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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一清
自银商刷卡之争爆发以来，为了撇清垄断的“嫌疑”，银联提出要比照国外经验。借鉴国际经验，确实是当前国情下的一条捷径，因为中国银联的运作模式本身就是模仿美国VISA、万事达的。历史有着惊人的巧合，中国银行卡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与美国1980年代中后期相近。而且，相同的发展阶段也遭遇了相同的问题。
20年前，VISA因为信用卡的集中定价被起诉，而中国银联的集中定价机制也是在这个发展阶段饱受非议。因此，“银商之争”的爆发对于中国银联来说似乎是“意料之中的意外事件”。
VISA当年的案例当然是有利于银联的。当年法庭在经过详细调查后认为，信用卡集中定价的主要目的不是固定价格，而中国是减少发卡会员的谈判成本，使卡组织的运作更有效率；同时，各发卡会员在这一集中定价模式下并没有获取超额利润。最终，法庭判VISA胜诉。VISA取得诉讼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它使美国各级法院充分认识到了银行卡产业独特的运作机制。
VISA和万事达拥有遍布全球的2万多家发卡会员，在这种情况下，让每一个发卡会员分别与每一个商户通过两两协商来确定刷卡手续费是不现实的。如果一定要用两两协商机制取代集中定价机制，银行卡产业将会因为谈判成本过高而无法达到规模经济。达不到规模经济就意味着成本降不下来，成本降不下来也就意味着较高的刷卡手续费。
美国运通就是一个例子，它就是通过两两协商的方式来确定刷卡手续费的。其结果是：它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仅占8%，远远落后于VISA和万事达；而且运通刷卡手续费的平均水平为2.74%，也明显高于VISA和万事达的2%。
目前，中国银联的成员行数目远不能与VISA比肩，但是让它现有的近百家发卡机构与成千上万的商户两两协商定价，这种做法会增加各银行的交易成本却是显而易见的。
业内人士指出“现在银行卡的投入远大于产出，再在市场定价上耗费成本，那么中国银行卡产业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更别奢望什么规模经济了。中国银联的历史责任就是要扶持发展民族银行卡产业，与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外来金融资本抗衡。”
原来，集中定价是为了借洋人的惯例来抗衡洋人“入侵”中国银行卡市场。因此，在银联看来，“民族企业规模大或唯一性并不一定就是垄断，而是否符合社会公众利益，这才是判断这一问题的标杆。真正要提防的是那些跨国公司利用其在全球市场的垄断优势渗透中国市场，攫取垄断利润，挤压民族企业。”
同样有垄断嫌疑的银行，也有自己的辩解：“刷卡费率是人民银行制订的，属于政府定价，而不是我们制定的所谓的垄断高价。”这里所指的，就是人民银行去年年底签署、今年3月1日实施的126号文件。
126号文件刚披露时市场曾经一片支持之声，而运行不到几个月却又招得各方都不讨好。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整体上降低了的刷卡交易手续费，使得刷卡交易量急升而惹得特约商户开始注意，并计较付出的手续费成本问题；也许是银行比过去而言让渡了太多的收益而心存不快，并且因此和银联之间似乎也蒙上了些许微妙的隔阂。126号文件是银联起草人行批复的，这使得银联与“行政垄断”有了脱不开的干系，成了“银商之争”的众矢之的。
银联似乎也应该反思利用行政手段来解决市场问题的必要性，是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呢？
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在一个产业推广初期，政府行为介入有积极作用；也不能否认，成立银联时，“为了统一各银行的交易平台，节省交易费用”的初衷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银商风波的出现，是不是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现象？
然而，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商户，对于银联“阳春白雪”的理想并不买账，他们更乐于做务实而自利的“下里巴人”，而且，商业领域的市场化步伐远远快于金融领域。于是有了“一个充分竞争市场对一个行政垄断市场的对抗”之说，这种对抗的升级呼唤着政府和央行早日退出“刷卡消费”，试图用中央垄断来平抑行业垄断惹的祸。
答案不得而知。否则就不会有现在的沉默和僵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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