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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已经富起来了吗？没有。部分中国人已经富起来了吗？是的。一正一反两个答案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社会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呈日益扩大之势。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通用指标是基尼系数，此系数越大，贫富差距越大。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0.16，属绝对平均状态；1990年为0.23，比较平均；1998年开始攀高到0.403，已连续多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中国自古便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基尼系数走高，口诛笔伐亦日盛一日。应当承认，对两极分化的担忧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社会财富还太少，如果因为“患不均”而使社会财富总量停滞不前——不管这种增长来自金字塔的底层还是顶层，无论如何都得不偿失。
8月9日，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只有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才能建立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而更激进的观点则认为：不单是人均财富远不充裕的中国缺少完全公平分配的基础，即便在发达国家，过于强调公平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困难。一个例证是，社会保障体系极为完备的部分北欧国家，几乎都陷入了缺乏经济增长动力的苦恼。
社会财富包括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两个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前者的着眼点在于公平，效率较低，而后者最节约也最为高效，是财富增长的原动力所在。
在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中，从贷款收缩到土地政策，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在事实上成了受影响最大的群体。“国进民退”的现象，不断反映到金融和实业层面，一些民营企业被迫退出许多竞争性领域。这无疑偏离了调控的初衷所在，亦不符合社会财富持续增长的规律。
与此同时，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预支了太多的成本：数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上万亿社会保障缺口……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的经济发展有部分是存量转移而非财富增长。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仅有20％系银行自身因素所致，绝大部分皆与国有企业或是各级政府相关。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国有企业拉动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低效增长。
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否认，民营企业的非理性投资，在目前的中国仍然比比皆是，而这意味着社会财富的损失。本该极具理性的私人财富，为何在实际中却表现出如此大的反差？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市场信息的匮乏。国有企业在垄断经济资源的同时，由于它们与政府部门的先天“近亲”关系，也部分垄断了政策性的经济信息。而在市场自发组织的行业协会还不健全、由国有企业主导乃至直接从原有的政府部门转化而来的行业协会(如钢铁协会的前身即是原冶金部)又对民营企业持排斥态度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既未能充分共享市场信息，亦无从及时获得自上而下的政策信号，其投资的盲目性并非难以理解。
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最该做出的努力并不在于压制非理性投资，而应从根本上切断非理性投资的源头，加强政府的服务功能，为市场主体的行为提供更多的决策参考信息，引导民营经济向理性投资发展。因为前一种手段虽然可以暂时堵住非理性投资的冲动，却也同样可能将理性投资一刀切下，给社会财富造成损失。
相比“一刀切”的痛楚，另一种倾向更加危险：部分民企的“非理性”投资和调控之后的退缩，给国企继续垄断与蚕食市场提供了可能与借口。而从长远来看，两者的不同特性——效率与公平的先天差异——决定了这样的转换会损耗社会财富的增长效率，亦令社会公平基础的建立显得愈加艰难而漫长。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社会财富的增长是实现公平的基础，是将它看作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缺少社会财富的公平不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富裕并不一定会带来公平。尤其是，当私人创造财富的过程缺乏公正的制度前提与充分的市场竞争时，一旦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仇富心理的加剧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社会财富的增长亦将无从谈起。
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四川考察工作时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仍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宏观调控下一步怎么走，“有保有压”如何保、如何压，这是全社会都关注的焦点。就下半年经济工作，温家宝提出了加强农业、优化投资结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要求。着眼于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所有制结构、地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经济结构的调整，已是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亦是所有市场主体的一个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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