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对待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中出现的政策失误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评价，其实已经是个世界性难题。许多新经济现象的出现都会为宏观调控带来新的挑战。因此，对于调控中出现的政策失误，社会各界也应抱有相应的宽容。

　　文/岳峥

　　宏观调控是痛苦而艰难的，它陷入一种自然的悖论：如果调控不成功甚至经济由此 衰退，推行者自然难脱其疚；如果成功了，它的效果又难以判断—宏观调控是要避免潜在的经济过热，而经济过热既然没有发生，谁也不能计算发生以后到底会为国民经济带来多少损失。在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导向的今日中国，无论宏观经济调控的棒子落在国企、外企还是民企身上，反弹的力度都是日益增大。

　　问题是，是否有相对客观的标准来评判宏观调控的效果，并可以与“如果不这样”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来比较。一种比较流行的支持宏观调控的逻辑是经济过热会带来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的经济后果还是可以度量的。还有一种说法是经济过热带来的对各种经济资源的过度要求无法在本国满足，所以被迫带来大量进口，从而引发外汇机制的崩溃和对他国的依赖，这也可以通过对进口、M2等数据的分析进行研判。但是，由于影响宏观经济的变量越来越多，许多新经济现象的出现都会为宏观调控带来新的挑战，因此，对于调控中出现的政策失误，社会各界也应当抱有相应的宽容。

　　美国以客观标准评判宏观政策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评价，其实已经是个世界性难题。以美国为例，克林顿卸任时递交的精彩的经济答卷给布什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科技股的崩盘、从“安然”开始蔓延的公司丑闻风暴、“9.11”、伊拉克战争和世界贸易纠纷，都令美国国民经济和国民财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那么，这中间究竟多少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又有多少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呢？布什减税和军费开支的政策已然成为笑柄，就连世界经济界奉为神明的格林斯潘也正在为自己最后的荣誉而战。

　　回顾一下历史，几乎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是美国经济空前发展的时段，期间只有80年代中的短期衰退。这一代的人已经不再有“大萧条”和“世界大战”的记忆，人们似乎也已经找到了战胜经济周期的法宝，“滞胀”只在经济学家的字典中存在。“新时代”和“新经济”是这种情形的一种流行解释。更加成熟的经济学家还进一步阐述了资本市场的改革、信息技术革命、冷战的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理念的普及是更加根本的原因。

　　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自然带来更加冲动的基础建设投资、生产能力提高、消费膨胀和住房价格水平的普遍提高。从货币表现来说，低通货膨胀和低利率并存，货币相当坚挺。这些与近年来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没有任何两样。

　　但是好景不长，这种经济过热的景象尽管被掩盖在相当良好的社会资产负债表中(家庭、公司和政府投资都可以用资产负债表来反映占有的资产的增值效应)，却是无法长期维持的。股市崩盘也好，公司丑闻也好，不过是经济扩张无法维持而最终“硬着陆”(附图)的表现而已。反恐和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应该被视为“中立”，因为异常性的政府支出增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向就很难说是正面还是负面。

　　简而言之，判断宏观经济过热从而决定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应当如下：宏观经济持续过热可能会扰乱资本分配机制(无论是美国的以公开资本市场为主的资本分配机制，还是中国的银行信贷控制和股市相结合的机制)，造成资本成本低廉的假相；企业和政府都有进行投资的驱动力，更加剧了对未来经济的美好设想；政府的赤字降低或负债成本降低，鼓励了政府为增加当期就业而进行投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开始降低，也更加大胆地进行负债融资；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机制容易受到资产价格波动的冲击(在中国，这几年资产价格最容易体现在房地产价格上，股市已经长期低迷，其波动对日常经济生活的影响有限)，一旦资产价格回落，缩水的“财富效应”就会带来更多的消费意欲的降低，从而引发衰退。

　　在美国，这种资产价格的回落首先体现在股市上，从2000年底开始，股票指数狂泻不止。权益类资产价值的缩水带来了整个经济负债率的上升，企业的财务健康相当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公司倒闭。不可一世的“安然”和“世界通信”等公司固然有自身的毛病，但是在这样的宏观经济条件下，抵御负面事件影响的能力更加脆弱。

　　所以，在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尽管小布什政府在任期间，美国经济缺乏亮点，美国社会还是相当宽容地看待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受到重大负面打击的工业公司，还是在个人财富、医疗保险和就业收入方面受到打击的普通公民，都仍然保持了对政府宏观经济把握能力的信心。

　　宏观调控需要异常谨慎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经济过热的体现仍然是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的上升和投资的普遍冲动。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资产价格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以上海为例，家庭月收入数千元而住房价值高达数百万元(按照市场价格)的家庭已经相当普遍，这种当期收入与资产价格的剧烈背离得到调整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一旦调整开始，以前“财富效应”带来的消费习惯就会消失，工业界无法得到有效需求而开始收缩和裁员，从而带动进一步的经济调整。尽管应付商业周期应该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所具有的基本素质，但是，这期间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形和企业家信心的全面倒退。这种恶果很可能要数年才能重新理顺。在中国这样一个近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是格外的危险。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需要异常地谨慎。经济分析家们应当从对当期就业的关注，上升到开始注意国民净财富对人们承担风险的感觉和企业家信心的影响。

　　许多新经济现象的出现，都会为宏观调控带来新的挑战。举例来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公司开始涉足房地产，甚至像“联想”、“方正”、“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也开始成立房地产事业部。当宏观经济开始挤压资产价格的水分时，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将迅速恶化—因为资产的价值开始下降，而负债不变。这种会计上的体现很可能会对公司信贷条件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使公司的主营业务受到影响。这样，宏观经济调控即使目标是对准了房地产行业，但事实上也伤害了工业竞争力，甚至最后无法真正推行。

　　另一个例子是当今中国的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严重脱节，即便是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快的年份里，证券市场(包括相应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体系(坏账的迅速膨胀)仍然问题重重，甚至更加糟糕。

　　比较中、美两国的可持续增长因素看，在资本市场改革、信息技术革命、国际政治环境稳定、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理念的更加普及等方面，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些“正确”的经济政策在“过热”后带来负面影响的可能也同样存在。政府政策的失误和评价便更加难以进行，这都将给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经济决策者带来更新的挑战。

　　全球经济界也对2000年以来世界高科技股退潮后经济如何启动和持续进行了反思和探讨。可见，如何理解和应对资产价格与实际国民经济产出的联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挑战也是世界性的新命题，并没有已经成熟的理论指导。因此，在宏观调控中出现的政策失误，社会各界也应当抱有相应的宽容。-

　　(作者为香港正大国际企业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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