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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一清
相对于计划色彩还依然浓厚的金融领域，零售商业领域应该说已经非常市场化了。那么,商户又能否为自己提供确凿的成本数据来印证刷卡费率的高低呢？答案是肯定的，只是要看怎么个算法。
在银商之争中，部分商户称自己净利润只有1%～2%，而银行方面收取的刷卡交易手续费的扣率就达1%，甚至超过了一些商家的利润。这个说法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也有专家冷静分析指出：将刷卡手续费同利润相比较是有失偏颇的，刷卡手续费应该是总体销售收入中成本栏的减项而非净利润的减项。
据上海某商业企业财务经理介绍，通常情况下，商家的利润构成是这样的：
主要是由销售金额扣除各项成本、费用后产生；在成本费用中，进货成本约占所有成本的40%左右；占据最大比例的是经营费用，包括营业员工资、缴付的房租、水电费等，其比例约为所有成本的50%；还有10%左右的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刷卡手续费就包括在财务费用之中，约占整个财务费用的18%左右(这其中还包括外卡手续费部分)。
由此可见，在该商家的所有成本中，刷卡手续费所占的比重还不到1.8%。这位经理坦白地说，就是水电费等开支在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刷卡手续费。
但为什么部分商户会向实际上并不太高的刷卡手续费发难呢？观念是最重要的因素。银行卡作为一种支付方式，其目前的普及程度还远不如空调、水电。所以，一些商户认为，刷卡成本构成了他们同其他一些只接受现金商户间的成本差异。
反观国外商户，他们普遍接受扣率高达2.5%～3%的信用卡支付方式，究其缘由，信用卡支付的普及已经使商户的观念得到了转变，能够理性地对待这部分费用。在深圳拒卡事件中，沃尔玛、家乐福等外资零售商就没有一家参加其中。
另一方面，在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卡起源于商业信用，是商户为了刺激消费的增长创造出了银行卡的业务需求；但中国正好相反，是银行信用在推动银行卡的发展，银行业承担了绝对的成本，而商户反而处于市场的主动地位。其实,商户也不是看不到刷卡服务可以达到吸引顾客、降低交易风险等好处，只是因为其暂时还处于买方地位而不愿意为此买单。
银商之争中暴露出来的商户方面的问题，也集中在成本核算与管理方面,反映了部分商户只关注于挤压上下游的外部成本，而没有充分挖掘内部运营成本的下降空间。比如零售业。众所周知，零售业的优势在于通过规模经营，降低成本和费用。支撑国际零售巨头相当利润空间的，是其高效的物流配送网络和供应链管理手段。但数据显示：中国零售百强企业的零售商品分销成本为25%～27%，企业流动资金平均周转速度为2.5次，最高不过11次。而美国前16位零售企业的零售商品分销成本为7%～8%，企业流动资金平均周转速度高达20次～25次。分析人士称，只要零售企业能在分销物流成本上降低1%，其效益就会在销售总额的基础上增加1%。目前中国本土零售业的物流配送还刚刚起步，更别说其它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手段。此外，整体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供应链凌乱等因素，也是造成其运营成本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一切似乎再明白不过：与其在小小的1%刷卡费率上摩擦争利，中国的商户们还不如下决心改变过于粗放的经营模式，努力提升自身的盈利水平。
政府不该全无作为
也许银商之争的根源，最终还是要归咎于当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银行卡产业处于初级阶段的不够发达，此时完全用市场准则来要求各方市场主体，难免求全责备。作为这个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力量——政府，又应该为破解当前的银商之争迷局做点什么呢？
有经济学家认为，银商之争，政府不应袖手旁观。政府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独立调查小组，聘请权威的多方专业人士组成，对银行卡手续费率成本收益问题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与分析，拿出一份客观公正的报告，就银行卡手续费率问题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标准，并向社会公示，从而找到一个双方都愿意接受的费率定价标准。
还有人认为，推动银商共同走出艰难的银行卡产业发展瓶颈，最有效果的力量来自于政府。产业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发展方向，推动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国际经验表明，一些新兴国家的银行卡产业之所以能够实现超常规发展，与政府产业政策的导向及其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像韩国的消费税退税政策、阿根廷的政府财政补贴政策等等。这也算政府为其在银行卡发展中的收益所支付的成本吧。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各项承诺的兑现，国际银行卡组织自由进入我国、自由经营人民币银行卡业务的日子已渐行渐近。无论如何，中国的银行卡产业都应该尽快迈过刷卡风波这道坎，继续前行。这需要各自都后退一步，一方面算好自己的成本收益账，一方面以“共赢”为出发点，坐下来平等协商，共同为实现“博弈”的合作均衡状态而努力,银商之争也就能求得多赢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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