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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仍然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庞大而沉默，却拥有着我们在城市中无法想象的能量。在中国改革进入又一个大关口，在我们苦苦寻找改革的新动力之时，请不要傲慢地把眼光从他们的头顶扫过
文/高昱
前些日子，我奶奶过世，我回河南乡下奔丧，短短1个星期时间，却让我这个近两年来一直在大城市和写字楼里舒适地忧国忧民的人，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最底层农民的心理意识有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认识。
首先的一点，我的这些中原大地上普普通通的乡里乡亲，不管文化程度是高是低甚至不管识不识字，都对国家大事有着诸多城市白领无法比拟的关心和了解程度，他们知道宏观调控，知道任长霞，知道高校在接受国家审计署的调查，知道交通厅长和电力公司腐败案，甚至知道湖南嘉禾强制拆迁和大庆油田前些年发生的工人请愿。他们家里已经基本普及了电视，有些人家甚至可以收看到凤凰卫视，他们或许没有那么多城市里的休闲娱乐，也不能通过网络得到更多的信息，却养成了通过电视这种现代化的媒体，了解更多我们这个国家现实与未来命运的习惯。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考。我每次回到曾经就读的省城与过去的师长同学见面，除了叙旧，就是互相问单位效益好坏，或者交流有些什么升官发财办事的路子可走，而这些生活在农村最低层我的知名或不知名的乡里乡亲，见到我之后寒暄几句，就开始问我怎么看中央政府一系列支持“三农”的政策措施，他们一方面认可5年取消农业税给他们带来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头头是道地分析为什么以前农民负担越减越重，为什么本届政府会对“三农”问题如此重视，以及取消农业税政策出台的社会环境与政策动机。他们的分析或许有时可能以偏盖全，但绝不盲从，并喜欢表达自己的看法，尤其是与他们有关的话题，他们用算经济账的方式，常常得出令我吃惊的结论。我把不同经济学家解决“三农”问题的观点讲给他们听，比如农村土地私有化、取消乡镇一级政府、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机制，甚至成立农会、扩大村民自治的“海选”为乡级政府直选，他们都能很快根据现实操作的可能性提出各种赞成、反对或补充的意见。他们或许不会使用或不能恰当地使用权力寻租、制度腐败、不完备法律这些名词，但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地把社会层面和农村基层发生的诸多不公与罪恶，归因为行政权力不受约束、经济利益对权力的俘获、官员向上负责而不向下负责等根本性问题。
直观地感觉，我甚至认为，这些以种植小麦、玉米和养猪为生的农民兄弟，是比城市里的中小企业家、公司白领、大学生更密切关注改革路径和国家发展命运的人群。他们绝不愚昧，更不无知，有掌握自己命运和发言的迫切愿望和知识准备，眼睛雪亮，计算力惊人。至少，他们对诸多问题的判断能力，看待国家问题的视野，参政议政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比我见过的那些美国西部农民要强得多。
很明显，他们是容易满足的。此次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在这个河南农村，一个普通农户家庭的税费负担至少从400元左右减少到100元左右，虽然一袋100斤的尿素价格从50元涨到了90多元，但如果加上粮食价格的上涨，他们还是感到满意，认为至少比几年前绝对收入持续下降要日子好过得多。然而，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逐步取消农业税，是政府出于保证农村稳定的目的而做出的决断，但农村是否稳定，不是一个减税政策能够决定的。
在我的家乡附近，有上蔡和新蔡县肆虐的艾滋病，有平舆县令人发指的连环杀人案，在我的家乡，去年也发生了小学校门口扔方便面和糖果的投毒案，这显然是极端仇恨心理下报复社会的结果。马克斯.舍勒1914年在《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一书中把他所说的“怨恨”，定义为“肇始于不公正处境引来的伤害，因无力反击，而只得强抑情感波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一种自我毒害的心态”，这种心态，是仇恨、嫉妒、阴恶、幸灾乐祸等不良情感的综合，它们并不产生于某一特定、具体的诱因，也不随特定诱因或确定的对象的消失而消失，它是一种更加持久、更加盲目的心态。而这种强烈的怨恨，往往产生于一个“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的社会，产生于看似稳定的停滞社会，产生于一面是人人平等的许诺，一面却“政以贿成、刑以银免、捐税似虎、酷吏如狼”的社会里。
我们看到，真正的“社会怨恨者”极少，但有一个就是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必须不断避免它的点燃。
毋庸讳言，农民仍然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庞大而沉默，却拥有着我们在城市中无法想象的能量。能否真正实现对农村事务的当家作主，对县乡政府和村干部的工作实施监督，农民的各种利益能否有一系列制度的安排得到保障，农民的声音能否在事前参与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制订，才是“三农”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实现稳定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他们可以容忍一时一事的牺牲，我们却不能忽略这个正在默默与时俱进的大多数。在中国改革进入又一个大关口，在我们苦苦寻找改革的新动力之时，请不要傲慢地把眼光从他们的头顶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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