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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施国华
从《正义论》看投资者的待遇
社会公正是普遍适用的社会价值。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认为，社会公正应体现为两条“正义原则”：一是平等原则，即每个人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二
是差别原则，即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
《正义论》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对实质平等的强烈关怀。它要求管理者的存在必须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己任，所出台的每一项公共政策都不得有违社会公正之精神。引用到当前的证券市场，就是如果某一政策侵害了全体市场参与者或某部分参与的基本权利，那么这样的政策必然是违背社会公正的坏政策；如果某一政策损害了市场参与者中处于“最不利者”的利益，那么，这样的政策也必然是违背社会公正的坏政策。
然而，纵观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对二级市场投资者，特别是境遇最差的中小投资者的实质关怀却是那么虚弱。
据权威统计，除二级市场投资者之外，市场所有的参与者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在考虑资金购买力损失及投资风险补偿的情况下，从1992年至2003年，投资者亏损高达9000多亿元。一边是经济在高速增长，一边是除二级市场以外市场各方获得巨大的利益，而唯独二级市场投资者总体亏损近万亿。巨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
从单项政策措施看，在为国企脱困、民企筹资、化解银行风险、补充养老金、风险投资退出的潜意识指引下，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样让中小投资者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被称为重大利好的国有股市价减持政策，实际上是有关部门用行政的手段伤害了投资者的利益。高价增发新股也让中小投资者遭到了极大的伤害，不负责任的上市公司在增发政策的安排下掀起了再融资风暴，在投资者愤怒声中，才不得不提高门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现行退市政策也一样让投资者倍感无奈，连续3年亏损的公司就做退市处理，显然只是肤浅地理解规范证券市场，脱离了中国股市本身存在的制度不规范、过渡包装、造假上市比较普遍这一实际，这些问题造成的损失，最终都让无辜的投资者去承担，显然有失公正。
而外资企业在A股市场发行新股更让投资者无法接受。一些投资者提出，十多年来，国企从股民身上获取了大量的现金，民企老板靠股民撑破了钱包，到今天，国际大鳄也向中国股民张开了大口，这样对投资者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外企宁波东睦一上市就准备将融得的现金向老股东进行10派8.5元，如果派现成功，日方睦金属公司一下就可收回85%投资款，这不明摆着是流通股东向外企老板送钱吗？显然流通股东的利益被漠视了。
同样，“九条意见”公布后，所有官员学者都说证券市场的春天来了，损失惨重的投资者也认为可以缓一口气了，并吸引了大批新的投资者入市。然而，欢情未至，悲情先来。几个月后，让人困惑的是，投资者回报仍然不被重视，融资渠道依然没有拓宽，鼓励合规资金入市没有下文，解决股权分置问题、鼓励公众投资的税收政策更是杳无音讯。而投资者最担忧的扩容问题却是被最快捷、最充分的落实了。显然落实“国九条”已蜕变成落实扩容的“国一条”了 。
凡此种种歧视流通股股东、不顾市场发展规律、竭泽而渔的政策安排，最客观地反映了这是一个为融资者服务的市场，而不是一个为投资者服务的市场。也反映了个别部门误读了国务院稳定发展资本市场的九条意见，藐视了科学的发展观，违背了《正义论》的正义原则。
正如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管理者应该把正义的原则贯穿于每一项政策之中，特别是面对不公正的市场，应尽快落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给予中小投资者公正待遇，这是管理者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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