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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度重视改革中出现的外部性问题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17日 08:27 中国经济时报

  乔新生

  “外部性”问题是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在我国,由于经济呈现出次序递进发展的态势,所以,外部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没有前途。解决外部性问题,其实就是贯彻中央提出的统筹发展的科学发展思想,积极全面地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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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改革有一个从沿海向内地不断推进的明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外部性问题。首先,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内地培养的人才大多被沿海发达地区使用。这是一种典型的外部性行为。换句话说,内地出资培养人才,可是这些人才并没有为内地创造财富;沿海地区虽然没有投资教育,但却坐享内地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成果。如今,内地一些有技术、有经验的技术工人纷纷到沿海就业,内地有些地方出现了空壳化现象。其次,在物化资源配置上同样出现了外部性问题。内地的一些农业初级产品和原材料被源源不断地吸纳到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企业进行深加工后,出口到海外或者返销回内地。最后,在资金流动上也出现了外部性问题。沿海一些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吸纳内地资金,用于房地产或者金融投资。在这些利润丰厚的行业里,沿海企业赚取大头,而内地一些企业则沦落为小伙伴。

  这种外部性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沿海经济越来越发达,内地经济却越来越缺乏自我改造能力,对沿海地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内地一些省市领导不断进行招商引资活动,其实是通过牺牲本地资源,来提高地区GDP的非常无奈的举动罢了。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这种因经济次序发展而导致的外部性随处可见。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外部性也有所表现,譬如,沿海地区通过低廉的价格获得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造成资源配置上的行政外部性。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沿海地区经济蓬勃发展,对内地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内地政府和企业不得不另辟蹊径,通过一些非常极端的方式发展本地经济。比如,通过极其优惠的税收和土地使用政策吸引外资,然后利用各种方式赶走外商,留下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当地政府和当地司法机关沆瀣一气,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现在,中国的改革模式已经基本成型,任何试图一步到位的改革举措都将会遇到强大的阻力。目前的问题是,我们要意识到这种渐进式改革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改革我们的分配体制,尽量减少外部性所带来的危害。譬如,现在内地一些农民工到沿海地区就业,但是他们无法在当地享受到社会保障福利,他们的子女也无法在当地读书。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能靠某些政府法外施恩,而应该制定严格的法律,强制要求沿海地区政府必须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完善的就学条件。

  可以说,中国改革的外部性问题已经成为引起各种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源所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且拿出可行的解决办法,才能保证我们国家可持续的发展。在我看来,当今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依靠沿海地区拉动,但是,如果能够克服或者减少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外部性问题,才能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决中国渐进式改革中所出现的外部性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公平发展的问题,它还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

  在我看来,目前中央决策部门应当注重抓好以下工作:首先,应制定国家可持续发展纲要,有计划地推进东部与中西部经济的融合。在发展纲要中,应当明确规定在确保东部沿海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下,适当考虑内地经济的发展要素配置问题。比如,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确立新的投资重点,给内地经济发展提供原始推动力。事实上,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振兴东北计划,都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性特征,实现中国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

  其次,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应当严格禁止沿海地区利用新的金融产品套取或者转移内地资金,千方百计从资金方面为内地经济的发展保留“火种”。当前,在金融产品经营过程中,过于向沿海地区倾斜,两大证券交易所都分布在沿海地区,重要的商业银行也有向沿海地区转移重心的趋势。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来看,这些做法无可非议,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大多是从中央获取原始资金,并且从内地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中央有必要强调,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金融机构有义务为内地经济发展提供金融帮助。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央不作出强有力的干预,那么,内地经济的血液会通过这些现代化的金融机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沿海地区。中国内地经济将会凋敝下去。

  第三,当前,中国内地财政大都为“吃饭财政”,当地财政收入主要用来解决公务员工资的发放问题。有些地方官员为了确保当地收入,不惜违反法律,公开采取欺骗的手段获取外商资金。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是,由于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没有严格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产权,所以,这种不法行为往往被当作是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合法博弈的行为。有些地方官员甚至公然声称,既然中央政府不给钱,为什么不能向兄弟省份借钱呢﹖在他们眼里,骗取外商资金和伸手向中央要钱,性质完全一样。如果不改变当前这种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非正常的博弈活动,那么,今后还会出现类似问题。如果内地和沿海地区之间、中央和沿海地区之间、中央和内地之间这种不正常的讨价还价持续存在下去,中国的市场经济将会被彻底扭曲。所以,必须尽快改变我国财政体制,平衡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的财产关系,从根本上杜绝各种非法的博弈行为。

  第四,适当调整国家控制的战略物资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价格,通过立法的方式为内地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当前,内地的许多资源优势已经消耗殆尽,传统的矿山基地和产煤大省缺乏后劲。如果能够跟随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适当调整战略物资和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商品的价格,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发展中的外部性问题。当然,在使用价格这个最有效也是最敏感的调控手段时,应当考虑到市场的反应,应当在不扭曲市场价格的前提下,适当地保护内地的资源。

  第五,中央政府应当制定新的人才政策,鼓励大专院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就业。国家在充分考虑到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下,可以参照建国之后长期沿用的分类工资办法,将工资标准划分为若干类别,适当提高中西部地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级别,为内地经济的发展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当前学术界有一些论调,认为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应该充分借助市场的力量,决策部门不应该过分干预。甚至有人提出,我们不应该制定最低工资法,而应当让市场自由决定工资的高低。在我看来,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整个国家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外部性的时候,如果不及时对工资体制进行必要的干预,那么,必然会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内地经济永远无法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必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引导内地经济的发展。

  第六,在整个社会发展走上良性互动的状态下,可以通过适当发展某些产业,寻找内地经济新的增长点。譬如,在美国内华达州和阿拉斯加地区,为了刺激当地经济的发展,引进了博彩业。我国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了类似于博彩业的政府控制的彩票发行制度。这项制度对促进中国某些领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国内一些自然资源禀赋极其恶劣的地区,可以有限度地引进博彩业,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当然,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必须在广泛征求民众意见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广。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立法机关应当制定公平、公正的特别法,在一定期限内保证各类投资主体利益不受损害。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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