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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已逼近一个临界点，走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欧美国家，走不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拉美国家。
人们通常从经济学角度对“拉美病”进行解释，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拉美国家与欧美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实现了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却是造成了近一半人口的贫困化。闫平义最近撰文指出：中国发展
到现阶段已逼近一个临界点，走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欧美国家，走不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拉美国家。
在临界点前的一段时间，工业效益一般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由于产业内部结构和物流信息的整合，使得产品结构链顺利衔接、供求关系低成本化、技术和工艺逐渐提高，导致了效益增加。表现到微观经济中就是为了追求效率逐渐地剥离人员，导致大量的失业人口产生。而失业率的增加是贫富差距的直接原因，这就是资本内涵式增长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根源。经济的发展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被排挤出了经济发展受益者的行列。
单纯追求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会剥离一部分社会成员在经济发展圈之外，这加剧了资本盈利效率增加与人工报酬减少的发展趋势，这就是经济发展如果脱离了社会责任单纯追求效率，必然造成两极分化的原理。
所以说，两极分化是资本追求效率的一个副产品。沿着这个思路考虑问题，似乎还可以证明效率和两极分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充要关系，反过来应用也管用。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一种讲求效率的方法，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方式也是符合这一原理的。不管是人为的或是自然的限制一部分人加入到经济循环圈的方式，都可以产生效率。自由主义者将经济学局限于经济活动的范围，而忽略了经济发展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拒绝人为理性的干预，任由资本自身趋利的结果就是高效率的两极分化而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
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就是著名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采取的一项政策——“救济”。美国政府从1933年的130亿元政府开支，到二战期间的1030亿元开支的连续政府开支，以工代赈容纳普通劳动者进入经济活动。接着就是“二战”的战时体制，这是美国经济走出失业危机并且成为今天经济强国的直接原因。
欧洲各国跨过这个临界点并没有表现出像罗斯福新政这样明显的形式，但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帮助欧洲各国以渐进的方式跨过了这个关口。例如用法律的方式维护劳工权益、增加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在这个问题面前纯粹的经济学手段往往是无效的，只能用政治性的手段来表达社会公平，所以说，这个问题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
理解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这个临界点，就容易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看看今天中国的失业率与拉美多么相近，看看贫困人口的数量以及收入和拉美国家多么相像。再与美国1929年的经济及社会问题相比有许多地方竟然出奇相近。比如农业收入占GDP的比重及农民人均收入占社会平均收入的比重几乎相等。再比如失业率和道德问题成为社会严重关注的问题。从这些特征上看，这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临界点的信号。这个信号不是人均GDP1000美元,因为美国进入临界点时是人均200美元，拉美国家大概是人均4000美元。如果再有一次大的通货膨胀，将下层人民推进赤贫境况，后果当然会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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