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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中国青年报》发表《扶贫试验绕不出市场困惑———经济学家办的保姆学校为何亏本》一文。该报“经济时评”后来又发了青山先生的评论：《大经济学家缘何“失算”小保姆》。
该保姆学校由茅于轼和汤敏两位经济学家为主兴办，开张两年多投入百万元，如今回报较少。面对记者采访，茅老先生坦诚得很。读两篇文章，前一篇是新闻，立场中立，后
一篇是评论，属一家之言。就个人的读后感，我不太赞同青山先生的“失算”一说。
我不隐瞒自己敬重茅于轼先生。但我敬重他，并未只缘于对其学识的仰慕，而更在于对其人品和学术良心的认同。茅先生等人拿自个儿的钱兴办保姆学校，不以营利为目的，只是出自对中国扶贫模式的又一种试验。即使回报较少，即便以后因资金链断裂而遭致学校办不下去(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情况)，也不可以“失算”简单论之。
几年前，他与汤敏等人做过相似的扶贫试验，叫“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地点在山西省的吕梁地区。到现在，我们也不敢说那项至今仍在坚持的试验是成功的，但重要的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那项试验仍在推行。
于我看来，保姆学校的试验和“小额贷款扶贫”试验一样，首先传达给社会的信息是茅先生等经济学者的社会责任感。老实说，目前的社会情势下，不是每个经济学者都会热心去做的。
我一直认为，书斋里难出真正的经济学。很大程度上，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当下之中国，有学者主动走出书斋，在实践中探寻“扶贫经济学”之真谛，即便结局不理想，也不可轻易以“失算”论之。
迄今为止，中国的扶贫主要集中于“政府扶贫”，也有少量的企业扶贫或国际组织持贫出现于社会。在政府与企业之外，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自掏腰包的扶贫试验，除了茅于轼等极个别人之外，几乎未有所闻。现实中，各种扶贫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学者试验性的扶贫尝试，出现阶段性挫折实属难免。
在我的眼里，茅先生是个现实主义者，更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和志同道合的学者所从事的扶贫试验，充满着改变社会失公(包括机会失公)的理想。这样的理想，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可持续”显得尤为迫切。
另外，我还想说，茅先生面临的困惑，有信息不畅的问题。浙江衢州市是浙江的“西伯利亚”，去年始，当地政府改项目式扶贫为人力资源开发式扶贫，其主要做法是由政府出资组织成规模的保姆培训。如今衢州保姆已经成为长三角保姆市场之品牌，建议先生不妨与衢州方面寻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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