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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钟加勇中国国有银行对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的仿效搭建不能徒有其表
眼下，又一场银行高层走马换将的大戏正在拉开帷幕。与以往银行高层调整所不同的是，这次人事变动与银行改革为搭建现代商业银行治理结构，董事长与总经理(行长)分设有着直接的关系。
按照银行改革的计划，今年9月和10月，建行和中行两家股份有限公司将挂牌成立。在此之前，两家银行必须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制度。
7月24日，《经济观察报》报道了中信集团副总经理、香港嘉华银行副董事长常振明担任建行行长的消息。此前，7月12日，光大集团副董事长、光大银行行长王川正式调往中信集团，担任副董事长一职。
紧接着，7月28日，又传出海南省副省长李礼辉将调往中行出任副董事长兼党委副书记，继而担任中行行长。
与此同时，原建行行长张恩照和原中行行长肖钢只担任董事长职务。可以预见，随着银行改革的深入，其他银行高层调换也在所难免。
此次国有银行董事长和行长的分设，意味着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进入一个“两权分立”的新阶段。长期以来，国有银行由于出资人是国家，行长与董事长的职责均集于行长一身，工行、农行、建行从来就没有董事长，中行虽然有董事长一职，但是自从1994年以来，从王雪冰到刘明康再到肖钢，中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都是由一人兼任。在这样的治理架构安排下，很容易出现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所称的局面：“经营管理层职能越位，与出资人身份混淆，责任不清，加剧银行经营发展和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中的风险”。
那么，楼继伟所称的局面能否在这一“两权分立”的新阶段得以解决呢？在业内人士看来，此番银行高层的人事变动还是“形式大于内容”，“形似而神不似”。
首先，总经理(行长)不是由董事会选出来的，而是由政府直接行政任命。从已有的媒体报道看，这些银行家们的调动自己似乎并不知情，而只是政府单方面做出安排。《经济观察报》称，常振明的此番调动，经过了最高决策层的讨论，但最近身在国外的常振明对此事的来龙去脉并不知情。《21世纪经济报道》则援引光大银行内部一位员工的话说，此次行长王川调动非常突然，事前没有听到相关传闻，也没有感觉到任何征兆。而突如其来的任命，也改变了海南省副省长李礼辉的日程安排，一位海南省委的人士说，李礼辉本来安排到美国访问，新的任命使他没有动身前往美国，留在了海南。
其次，这次银行家们的调动范围还仅限同属一个行政级别中人。常振明在调任建行行长之前是部级单位中信集团排名第一位的副总经理，原中国光大集团副董事长、中国光大银行行长王川调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之前，他在中信集团的排名仅次于董事长王军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孔丹，是中信集团的第三号人物。而中信集团现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孔丹，则是在2000年从光大集团二把手位置上调往中信集团的。同样，李礼辉在任中行副董事长、行长之前，已经在海南省副省长任上工作两年，而在2002年9月被调往海南省任副省长之前，李礼辉就已经是工行副行长，并在工行整整工作了18年。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认为，这种由政府行政任命的人事调整方式，当然是“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无论是名义上还是事实上，人事调整的结果都会一样，假如一定要走董事会名义上的程序，中行和建行的董事长肖钢和张恩照所主持的董事会，国有股东也占大多数，相信提名李礼辉和常振明董事会也不会有异议。
问题是，“现在总经理(行长)由行政直接任命，而不走董事会的程序，这表明银行连面子上的事都不要了，这恰恰说明银行改革不在于什么公司治理。”对“花钱买机制”的银行改革表示失望的钟伟直言不讳。
与钟伟持同样观点的是香港中信嘉华银行前行长蔡重直博士，蔡所在银行曾按照香港金管局的《指引》搭建治理结构，早在此轮银行改革的前夕，蔡重直就撰文指出，“我们可以把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搬到中国的银行来，我们可以成立董事会，可以聘请独立董事，可以明确董事和董事会的权利和责任，也可以就董事会和银行高层管理的关系做出规定。但是，只要政府不断地从各方面‘治理’银行，只要银行的所有者不实行多元化，从而无法对公司实行有效约束，真正的公司治理就是不可能的。”
分析人士指出，银行治理关键还要由表及里，仅仅是高层的走马换将，或者简单搭建公司治理架构是不够的。要把中国的银行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前路依然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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