的专业技术知识，需要基本的文化教育知识，但农民在这方面是很落后的。

　　3.劳动力市场不统一。主要是陈腐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不统一。农民由落后地区到发达乡村地区务工后，一般不能享有与当地农民同样的权利；将户籍迁入城镇的权利更是受到很大限制。前者限制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后者限制农民消费模式的改变，总体上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

　　4.土地要素市场事实上不存在。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不能保障，更遑论有什么所有权。此项制度缺陷造成土地要素不能合理配置，浪费极为惊人。

　　5.资本市场由政府高度垄断，增大了农民进入资本市场的困难。据调查，从政府银行能够以政府规定利率借出款项的农民多是富裕的、与权势人物有关系的农民，一般农民往往从高利贷市场上借入货币。

　　6.产品市场存在高度政府垄断，农民不能享有公平的交易条件。主要由于物品的属性，农产品(资讯 行情 论坛)与工业品的交易本来具有“价格剪刀差”，使农民吃亏。更由于政府部门在粮食、化肥、种子、电能和通讯等商品与服务上的垄断，使农民难以在这些市场上建立良好的经济预期。交易环节上的坑农害农事件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把农民的不合理税负追加到交易环节上，大大增加了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甚至使农民根本无法进入市场。高的离谱的电价，提前预收农林特产税和屠宰税等等，在农村非常普遍。

　　7.高额税费造成的市场壁垒。税费征到一定程度，市场活动就会停止。借助政府的组织力量乃至暴力手段，一些地方的税费使农民不能承受，降低了农民进入市场的能力。

　　8.权利不平等造成的市场交易能力弱小。农民分散、缺乏组织性，因此作为社会压力集团是微不足道的，而与农民交易的一切其他社会集团，其社会影响力和组织程度都高于农民。因此农民在交易中，其谈判地位是相对弱小的。

　　我们一方面讲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另一方面并没有下大力气消除各种各样的市场壁垒；农村经济中的市场壁垒尤其坚固。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太高，是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在上述几种成本类型中，由制度缺陷造成的成本是最为重要的，解决问题必须从这里入手。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是农村消费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

　　三、消费与储蓄的比例问题

　　在收入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消费量的大小取决于储蓄与消费的比例，这个比例的大小当然会受到物价和实际利率变动的影响，但归根到底与一个社会的制度状况密切相关。

　　规避风险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心理倾向，并对人的消费活动有重要影响。著名“心理分析学派”学者C.G.荣格(C. G. jung)在1933年的著作中说：“根据我们理性的假定，凡事都有它的自然规律与可以觉察出来的原因。对此我们深信不疑。象这样的因果律就是我们人的最神圣的信条之一。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不允许任何无形的，专断的和所谓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喜好秩序井然的人难免会厌恶偶然事件的发生。偶发事件经常会打破常规，使预料的事情失去常态，因而让人有无所适从之感。我们对无形力和偶发事件都感到厌恶……由于这些都违法理性原则，所以自然会被唾弃”。引这段话的目的是想说明，人和人类社会有厌恶冲突、寻求秩序的心理倾向。对消费问题有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迪顿(Deadon)说：不喜欢冒险的人要想避免风险，就要付出代价，他们会想法随时间的推移而平滑地消费。需要很大的刺激才能让他们改变其消费偏好和储蓄轮廓”。。这个论点对我们认识中国农民的消费是有启示的。中国农民是我国抵御风险能力最低的一个群体，这决定了他们轻易不会改变消费行为。

　　对经济发展所进行的长时段研究发现，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越大，居民就越是倾向于多储蓄，换句话说，居民之所以进行储蓄，不过是为了降低以后生活的风险。一个社会中那些降低人们生活风险的保障制度越是健全，人们就越敢于消费。只有在社会保障制度十分发达的国家，寅吃卯粮式的消费才会普遍化。我们国家的各大银行眼下正在搞消费信贷，而敢于借贷的大多是那些在未来不愁吃、不愁穿的富人。不用说，我们国家落后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导致居民高储蓄的根本原因。

　　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如黑人家庭)的储蓄水平高于高收入家庭，这个论点对于理解我国农民的消费特点很有帮助(我国农民有实物储蓄倾向)。美国学者(Koskela,E. and Viren ,M.1982)在80年代还发现，储蓄对通货膨胀的反应是正的，至少对不能预测的通货膨胀是这样。按照这个观点，在一定范围里，降低利息率不一定能够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连续七次降低利息率，但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很小。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制度模式决定农民的消费模式。中国多数农民家庭生活在平时是节俭的，但平时的节俭和储蓄是为了未来某一时刻的奢侈消费；农民在盖房时有强烈的攀比心理，住房面积指标(乃至房屋高度)严重超前；婚丧嫁娶也是农民大摆筵席时机，一次筵席可耗尽数年的积蓄。这些类型的消费大多没有市场经济循环，与市场景气不相关。美国学者米格代尔的研究揭破了农民这种消费行为的秘密。原来，传统社会的农民的奢侈性消费不过是为了实现平均主义生活目标，而平均主义的意义在于降低农民受外部社会压迫掠夺的风险。米格代尔(J. S. Migdal)说，农民在进入市场时总是感受到巨大的风险，风险主要来自官员腐败、市场结构不完善和各种各样的经济垄断。我国农村市场交易规则不健全，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村市场中的不法商人打击不力，农民诉讼成本相对高昂，农村信用关系落后，都大大加强了农民市场活动的风险，使农民购买商品畏首畏尾，严重影响农村市场的扩大。到农村了解发现，农民的忧虑太多了，城市居民担忧的，农民都担忧；城市居民不担忧的，农民也担忧，如社会安全，婚丧嫁娶，税费罚款等，对农民都是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对于如此生存方式下的农民，要他少储蓄，多消费，实在是一厢情愿。本来我们可以利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务工经商的5、6千万农民以及1亿以上由他们赡养的家庭人口摆脱农村消费方式，按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进行消费，但我们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把农民拴在了农村，农民只能按传统方式消费，产生了一种生产和消费之间在制度上的断裂。

　　从长期历史来看，我国消费生活的一个特征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节俭，而社区和群体的奢侈；或者平时生活的节俭，而礼仪性消费的奢侈。我国历史上的王权或皇权至高无上，私人财产权得不到保障，等级关系不稳定，形容人一生命运之乖蹇有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这与欧洲社会很不相同。(参阅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95-96页)有这种制度性构造，个人的节俭与群体的奢侈，就可以理解了：两个极端是一个目的，都不过是为了降低自己的社会生活风险。特别是那种群体消费的奢侈，不过是要处理好人际关系，求得一种未来的安全。

　　当然按照我们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尚不能笼统地说我国农民都出于避免风险的原因而在不停地扩大储蓄。如果把农民家庭年收入分为3000元以下、3000-5000元和5000元以上三个类型，可见到第一等级和第三等级的农户都有较强的储蓄和投资倾向，而第二等级的农户则具有较弱的储蓄或投资倾向(参见其他章节有关内容)。显然，不能把第一类农户与第三类农户混为一谈。第一类农户的储蓄倾向高是出于规避风险，第三类农户则因为抗风险的能力较强，收入水平较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则主要是为了投资。另据调查，一些十分贫穷的农户，1998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我们认为这也完全是有可能的。1998年农户收入水平增速很小，在不少地方，收入水平绝对下降，一部分农户依靠借债度日是不奇怪的。

　　农民为了降低风险，还有一种极为低效的“储蓄”方式，即储备粮食。中国农民大量储备谷物，是一种降低生活风险的办法。中国农户大约储存3-4亿吨谷物，其成本是每年损耗相当于谷物价值的15-20%。如果农民为防范通货膨胀动机而储存2.5亿吨谷物，每吨谷物以1000元计，则全国的总成本大约是375-500亿元；或者换言之，农民在储存谷物上占用了2500亿元的资本。当然，农民这种以高昂的代价来储存谷物的行为，决不是非理性的。谷物是抗御通货膨胀风险的较好的储备对象，通常，在通货膨胀时期，粮食的价格也跟着上涨(D.Gale.Johnson，1995)。农民在这方面的损失以及资本占用，当然会影响到消费和储蓄的比例。

　　以上所讲的内容的中心意义在于强调理解中国农民必须注意风险防范的问题，解决问题也要从选择降低风险的制度安排入手。

　　四、消费结构问题

　　中国农村的消费结构当然与城市的消费结构有所不同，但其特殊性一定有其合理性，问题是我们如何对这种合理性作出解释。斯蒂格勒、贝克尔(G.J. Stiglerand G.S. Becker)和舒尔茨(T. W. Schults)等几位经济学家的研究认为，个人的偏好在不同人群之间没有重大差别，爱好差别可以简化为费用的差别。人们关于消费的“偏好和动机在多种不同社会都基本是相同的”。我们认为这一论点对于判断我国农民的长期消费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我们所做的计量分析以及其他方面的相关资料，我国农民的消费结构大体上有如下特点：

　　1.我国农民消费总体上具有温饱型特征。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目前为55.05%，比城市居民的同一指数高出8.4个百分点。据我们对农村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我国不同收入等级的农民，对于食品、居住的消费，都始终予以较多的重视；人均纯收入3000元以上的农民，对文教娱乐的消费和家庭设备的消费开始给予较多的重视。

　　2.自给性消费仍占较大比重。目前，中国农民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是实物收入，因此产生了自给性消费，总量的30%和食物的近50%属于自给性消费。

　　3.不同地区农民的消费结构差异较大。我国城市居民在普通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方面较为雷同，差异主要表现在对服务的消费方面。但不同地区的农民由于收入差距较大以及基础设施水平有差异，使得消费结构存在重大差异。例如，据抽样调查，1997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彩电拥有量之比为1：1.5，摩托车拥有量之比为1：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差距近年仍在不断拉大。

　　4.以简单消费为主，“不可分性消费”水平低。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许多消费项目具有“不可分”的特点，例如高档家用电器的消费，不仅需要电器本身，还需要电力或供排水设施，需要服务(如广播电视转播等)，需要正常的社区生活规则(如电费、电话费、养路费的收取等等)，更需要农民一定的文化水平。这些条件只要缺少一项，就会制约消费的实现。大部分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属于“不可分性消费”。在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实现“不可分性消费”由于各种条件不充分而多有制约，农民不得不囿于常规性的简单消费。农民近年的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量在逐步增加，但不少农民家庭购买了耐用消费品满足的是“精神消费”，是为了给人看，例如有农民买了冰箱以后并不开通使用，是因为使用的成本很高。

　　5.据农业部的调查资料，近年农民生活消费中，教育与卫生的支出增长较快。

　　6.相对于对土地的投资，中国农民在住房方面的支出较高。由于许多原因，农民对住房的投资与城市人对住房的投资不好作比较分析，可以比较的是农民的住房投资与生产投资，而现在的情况是农民对住房的投资超过了对土地的投资。据文贯中1989年的研究，中国农民在住房上的投资是生产投资的2-11倍。(转引自D.Gale.Johnson，1995)这种情形至今没有改变。1996年农村个人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283亿元，而同年竣工房屋投资2251亿元，后者是前者的8倍。(《中国统计年鉴》1997卷)

　　上述消费结构上的特征的形成，仍然与农村制度状况密切相关。

　　1.土地制度的弊端使农民采取成本较高的风险规避方式。前文所述农民大量储存谷物，就是一种高成本的风险规避方式。因为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农民为了稳定地占有一块土地，办法是获取宅基地，盖房，所以建房始终是一个农民投资的一个热点。

　　2.要素市场的政府垄断扭曲了农村消费结构。按照我们的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应该比目前的水平高。换句话说，我国城市有能力容纳比现在多的人口(从户籍方面统计)。但由于陈腐的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民在城里挣钱农村花，不敢奢望在城市有自己的住房和户籍，抑制了城市的住房需求，而刺激了农村的住房需求。农村信贷供应的政府垄断也是弊多利少。事实证明，贫穷农民的还贷率最高，但政府金融机构很难给他们提供贷款，致使他们求助于高利贷市场，加重了他们的利息支出，促进了农村的两极分化。在两极分化的状态下，不会有繁荣健康的农村消费市场。

　　3.乡村社会结构与政府体制的缺陷对乡村消费结构有消极影响。我国乡村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乡村两大社会集团的权利不均衡。一方面，普通农民的社会联系松散，组织程度低，生活水平较低；另一方面，包括农村率先富裕起来的少部分人和乡村主要干部在内的乡村权势阶层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实际上控制着普通农民赖以生产和生活的主要资源。毋庸置疑，在这两大社会集团的关系中，普通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由于目前事实上不存在一种强大的力量来合理调节这种关系，使得乡村权势阶层的力量得不到节制，产生诸如政府机构膨胀，农民负担加重这样的老大难问题。这种制度状况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是：

　　第一，少部分农村人口利用公款进行的奢靡消费。在农村考察可以看到，农村的公共服务业总体上很落后，但饭店、歌厅很红火。这种“产业结构”是由畸形的消费结构支撑起来的。据报道，从1996年底开始，安徽省合肥市成立清理农村财务办公室，决定对2000多个行政村的财务进行清理。清理的结果令人震惊：挖出贪污挪用公款的乡村干部1000余人，涉及金额达32亿多元。长丰县孔店乡头郢村年均招待费近6万元，其中98%是白条，从白条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多是村干部自己招待自己，或招待自己的家属(黄勇，1997)。

　　第二，乡村权势阶层直接在消费环节上剥夺普通农民，使普通农民的消费结构的产生“畸变”。在农村，任何一种物品或服务的供应只要由政府垄断，必然出现高价，而高价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乡村干部利用权力实行价外加价。电价高，教育收费高，卫生收费高，使农民在这些消费领域要么当冤大头，要么干脆退出消费。在一些地方调查中竟然发现所有村干部及其直系亲属均不交电费而把应交电费分摊到普通农民头上的事情。我们在统计分析中发现的教育卫生支出增长较快，实际上反映了消费结构方面的问题。近年来，随着通讯产业的迅速发展，电话开始进入普通农户，话费高又成为突出问题。概言之，政府垄断行为最容易被乡村权势阶层用来在消费环节上剥夺普通农民。

　　第三，农村公共消费极端落后。我们无法从统计资料上看到这种情形，但只要去农村进行实际考察，就可以看到大部分乡村村容凌乱、环境恶劣、道路破败等一幕幕公共生活领域的落后景象。对社会发展的研究证明，形成一个良好的公共物品供需衔接机制，需要一种成熟的社会合作机制与运行良好的权威结构。显然，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制度建设，远远没有达到能够满足农村社会对公共物品的基本需求的水平。乡村干部没有向农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激励，却有强烈的兴办盈利性企业的冲动；而普通农民对乡村干部提供公共物品的诚意缺乏信任，大多不愿意缴纳税费。就这样，农村公共物品的供应得不到稳定规范的财政支持，没有了健康发展的基础。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社会保障事业和社会安全体系都属于公共物品消费领域，因为同样的理由，这些消费的重要方面都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五、政策分析

　　(一)政策分析的认识基础

　　农村消费市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消费的总量增长问题、储蓄与消费的比例问题，以及消费的结构问题，都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关；特别因为消费涉及到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而收入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面对这个复杂的对象，我们仍不妨用理论的“奥卡姆剃刀”来解剖这个对象。

　　我们通过对农村问题的长期研究，形成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中国农村社会转变的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为中国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问题；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越高，农村社会经济的转变就越困难，反之，则越顺利。这一认识与我们前述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罗列农民进入市场的多种成本因素，这些成本因素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制度性的，另一是物质性或技术性的。一般而论，降低制度性成本要靠改革，而降低技术性成本要靠发展。但这二者是联系的，如果不改革，发展就会停滞；而在改革的同时没有合适的发展战略，改革也就不会有宽松的条件。但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制度变革滞后是主要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这里将主要分析制度变革问题。

　　(二)制度调整的目标

　　我们在这里讲制度变革当然是为了解决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目标。围绕这个根本目标，具体的制度调整目标是：1.通过提高制度的激励功能，解决农民收入平稳增长问题；2.通过制度调整降低农村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3.通过市场的自由化和健全市场规则，在制度上降低农民进入的成本。如果这三方面的目标可以达到，农村消费市场必然会稳步发展。

　　(三)制度变革的主要内容

　　实现上述制度调整目标，可以和应该做的工作很多，但最为关键的是下述三个方面：

　　1.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现行土地制度能够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当前的农村土地问题有两大难点，一是承包权不能真正稳定，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市场发展不起来。二是一部分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已经出现，有可能愈演愈烈。解决前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已经不能依靠乡村干部执行中央政府政策的自觉性，中央政府必须推行更强有力的措施。我们建议在短期内宣布农村土地使用权永久不变，用当年土改的精神落实这项政策。解决第二个问题需要采取某种技术性的政策，这里暂且存而不论。 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永久化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美国学者约翰逊(D.Gale.Johnson)曾有过极为精彩的论述，他认为，这种措施不仅可以产生生产激励作用，还可以产生社会保障作用，减缓乡村社会的冲突，实现农村产业的合理布局。

　　2.坚决打破农村竞争性产业的政府垄断、部门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壁垒，推动农村经济的自由化，减缓乃至消除产品和要素交易环节上对农民的剥夺，降低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粮食、棉花(资讯 论坛)和所有农用生产资料的贸易，都可以完全放开，不论东南西北，不论公家私人，既没有地区封锁，也没有制度屏障，创造一个大一统的农村市场。特别要帮助农村私人商业的发展，依靠私商的力量把农民拉进市场。

　　在要素市场上，一要解决户籍制度问题，二要解决农村资本市场问题。我们认为，解决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关键是见识与决心问题。农村资本市场问题要依从全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进程。我们认为，中国必须发展私人商业银行，当城市的私人商业银行发展成熟起来以后，他们会把业务扩展到农村去。当然这项改革不能操之过急。

　　3.要在思想上和制度上解决乡村公共领域的各种问题，使农民拥有一个秩序化的、健康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要通过制度约束地方政府不要再搞什么“政绩”工程，并坚决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来，把公共部门的事情办好。国家和集体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农民以较低的成本进入市场，通过立法和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健全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集体应该更多地在市场服务、技术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帮助农户提高市场活动的能力。国家必须帮助农户乃至集体解决他们需要解决而又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维持大体稳定的农产品价格，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推广农业科技知识，提供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规范和稳定税费征收制度，建立和维护农业风险防范体系，等等，都是政府应着力解决好的问题。

　　为了解决乡村公共物品供应问题，必须改革和完善农村政治体制和财政体制，从根子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要真正落实乡村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村民议事和村务公开，从政治上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以增强农民制约和监督乡村干部的能力。可以考虑用“税费合一”的措施，改革农村财政体制。一些同志建议适当提高农业税税率，开征农村公用事业建设税，以取代农村各项收费，应鼓励进行试验。在实行这些改革的同时，要纠正目前农村机构设置和人员任用中的错误做法，下决心精简机构，减少冗员，杜绝各种不合理开支。

　　参考文献

　　M.W.里德，1987，《芝加哥学派》，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T.W.舒尔茨，1964，《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6页。

　　[美]石洪齐、让.密特海默、托马斯.沃，《转型经济中的食品总需求分析--中国家庭支出调查资料的应用》，农村社会经济学刊，1996，4。

　　J.米格代尔，1974，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次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荣格，1933，《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198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123-124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95-96页

　　D.C.诺斯，1981，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D.Gale.Johnson，1995，中国农村的产权，载汪熙、段志煌主编《市场经济与中国农业：问题与前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杨小凯，1997，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徐德徽等，《我国贫困地区的食品消费与营养状况》，中国农村观察，1997，4。

　　步德迎，《如何正确评价农村消费水平》，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7，51期。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农户经济行为及劳动时间利用调查资料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农户经济行为调查资料集》，中国物价出版社1994年版。

　　庾德昌等，《农户经济行为量化分析》，中国农村观察，1996，1。

　　彭丽荃，《本世纪末农民生活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中国农村观察，1996，5。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点观察办公室，《农村文化消费：现状特征及计量分析》，中国农村观察，1997，2。

　　马成文，《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1995，5。

　　江华等，《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消费特点及成因》，中国农村观察，，1995，5。

　　殷奇等、张玉英，《我国目前农村消费状况及九十年代农村适度消费问题探讨》，经济科学，1991，6。

　　黄勇：挖出蛀虫，收获什么，《中国青年报》1997，12，9。

　　《中国统计年鉴》，多卷。

　　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历年。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