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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彦
资源配置可以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完成。在理想状态下，这种模式能够兼顾效率和公平，只是在操作层面遇到的障碍颇多。相比之下，市场化运作更为有效。计划经济面对的仍是现实世界的有形资源，以这种方式展开对未知世界的科学探索，遇到的争论则更为激烈。当国家拨款25亿元用于生物“大科学”项目时，11名海外华裔生物科学家对这种“计
划科技”模式深感不解。
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的解释，“大科学”是指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重大科学项目。做“大科学”项目是希望举全国之力，在一些科学领域让中国尽早进入国际竞争行列，而实际例证则包括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两弹一星”团队作战的成功。让11名海外科学家感到困惑的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生物医学的所有重大发现几乎都不是在事先预测和计划的科研项目中取得的，通常这些成就是科学家在小实验室中用各自的方式进行创造性研究所获得的。而正在进行的“大科学”项目与这些先例存在显著的路径差异。
不能否认，一种普遍的焦虑感正在中国流行，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志气，我们希望在所有能够展现能力的地方都有中国人骄傲地站在那里，从举国体制支撑的“奥运计划”到遍布全国的制造“大型企业”风潮，到处可以看到这种痕迹。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把进入世界500强作为国有企业既定目标的国家，并为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合并重组，但简单的数量累积并没有带来期待中的质变，不论IT业还是零售业，行政指令下组建的超大型公司目前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是内部整合。“大科学”项目尽可以看作是这种焦虑感在科学领域的延伸，而如果从国计民生、国家安危的战略角度考虑，过去100年中国最令人激动的创新在于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他使一个国家真正有可能养活13亿人口，被费正清评价为“中国的历史因之改变”。相比之下，“两弹一星”的成功是“技术攻关”的成功，而分子生物的研究已经进入“工厂化”阶段，这与科学发现仍然是两回事。但如果在目前的科技经费管理体制下，内向、不善言辞的袁隆平将可能无法取得这一成就，因为他无法提供一个宏大的研究幻象，也无法提供充满诱惑力的“预期社会和经济效益”。尽管这些计划书一样的课题报告只是描述了未来，但在现实中却主宰着研究经费的走向。
科学前景可以推断但无法计划。我们无意贬损科学家的工作，任何向未知领域的探索都伴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苦，并且经常得不到一丝可供炫耀的成果，这是一个不能用结果衡量过程的领域，爱迪生、马可尼只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但我们同样相信环境可以决定道德。因为缺乏赞助者和私人基金的支持，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资金通道狭窄，对国家科研资金的分配不仅取决于科研水准，还取决于职位高低、人际关系，我们无法忽视或明或暗的一些人的存在，他们掌握着一大批学者的职称评定、收入水准、科研经费，他们充当着衣食父母的角色。但科学不能用利润、市值衡量，这会使它的威严难以保存，而许多个人的反抗都失意而归，是道德而不是法律、规章充当着最后的准绳，这让人对科研经费是否合理应用心存疑虑。反对“计划科技”的华裔科学家饶毅认为：“目前，国家中长期规划实际着重点在于具体课题，这是本末倒置。实际上，国家的科学管理体制还有根本性的问题需要改善，一些大型的生物医学计划科研项目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反而阻碍了良性竞争，扼杀了科学家的创造性，也严重妨碍了人才培养。”
霍金说：“不信神的科学家是缺了一只眼的科学家”，而许多中国人认为无神论是科学家必须保持的底线，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并不妨碍中外科学家在科学探索的旅程中保持一致。但笔者有幸结识的几位院士无一例外地卷入本单位的权力斗争而无法专心治学，因为科研资源的分配依附于行政权力。当然，这不能代表所有院士的生存状态，“院士”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荣誉称谓在中国有更实际的含义，意味着更多的科研经费、更好的福利待遇、优先的学术机会以及大批追随者所带来的成就感。这不是一个人的江湖，“大科学”项目立项的过程如同竞标，参选科学家要拿出自己的方案。专家和评委都是同行，而一个项目要想获得通过的关键，不仅在于学术水准，也在于人脉生疏，毕竟承认一个设想比批评未知世界更加容易。重大科学项目一旦通过，在首席科学家制度下，连带受益的将是嫡传弟子、旧部亲朋。
尽管在“大科学”项目中得利的学者强调25亿不是很大的投入，但外人几乎没有办法监督数额巨大的研究经费究竟如何使用，基础科学研究的专业化以及高投入性质使通常意义的专项资金审计无法运行。毕竟，在实验室里，外人无法为一个个装满液体的试管准确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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