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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天蔚
一向颇具英派绅士风度的郎咸平教授，忽然摇身成了斗士，不但以不那么学术却绝对犀利的方式，将辨析、拆解的矛头，对准了海尔、格林科尔等明星企业，最近索性与格林科尔大张旗鼓地打起了笔墨官司。
公允地说，郎咸平教授对格林科尔的律师函有曲读之嫌，譬如律师函称，将对郎教授“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法律程序”，其意可能是把法律程序作为最具威胁性的手段而予以特别强调，而不是如郎教授所暗示的那样，是在法律程序之外，还有更“狠”的非法手段。
但如果撇开这些并不重要的细节，则郎咸平先生对格林科尔和海尔等明星企业的研究和分析，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郎教授对顾雏军先生的回应，是以维护学术自由的名义进行的。而对于一般公众，学术自由倒是未必重要，但如果有人能把格林科尔、海尔等国有公司或上市公司的事情“说清楚”，则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虽然国有公司或上市公司与公众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些公司的内幕被遮掩得如此神秘，其股权关系被编织得如此莫测，以至于几乎没有哪个股民能掌握足够的信息而对自己的投资回报作出理性的预期。基于同样的理由，也有越来越多的国有公司，不能让人放心地相信国有资产能够在那里安全地保值增值，而不是被直接或变相地流失到个人的口袋。
而郎咸平教授以犀利的目光，辅以熟练的经济学方法，将已经被人为复杂化的现象拆解出清晰的线索，使我们终于能够从无比复杂的现象中间，看出一些其实非常简单的事实。譬如海尔的“曲线MBO”，或格林科尔的以小(资本)博大(国有资产)等等。而且，即使郎教授的分析并不完全准确，或因某些原因而使其与被分析企业之间发生纠纷，但它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有这样一些公司，可以采取这样一些手段，玩着看似与我们无关，其实直接或间接地损害着我们利益的财富游戏。
尤其是在目前这个特别的时期，种种迹象已经显示，新一轮“合法”的，以“转制”为主要形式的国有资产流失高潮已经开始。与以往的国有资产流失方式不同的是，当这一轮“转制”完成之后，连一个“原罪”的概念都不必提出，一批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将毫无声息地悄然产生，而其背后，则是数目可能高达数万亿的资产，完成由“公”到“私”的转移。
因其学术地位、特殊身份和直言无忌的表达方式，郎咸平先生已经成了一支“大喇叭”。但愿这支喇叭的这一轮喊叫，能够引起社会上下的足够重视，而对完全有可能日趋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进行有效的遏止。在改革开放已经近30年，全社会已经为社会变革支付了足够高昂的学费和代价之后，如果再次容忍大规模的、有纲领、有计划的对国有资产的掠夺和瓜分，我们将无法对历史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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